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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甫帖》墨蹟本正是安岐著錄本
按語：本文節選本最早於2014年元月8日發表于雅昌網。由於《從》文的作者于3月26日、4月16日分別發表了《功甫帖辨偽新證》上、下兩部份，《新證》作者並沒有吸收或者回應本文觀點，不知是沒有讀過本文還是傲慢不理，《新證》作者繼續堅持其“墨蹟本從石刻本雙鉤廓填而來”的論點。因此有必要再次發佈這篇舊文，對於《新證》的反駁繼續有效，至於《新證》提出的新材料：翁方綱《復初齋文稿》，將另文回應。只是在此順便說出，如果《新證上》作者的推論能夠成立，就會全部推翻《新證下》的所有結論，不知作者是否心知肚明？ 讀《中國文物報》2014年元旦刊載的鍾銀蘭、凌利中先生署名論文：《從法帖中雙鉤——析《劉錫敕》、《功甫帖》墨蹟鉤摹的性質》（以下簡稱《從》文），筆者就兩位研究員證偽《功甫帖》的方法，以及證據的有效性，提出商榷。對這件《功甫帖》墨蹟本的真偽問題，本人聲明沒有見過原件，即使看到原件，以目前的綜合鑒定技術條件，以及本人的眼光水平，也不具備判定真偽的能力，所以在此不談墨蹟本的真偽問題。好在有朋友的幫助，發來了清晰照片，參照以上鑒定報告，個人研究之後得出以下結論： 結論只有三個，沒有更多，提於論據之前： 一、墨蹟本不是安素軒石刻的雙鉤廓填本，反倒是安素軒石刻的母本。 二、墨蹟本比安素軒石刻本更接近蘇軾真跡。 三、墨蹟本就是安岐收藏經《墨緣匯觀》著錄的原件。 先有必要對《從》文中出現的以及本文出現的名詞做一界定： 1， 2， 3， 《從》文的證偽邏輯錯誤： 《從》文的結論是“《功甫帖》墨蹟本是根據《安素軒石刻》製作的再摹本（以下簡稱《安刻本》），現就其的論證的邏輯作一簡單歸納和辯駁： 《從》文邏輯一、 原文：“《安素軒石刻》共收蘇軾書作六件，其中有兩件張伯英指出為偽，其餘《功甫帖》、《楷書祭黃幾道文卷》、《與德孺運使書》及《與質翁朝散書》等四件皆真，歷來不持異議”。（摘自《從》文） 因為：安刻本全都是選自鮑淑芳的私藏墨蹟本勒石，其中蘇軾六件中有兩件被被張伯英指認為偽作。其餘的蘇帖包括《功甫帖》皆是真跡， 所以：《安刻本》中的功甫帖的母本，也就是墨蹟本是真跡。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張伯英是對安刻本做出的判斷，屬於間接證據，不能作為判定安刻本的母本墨蹟本是真跡的有效論據。既然其他母本大多數是真跡，也有少量偽跡，在未見母本的前提下，不能得出其中《功甫帖》的母本就是真跡的判定。如果這個結論能夠成立，我們只要證明墨蹟本就是安刻本的母本，就能得出墨蹟本是真跡的結論。那就太簡單了。 《從》文邏輯二、 因為：功甫帖墨蹟本與安刻本在許多細節處不同，而且安刻本比墨蹟本更接近蘇軾的書法的“藏鋒、中鋒為主的用筆特點”， 所以：功甫帖是根據安刻本的再摹本。 這是一個需要用大量筆墨討論的問題，也是“鑒定邏輯學”的重要問題，也可以說是“鑒定方法論”的問題： 能不能用刻本證偽墨蹟本，以及在什麽條件下刻本可以用來證偽墨蹟本？ 讓我先依照《從》文的邏輯，演繹一遍台北故宮藏蘇軾《寒食帖》墨蹟本與乾隆所刻《三希堂法帖》中的《寒食帖》的關係，看看會得出什麽邏輯結論？ 因為：《三希堂法帖》中的《寒食帖》，在許多細節上與墨蹟本《寒食帖》有不同，而且刻本在許多細節上更能體現蘇字“逆入平出、無往不收、以藏鋒與中鋒為主的用筆特點，因此線條更飽滿圓厚，蘊藉豐腴，且起收、使轉、起伏等運筆過程交代更為清晰”（摘自《從》文）。 所以：“《寒食帖》墨蹟本是根據《三希堂法帖》刻本雙鉤廓填而成”。 按此邏輯，還可以舉例刻本比墨蹟本“優”的證據： 刻本的行距比墨蹟本更加舒朗，刻本有25行，而墨蹟本只有十七行（圖1）。
