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禄堂逝世情况之分析

孙禄堂逝世情况之分析

(2012-07-14 15: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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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孙禄堂 去世 杂谈

分类： 武术史料及研究

孙禄堂作为著名的武术家，功夫之高自不待言，但也应注意其时命之殊胜。孙禄堂晚年，正好是在举国弘扬武术的热潮中度过的，且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李景林。一个人如生能逢时，可以生的伟大。一个人如死能逢时，也能死得光荣。孙禄堂于1933年逝世，可谓死得恰当其时。若晚两年，由于华北危机，社会的注意力开始它移。再晚两年，则抗战开始，更是无暇旁顾。唯有在1933年之时，既是举国推广国术运动的高潮，更逢第二届国术国考之举办，媒体对武术热情洋溢，民众对武术家也兴趣浓厚。孙禄堂的逝世当然足以吸引当时公众之眼球。各大报纸均予以报道，有的报纸甚至刊载了他的一些传奇轶事。随后，诸多国术刊物也登载了他的传记。

因此，孙禄堂之逝世确实有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可谓死的光荣。至今，孙禄堂传人都以此为荣。然而，大概是人多嘴杂吧，关于孙禄堂之逝世情况，说法颇多，莫衷一是。因此，我觉得有必要综合各种说法，予以分析比较，或可窥见出当年真相。

关于孙禄堂逝世情况大概可分为两个时期、三种说法。两个时期是：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后。三种说法是：病故说、无病逝世说、接引说。

一、民国时期

《世界日报》中的“病故”说。1934年1月31日，《世界日报》报道的《特讯》：“国术名家孙福全（禄堂）因技击功夫之精湛，遂名闻大江南北，而门墙桃李，亦遍及全国，实近代国术界中之栋梁，不幸于去岁十二月十六日卯时，病故于保定定县东任家疃原籍，享年七十四岁。噩耗传出，非惟国术界中人，伤悼异常，即他界人士，亦无不同声惋惜也。按孙氏自民国二十年辞江苏省国术馆副馆长后，即来平隐居，习字课徒，为其日常生活。闲时更携其女公子，孙书庭女士，至西四牌楼大红罗厂名画家方鬘云处学习绘画。孙氏有三子二女，长子、三子，及四女，均早夭，现仅存次子孙存周，及五女孙书庭。存周、书庭，家学渊源，均精擅拳术。孙氏之夫人，闻亦擅技击，现犹健在。记者经方鬘云君之介绍，昨日于中国古法书画研究会中得晤孙书庭小姐，谈及孙氏生活历史，颇多有趣味材料，亟为此文志之，以供爱好国术者之一阅也。”  

《京报》中的“无病逝世”说。1934年《京报》：“中国太极拳术惟一名手孙禄堂氏，技术精妙，已臻上乘。且对于奇门教学，亦均有相当之研究。不意去岁由平返完县原籍后，于去岁十二月二十五日，无病逝世。享年七十五岁，诚为国术界之重大损失，一般友好，闻之莫不悼惜云。”

《大公报》中的“无病卒于里第”说。1934年1月29日《大公报》之【本市消息】：“名国术家孙福全字禄堂，蒲阳人，精太极形意八卦拳术，有名于时，著述甚夥。曾充江苏省国术馆副馆长，弟子遍海内，近在籍逝世，享年七十有五，生平轶事甚多，闻其高足龚仲衡君，刻正著手征集孙君传记，以垂久远，并拟编订蒲阳派同学录，兹将孙氏生平事纪觅录如次。”《孙福全传》：“孙氏福全，字禄堂，晚号涵斋，世居县之东任家疃。幼聪颖，读书过目成诵，从李魁元师读，师并授以技击。君少孤，乃弃读经商，以奉母。生平负气节，好任侠，复从郭云深习形意拳，技由是大进，中年走京师，更（师）程廷华、郝为真，习八卦、太极诸拳。清室意公慕君名，折节下交，君无一言请托，以是缙绅先生益重焉。东海徐鞠人督奉省，曾招君往，以功保知县。晚年一度为公府承宣官，授陆军少校。民十七年，江苏省国术馆聘君为副馆长。暇则临池，得钟王之似。于奇门、算术、周易诸书，靡不研究。君之论拳术也，不分派别，合形意、八卦、太极三家，一以贯之，纯以神行，海内精技术者，皆望风倾倒。为人重然诺，有古风粹然之气见于面背。乡有夫出数年，其妻贫不能守，君故托其夫之信，且予以金。其夫后果归，得免仳离。君之隐德类如此。岁癸酉十月，以无病卒于里第，年七十有五，著有形意、八卦、太极、剑术、拳意述真等书。子存周能继其传。”

