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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约”都不是俭约的意思，更不是指穷困，而是“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约”。“约”作动词是“守一”的意思。孟子曰：“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守约是“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平治天下是“施博”，子贡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有许多条理节目，但修身是大本，是“守一”，能尽其性，自然就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万物皆备于我”是“多”，“反身而诚”是“约”。“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也”，“往者屈也”是“多”，“来者信也”是“约”。“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曾子守约是“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再如，浩然之气“配义与道”是“约”，坤“简则易从”以成物是“约”。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同样，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显然是把“为学日益”与“为道日损”绝对对立起来。而儒家是格物穷理以尽性，把“博学于文”与“约之以礼”自然统一起来，如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孔子对子贡和曾子说自己非“多学而识之者”，而是一以贯之。儒学不仅是道德伦理的说教，以及各种技艺的学习，区分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关键是能否由博返约以成就内在德性。古希腊人也说知识就是美德，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如何能转化为认识主体自身的德性呢？现代人的认识是外向的，往而不返，知识与德性是分裂的。古人的认识是向内的，是逆觉体证，能由博返约，知识即是美德；能以“一”御“多”，美德就是知识。
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如《大学》“心诚求之，虽不中也不远矣，未有学养子然后嫁人也”。君子守约也可能会有过失，所谓“可与立，未可与权”。“一”虽然能御“多”，但“一”也是分层次的，对于心之义理统摄范围之外的领域，也可能犯错误，所以学不可以已，穷理尽性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但君子所犯错误的性质不同，孔子曰“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孟子曰“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罔”是内在的，“欺”是从外面来的，君子守约，以诚敬存心，只可欺不可罔。
儒家不像佛家把话说得那么饱满，而是要留有余地。复圣颜子也只是“不迁怒，不贰过”；孔子自谦：“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对于佛家来说，成佛作祖以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儒家则是“贤希圣，圣希天”，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僧肇大师说：“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到“无所不知”好像就一劳永逸了。而孟子则说：“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禅宗六祖惠能有偈曰：“惠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惠能“不断百思想”比“对境心不起”要逍遥自在，但毕竟不是尽己之性以尽人之性、物之性。孟子则说：“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文王把自己融入到化民成俗的整体事业中，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系辞》所谓“富有之谓大业”；“望道而未之见”即是“日新之谓盛德”，这不正是“菩提日日长”吗？
阳明子说：“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知得。但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的，圣人自能问人…不知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佛家要明心见性，一旦觉悟就全知全能；儒家是穷理尽性，圣人知“只是知个天理”；能“只是能个天理”。“盖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后世格物之学所以为谬也。孔子自谓军旅之事未之学，此亦不是谦言”。“孔子自谓军旅之事未之学”见《论语·卫灵公》篇：“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盖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履其事才能造其理，如孔子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先事后得，非崇德与”？“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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