墨蹟本有“中”字長豎筆插到下一個字的不正常現象，而刻本正常（圖2）。（其實這是刻工受石板或木板的寬度限制做出的調整，這是刻本的常見現象。）。
墨蹟本“州”字，“模仿了刻本，原本屬石刻本身局限與特點的細節，反而在墨蹟本中出現，如“議”字一樣的勾底小裂口”（摘自《從》文）（圖3）。（功甫帖“議”字這一筆與寒食帖“州”字這一筆一樣，這是蘇軾特有的小動作，只是刻工不理解罷了）。
“九”字的長撇右側墨蹟本出現了與功甫帖墨蹟本的“別”字立刀右側一樣的“非一筆可以寫成的起伏”，而刻本則是“一氣呵成，氣脈貫通”（圖4）。（“九”或者“別”字這一筆，《從》文作者不相信有人能夠一筆寫出來，刻工也不相信，但是蘇軾卻可以做到）。
如果不是墨蹟本上的累累乾隆藏印證明墨蹟本就是《三希堂法帖》的母本，那這件墨蹟本又會成為一件冤案！ 傅申先生在他的論文《書法鑒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一書中（2004年台北典藏出版，以下簡稱《書法鑒定》），給我們提供了否定這一邏輯的理據以及生動案例，建議有興趣的人研讀傅申論文的【第一部份·第三章】、【第二部份·診斷二】。 傅申論文的起因是，2004年台北的李郁周先生發表了《懷素自敘帖鑒識論集》，提出台北故宮所藏懷素《自敘帖》墨蹟本是根據明代《水鏡堂刻本》的摹本之論點。也就是用後代的石刻本證偽前代的墨蹟本。與《從》文的論證邏輯如出一轍。傅申先生用嚴密的邏輯以及豐富的圖像比對，證明了台北故宮藏懷素自敘帖，不僅不是根據《水鏡堂刻本》勾摹的摹本，反倒是《水鏡堂刻本》母本。徹底否定了李郁周先生的結論以及論證方式。 現將傅申先生的反駁論文摘錄如下：“刻帖是經過了好幾道手續，每一次都或多或少會改變原跡的筆劃，故其逼真的程度大多不及第一手的紙上勾摹本，甚至經常爲了版面分配安排的需要改變行氣，導斜為正，印章易位或者減省”（傅申《書法鑒定》，P133頁） 所以傅申先生在論述“論刻拓本的證據限度”一節中寫到：“簡而言之，刻拓本固然可以作為對校參考之用，有時也有證偽的能力—尤其是當墨蹟本失傳的時。但絕不能斤斤計較墨蹟本的行款、印章以及書跡上的細微末節，那在邏輯上是行不通的。因為：拓本經過勾摹、上石、刻、拓和剪裝幾道手續，每次無可避免加入個人詮釋，故嚴格而論，拓本還夠不上稱為‘真跡的影子’，所以拓本並不等同攝影照相本，更不等於原跡”。“以邏輯而論，就因為刻拓本並不具有絕對的公信力，比對的結果只是具有參考作用值，而無絕對的決斷值，尤其是當刻本與墨蹟本並存，尚在互證之時，長篇累牘以刻本為基準，其比勘的結果，也只能得出主觀的優劣，無利於真偽的厘清”。（同書P155—158頁）所以在《從》文錯誤邏輯之下的，大篇幅以刻本證偽墨蹟本的論據，已經失去證據的有效性。 我需要補充的是：並非刻拓本絕無證偽墨蹟本的有效性，若要有效，必須同時符合以下幾點：1，刻本來源於無可爭議的真跡，比如宋代刻本的蘇軾；2，刻本上的內容多於墨蹟本，文字以及印章；3，刻本的書法時代性特徵、字體皆早於墨蹟本的時代性。在同時滿足以上條件的前提下，已經有人使用刻本證偽墨蹟本，成為一個可信案例。這裡暫不去討論引用，若有興趣可見民間學者林霄先生的博文：《名人法書多胞胎辨偽》（見新浪博客“脈望林霄”博文目錄）。 