《完县新志》中的“无疾而终于里第”说。1934出版的《完县新志》：“孙福全字禄堂晚号涵斋，世居县之东任家疃。幼聪颖，读书过目成诵，从李魁元师读，师并授以技击。因母老家贫，乃弃读经商，以资奉养。素负气节，好任侠，访有志同道合者，非尊为师，即结为友。复从郭云深先生习形意拳，技由是大进。中年走京师，更师程廷华、郝为真，习八卦、太极诸拳。清室意公慕福全名，折节下交，福全每与意晤，除谈论拳术外，无一言请托，以是缙绅先生益重之。东海徐鞠人督奉省，曾招之往，以功保知县。晚年曾一度为公府承宣官，授陆军少校，六等文虎章。民国十七年，江苏省国术馆聘福全为副馆长。暇则临池，得钟王之似。于《奇门》、《算术》、《周易》诸书，靡不研究。其论拳术也，不分派别，合形意、八卦、太极三家，一以贯之，纯以神行，海内精技术者皆望风倾倒。为人重然诺，有古风粹然之气见于面背。乡有夫出数年，其妻贫不能守，福全知之，故托其夫之信，且予以金。其夫后果归，得免仳离。其隐德类如此。癸酉夏由北平旋里展墓，适中央国术馆举行国术考试，主试者聘福全为评判员。县城各机关公务员曁各学校职员久欲师事福全，冀得拳术精意，尼其行，而福全亦眷念吾党小子无人指导，允其请。遂由教育局长刘如桐等集议组织国术研究社，得生徒一十八人，按时教授，备极勤恳。是年十月间，无疾而终于里第，年七十有五。著有形意、八卦、太极、剑术、拳意述真等书行于世。长子星一及三子焕敏早卒，次子存周能继其传。”

陈微明《孙禄堂先生传》中“接引”说。1934年8月《国术统一月刊》登载了陈微明撰写的《孙禄堂先生行状》，文中写道：“壬申九月，忽欲回乡里，家人留之不可。既归，每日书字练拳无间，惟不食者二旬，预知殁之日，临终见佛至接引，嘱家人诵佛号，勿哀哭，安坐而逝，曰：‘吾视生死如游戏耳。’”

以上五则史料都言及孙禄堂去世的情形。其中最详细最准确的无疑是《世界日报》的报道，如记载了孙禄堂去世的年月日时辰、原籍地址、孙禄堂辞去江苏省国术馆副馆长的时间、孙禄堂子女的情况、孙禄堂夫人的情况等等。唯有将“完县”误作“定县”，这一不应该有的错误要么是记者的笔误，要么是排版印刷错误。其中最谬误的当是陈微明的《孙禄堂先生传》，居然把孙禄堂去世的年份都弄错了。其中最简略的则是《京报》的报道。

《完县新志》关于孙禄堂的传记与《大公报》所载《孙福全传》几乎雷同，可以判断是同一篇文章的不同版本。《大公报》明确写明了“兹将孙氏生平事纪觅录如次”，也就是说该报所载的《孙福全传》乃是记者得自某人，此人很可能是龚仲衡。龚仲衡，即龚剑堂，孙禄堂的弟子中，民国时声名最著者。他当时正在天津，而《大公报》也是在天津。记者说龚剑堂正“著手征集孙君传记，以垂久远，并拟编订蒲阳派同学录”，可惜后来全无音信。大概龚剑堂于1934年底拜师杜心五先生后，见到了山外之山、天外之天，就不以孙禄堂为念了。这篇文章明明是记者从他处抄来的，童旭东偏在《孙氏武学研究》中标出“《大公报》撰”字样，其篡改史料的恶习于此可见一斑。

 

《大公报》登载的《孙福全传》发表于1934年1月29日，孙禄堂去世仅月余。如此短的时间，孙禄堂的传记就撰写出来了？谁会如此积极？当然只有孙禄堂家人。根据内容，我们推测是孙存周。《完县新志》从1929年开始编纂，1932年定稿，1934年出版，为何能把1934年最新出的《孙福全传》收入书中？毫无疑问，孙禄堂弟子中，一个叫刘如桐的起了重要作用。刘如桐时任完县教育局长，《完县新志》的编辑之一。查《完县新志》，“人物”篇是由另一编辑马寿堂（长龄）所撰。故，此《孙福全传》应是孙存周提供材料请马寿堂所写，而刘如桐也参与其中。孙存周知道其父去世后，媒体会做相关报道，此时如有传记文章，无疑是个很好的宣传机会，文末“子存周能继其传”岂不大有深意？故孙存周拿到文章后，立即发送给亲友，天津的龚剑堂亦得了一份。《大公报》记者闻知孙禄堂死讯，前往龚剑堂处采访，抄得这一篇传记，去掉了一些内容后发表。

