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约”都不是俭约的意思,更不是指穷困,而是“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约”。“约”作动词是“守一”的意思。孟子曰:“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守约是“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平治天下是“施博”,子贡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有许多条理节目,但修身是大本,是“守一”,能尽其性,自然就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万物皆备于我”是“多”,“反身而诚”是“约”。“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也”,“往者屈也”是“多”,“来者信也”是“约”。“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曾子守约是“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再如,浩然之气“配义与道”是“约”,坤“简则易从”以成物是“约”。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同样,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显然是把“为学日益”与“为道日损”绝对对立起来。而儒家是格物穷理以尽性,把“博学于文”与“约之以礼”自然统一起来,如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孔子对子贡和曾子说自己非“多学而识之者”,而是一以贯之。儒学不仅是道德伦理的说教,以及各种技艺的学习,区分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关键是能否由博返约以成就内在德性。古希腊人也说知识就是美德,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如何能转化为认识主体自身的德性呢?现代人的认识是外向的,往而不返,知识与德性是分裂的。古人的认识是向内的,是逆觉体证,能由博返约,知识即是美德;能以“一”御“多”,美德就是知识。
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如《大学》“心诚求之,虽不中也不远矣,未有学养子然后嫁人也”。君子守约也可能会有过失,所谓“可与立,未可与权”。“一”虽然能御“多”,但“一”也是分层次的,对于心之义理统摄范围之外的领域,也可能犯错误,所以学不可以已,穷理尽性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但君子所犯错误的性质不同,孔子曰“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孟子曰“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罔”是内在的,“欺”是从外面来的,君子守约,以诚敬存心,只可欺不可罔。
儒家不像佛家把话说得那么饱满,而是要留有余地。复圣颜子也只是“不迁怒,不贰过”;孔子自谦:“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对于佛家来说,成佛作祖以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儒家则是“贤希圣,圣希天”,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僧肇大师说:“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到“无所不知”好像就一劳永逸了。而孟子则说:“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禅宗六祖惠能有偈曰:“惠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惠能“不断百思想”比“对境心不起”要逍遥自在,但毕竟不是尽己之性以尽人之性、物之性。孟子则说:“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文王把自己融入到化民成俗的整体事业中,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系辞》所谓“富有之谓大业”;“望道而未之见”即是“日新之谓盛德”,这不正是“菩提日日长”吗?
阳明子说:“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知得。但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的,圣人自能问人…不知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佛家要明心见性,一旦觉悟就全知全能;儒家是穷理尽性,圣人知“只是知个天理”;能“只是能个天理”。“盖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后世格物之学所以为谬也。孔子自谓军旅之事未之学,此亦不是谦言”。“孔子自谓军旅之事未之学”见《论语·卫灵公》篇:“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盖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履其事才能造其理,如孔子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先事后得,非崇德与”?“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