《從》文邏輯三、從《從》文中看出，作者論證《劉錫敕》帖與功甫帖的勾摹手法如出一轍的理由是：《劉錫敕》帖上出現的安岐“無恙”章和“江德量”章，為安刻本上所沒有。而《功甫帖》上的張鏐、江德量、翁方綱的印章也是安刻本所沒有的，同屬臆造，所以功甫帖的作偽方法與《劉錫敕》帖如出一轍。按此邏輯，被作者稱為真跡的北京故宮藏《與德孺運使書》，墨蹟本上有三方元代柯九思、一方清人江恂的藏章，也全部沒有刻入安刻本，不僅如此，在《與德孺運使書》墨蹟本柯九思印章的位置換上了沒見過的“眉陽蘇軾”章（圖6）。那麼，若以刻本為標準，《與德孺運史書》不也是如出一轍的偽作了？前面提到的《寒食帖》有宋印“理輪之後”、元印“天曆之寶”、明早期“典禮紀察司印”半印諸印，一方也沒有在《三希堂法帖中》出現。按照《從》文的邏輯也是如出一轍的偽作。
《從》文邏輯四： 因為：《劉錫敕》墨蹟本是偽跡，而《功甫帖》製作手法與《劉錫敕》帖一樣， 所以《功甫帖》墨蹟本也是偽跡。 《劉錫敕》帖是大家公認的偽跡，並不是因為他是不是從安刻本勾摹的，而是認為《劉錫敕》帖的母本就是偽跡。張伯英是看安刻本得出的結論，今天有一定水平的鑒賞家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既然作者認為《劉錫敕》墨蹟本是從安刻本再勾摹的，那麼《劉錫敕》墨蹟本的真偽就與《功甫帖》墨蹟本的真偽沒有關繫了。所以這個邏輯不成立。 《從》文邏輯五、 因為：《劉錫敕》帖的雙鉤廓填手法與功甫帖一致，所以：《功甫帖》墨蹟本與上博所藏《劉錫敕》帖都也皆是雙鉤廓填本。 既然安刻本中的《劉錫敕》帖的母本是偽跡，又得出上博手中的《劉錫敕》墨蹟本是根據刻本再勾摹的結論。作者又說《功甫帖》母本是真跡。莫非作者的意思是：本來就是偽作的《劉錫敕》帖母本，以及本來是真跡的《功甫帖》母本，都被被李佐賢或者徐漢卿調包了？變身為另兩件複製品，一件是現在上博所藏的偽《劉錫敕》帖，以及現在出現的《功甫帖》墨蹟本。既然如此，爲什麽作者又說《劉錫敕》帖與《功甫帖》“兩百年前就在一起”？我被作者的邏輯搞得混亂了。 我有注意到作者說李佐賢的《蘇米翰札合冊》四件宋帖全部在安素軒石刻中，也就是說，李佐賢此四帖得自於鮑氏的收藏。再到徐漢卿手上，這個流傳過程是清晰的。如果其中的《劉錫敕》帖與《功甫帖》兩件都被調包了，這可是個需要專門研究的問題。作為研究者不該輕易放過。但這個結論實在離奇。 《從》文邏輯六、 因為：安岐《墨緣匯觀》中沒有指出功甫帖為項元汴舊藏，而功甫帖的附件，另紙，被徐漢卿裝裱在一起的翁方綱跋文、翁方綱摹本上有項元汴印章， 所以：功甫帖非安岐舊藏。 這裡偷換概念比較明顯，首先《功甫帖》墨蹟本與《翁方綱跋文以及摹本》不是一件東西。作者既然告訴我們，翁跋是徐漢卿1954年從英和後人處得來，合併裝裱。那麼說明，無論翁跋紙上的項元汴印章真偽與否，都與《功甫帖》墨蹟本到安岐為止的遞藏史沒有關聯：與清初的安岐無關、與鮑淑芳無關、與李佐賢無關，只與翁方綱和徐漢卿有關。那麼怎麼能夠得出下面的結論：因為安岐的《墨緣匯觀》沒有記錄功甫帖經項元汴收藏，僅在另一開無關的紙上出現了項元汴印章，所以功甫帖不是安岐收藏著錄本的那一件。
《從》文作者還推論：“綜上所述，墨蹟本的製作時間，可定為鮑淑芳《安素軒石刻》后，李佐賢《書畫鑒影》前，即約道光四年（1824）至同治十年（1871年）之間”。在這個時期，鋅板製作偽印章的技術還沒有出現。憑手工，在任何材料上仿刻印章絕無此嚴絲合縫的可能。既然依據刻本勾摹，都會出現那麼多的不同之處，爲什麽仿刻印章卻不去模仿刻本，而能與標準印章嚴絲合縫？唯一的可能是： 這方“安儀周家珍藏”章是真的。那麼正好說明一個事實：這件墨蹟就是安岐《墨緣匯觀》著錄的那一件。 邏輯其實很簡單，卻被搞得這麼複雜。 墨蹟本比安刻本更接近蘇軾書法的本來面目