 

经过上面的分析，关于孙禄堂的情况，《大公报》、《完县新志》的信息之来源都是孙存周。而《京报》所报道的信息也应来源相同，不过间接得之，简略许多。这三则史料都说孙禄堂无病而卒，享年“七十五”岁。而孙剑云告诉《世界日报》记者的信息是：孙禄堂病故，“享年七十四岁”。这种关键信息，记者一定要打听清楚，被采访者也不会说法不一。

 

两兄妹都陪在孙禄堂身边，为何说法还有这多不同呢？1934年，孙剑云未满20岁，还在读书。而孙存周已41岁，早就以教拳为生了。孙禄堂一死，孙家的当家人，肯定是要儿子孙存周接班了。故，关于孙禄堂去世的信息，孙存周所透露出来的，占住了当时媒体报道的主流。唯有《世界日报》记者不辞辛苦，且因重量人物的介绍，才采访到了尚待字闺中的孙剑云。孙剑云此时还不能体会其兄的深意，故没有附和无病而卒的宣传口径，明白说出是“病故”。

 

至于“七十五岁”与“七十四岁”的差异，当然还是孙剑云所说精准。孙存周故意说成七十五岁，应该是为了好听一点。

陈微明所记载的“见佛至接引”故事，无疑也是闻自孙存周。孙存周长期在上海以教拳为生，并不出名，不过有口饭吃。他将孙禄堂宣传得越神化，他这个独子也就越有价值。陈微明并不了解孙禄堂去世的情况，当时又见不到孙剑云，只能对孙存周的说法信以为真。

 

纵观孙存周、孙剑云兄妹两种不同说法，其根源在于孙存周、孙剑云两人的不同年纪和身份。孙剑云因年少且涉世未深，故口出直言。孙存周因老于世故，故善作宣传。

 

二、改革开放后

 

到了九十年代，孙剑云已不再是当年的懵懂少年，也变成了一个以教拳为生的老“武术家”。关于孙禄堂去世情形，其说法也变了个样。

 

孙剑云1994年在《忆父亲孙禄堂》中描述：“老家有一个院子，父亲说：‘我出生在这个院，死也要在这个院。’至10月29日凌晨，我伴坐在父亲右侧，大嫂在左，二哥拿着钟在前，父亲喃喃地向我们讲述他的武术生涯。一会儿，问：‘几点钟？’二哥答后，父亲认为未到时辰，又复述平生。过一阵又问，如此三遍，当二哥答：‘6时零5分’时，只见父亲摇了摇头，便安详地闭上了眼睛，无病而逝，驾鹤西游。”

 

孙剑云此时终于理解了其兄孙存周的苦心，赞同了“无病而逝”的提法。其高徒童旭东则在陈微明“见佛至接引”的基础上，编造出“仙佛接引”的故事。当然，陈微明的常识显然比童旭东强多了，只说“见佛至接引”。哪里见过仙有接引之说？“仙佛接引”的名词都是童旭东杜撰的。

童旭东在《孙存周先生传》中描述：“同年12月16日早晨，孙禄堂先生谓仙佛已来接引，命孙存周去户外烧纸，孙存周觉得父亲健在烧什么纸呀，出去转了一圈，没有烧纸就回到屋中，装作已经烧过，未想刚一进来，父亲就责问：‘你为何不去烧纸？’孙存周无奈，又出去转了一圈，仍未烧纸，当孙存周再回到屋中时，父亲斥道：‘你快去烧纸，人家马上就到了。’孙存周只好去户外烧纸，存周回来后，孙禄堂先生问：‘几点了？’孙存周答道：‘6点零5分。’再看父亲时，气息皆无，已经端坐而逝。”

《孙存周先生传》和《忆父亲孙禄堂》所描述的孙禄堂逝世情形，同者少而异者多。时间相同，都是1933年12月16日（农历10月29日）凌晨6点零5分。地点不同，一个说孙禄堂死在“屋中”，一个却说在“院子”里。过程不同，一说孙存周出去转圈、烧纸，一说孙存周拿着钟报时。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一个说“仙佛接引”，一个说“无病而逝”。

 

孙剑云回忆孙禄堂要死在院子里的理由颇为搞笑——“我出生在这个院，死也要在这个院”。这个院子也挺长寿，孙禄堂活了73年，其父早亡，显然房子是祖上留下来的，其寿命岂不得接近百余年？清末的泥砖房、茅草房的平均寿命有多长呢？孙禄堂祖父的家境必然不好，否则不至于其父一死就毫无照应。这等人家建造的房屋能经受近百年的风吹雨淋？另外，难道孙禄堂的母亲是在院子里把他生下来的？放着好好的屋子不用，偏要在院子里生？无法理解！孙禄堂死在院子里，也不好理解。北方大冬天的凌晨6点不到就起来在院子里坐着，岂不令人生疑？

 

应该说，即使是孙剑云的回忆，其史料价值也远不如民国时期她自己的说法。不过，这里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1933年12月16日（农历10月29日）6点零5分”。民国史料没有讲得这么详细，1934年《世界日报》记者采访孙剑云后，只笼统写出“卯时”。孙剑云对这个时间的记忆应该是准确的。

 

那我们就从这个时间入手，看看孙剑云、童旭东所说是否可能发生。

 

根据日梭万年历可知：
1933年12月16日（农历10月29日）
河北保定
日出                      07:29:29                   日面上边缘与地平线相切
天亮（民用晨光始）        07:00                      太阳中心正好在地平以下6°

由此可以大概推算出：
航海晨光始                约06:30                    太阳中心正好在地平以下12°
天文晨光始                约06:00                    太阳中心正好在地平以下18°

 

太阳中心在地平以下18°时，是真正的黑夜。这时，肉眼可见的最暗淡的星也已经开始显现，天空完全暗下来。孙禄堂去世时的6点零5分，太阳中心在地平下约17°，天文晨昏曚影刚刚开始。此时无论在室内或户外，光线极为暗弱，完全看不清东西。

 

因此，孙禄堂去世前，他及其家人的活动几乎全部都是在真正的黑夜中进行的。而关于孙禄堂逝世的所有的具体情形描述，都不可能发生在完全黑暗、寒冷的环境中。《孙存周先生传》所写孙存周到户外溜达数次，《忆父亲孙禄堂》所写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孙存周拿着钟多次报时，在那个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又极寒冷的时刻，都显得比较诡异难以置信。

 

根据这两篇文章，孙禄堂在逝世前，尚坐着等了许久。那么孙禄堂及其子女该什么时候起床呢？凌晨5点？这对于12月16日这天是否太早了一点？谁会没事起这么早啊？难道是孙禄堂把他们叫唤起来的？这样一来，倒有点象我们冬天去赶凌晨6点钟的火车似的，有点折腾。没有非常之事，他们定然不会有此非常之举。

 

而如果按照1934年1月30日孙剑云的“病故”说，一切疑团迎刃而解。唯有孙禄堂是病故的，由于先有异常反应，其家人才能在12月16日凌晨5点多就守候在身边。唯有孙禄堂是病故的，孙禄堂才不得不于凡事极不方便的凌晨6点零5分辞世。

 

 

三、总结

 

关于孙禄堂去世的情形，孙剑云在九十年代的说法，以及童旭东近几年的编造，都被他们透露出来的具体时间“12月16日6点零5分”所否定。而“12月16日6点零5分”这个时间点，反而非常有利于1934年孙剑云所讲述的“病故”说。

 

考民国时的史料，最详细准确的无疑是1934年的《世界日报》的“病故”报道，且作该报道的记者亲自采访了孙剑云。其它报道都没有确切的可以追溯的信息来源，我们只能推断是来自孙存周。孙存周当时以教拳为生，美化一下孙禄堂的去世情形，既可维护孙禄堂谈玄好道的形象，也有利于他的教拳生涯。故还是孙剑云的“病故”说可靠。

 

何况，“12月16日6点零5分”结合“病故”非常容易理解，若与“预知时日”“接引”结合，将很难以置信。再有，孙禄堂生前曾被点穴重伤，陈健侯、叶大密、李玉琳都讲过，孙剑云也承认，观孙禄堂晚年照片，异常的衰老憔悴，明显有宿疾内伤缠身，他后来病故自在情理之中。另外，《完县新志》记载：“癸酉夏由北平旋里展墓，适中央国术馆举行国术考试，主试者聘福全为评判员。县城各机关公务员曁各学校职员久欲师事福全，冀得拳术精意，尼其行，而福全亦眷念吾党小子无人指导，允其请”，这显然已否定了所谓的“预知时日”的说法。

 

综上，关于孙禄堂去世的情形，还是1934年1月30日孙剑云的说法最为可靠，即孙禄堂病故于1933年12月16日6点零5分（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