再看“別”字最後兩筆之間的連筆，在蘇字中可以找到無數例子（圖11），這三個字全部來自作者認為真跡的《祭黃幾道文》。
反倒是刻本將這一點移位了，這在蘇字中找不到一例（圖12）。
再看另一處，“甫”字的左豎到橫折的交接處，作者認為左豎“單薄枯梗”。而安刻本則起筆粗實，其實細看局部放大，起筆處皆附帶輕微翻筆跳動的小動作，這恐怕就正是徐邦達、張聰玉們看到此帖的精彩之處，大家可以到蘇軾存世墨蹟中找到無數這類的細節，下圖的“捕”字取自《答謝民詩帖》可見一樣的筆法。而安刻本在此交叉處，用兩個結成拳頭似的墨團相向，其醜無比，恐怕在蘇軾所有的遺墨中找不到任何一例，這就是清代刻工的“不知所措”，再自以為是的處理方式吧（圖14）。
《從》文作者指出墨蹟本上“議”字長勾的下端，是模仿石刻的缺口。其實是蘇軾筆法中的一個跳動，除了在前述的《寒食帖》上“州”字豎勾中出現過，也可在台北故宮藏的《赤壁賦》中出現，這些都說明《功甫帖》墨蹟本是符合蘇軾筆法特徵的（見圖15）。
或許刻本符合《從》文作者對“藏鋒”的理解，但宋人甚至清代以前的書家一般不會這麼處理。這就是筆法的時代性。這方面的已經有不少人對《從》文提出過質疑，關於筆法的時代性在這裡難以展開討論，但這是書法鑒定者必須領悟和學習的基礎。特別是像“藏鋒、中鋒用筆、無往不收、逆入平出、如折釵股、如印印泥”之類的文學性描述，每個時代的詮釋方式，理解方式都不同，更不能指為某個人的特徵。既然同時刊登的另一篇單國霖先生的論文里引用了黃庭堅描述蘇軾筆法的一句話，我也不妨引用一下：“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腕著而筆臥，故左秀右枯”這不明擺著是說，蘇軾“戈“字這一筆是用偏鋒嗎？山谷接著說：“雖其病處，乃自成妍”不僅不是病，反倒是東坡的特色。（《山谷題跋》卷五，《跋東坡水陸贊》）。這件“軾”字的這一勾，左緣光整右緣枯缺，不就是“左秀右枯”嗎？而不是如作者所言，墨蹟本模仿刻工在石頭上留下的“石花、圭角”造成的結果。不錯，書法經典都強調中鋒，但絕不是死板地理解毛筆隨時保持與紙面垂直，如果沒有偏鋒、中鋒之間的轉換，哪有宋人豐富多姿的尚意書風？只有到了清代在康熙皇帝的倡導下，帖學只學一家，逐漸古法全失，對“中鋒”的理解變成了刻板僵化的“館閣體”。 我不需在這個問題上展開了，宋人的尚意書法，哪裡是這些“中鋒、藏鋒”之類的語言能夠概括的了？從事書法鑒定，不能不多看多寫多體會。否則在文獻堆裡看再多的書也得不到答案。 在書法鑒定論證的過程中，應該儘量排除使用文學性的描述語言，也排除引用前人的文學性語言，因為這對於論證真偽毫無幫助，只會陷入“無結論的感官判斷爭議”（傅申語）。常看到一些專家學者對著一件贗品，引用了無數文學性的前人讚美之詞，內心也全不覺得有絲毫乖逆。 篇幅原因，我不能再舉例了，有些例子別人也舉證過了，不再贅言，我想已經夠說明問題了。 到此我所得出的三個結論已經證明完畢。結論再重複一遍： 1， 2， 3， 附帶指出：就《從》文認為是“鐵證”的“世家”半印，作者指出墨蹟本上為全印，但只要看看清晰照片就明白了：墨蹟本確實是半印。雖然這個半印到紙的邊緣還有一些空白，那也可能是印章打在包邊的錦上的緣故，後來拆掉包邊，就自然留下了空白。這在宋代尺牘中常看到這種現象。有著名的蔡襄《澄心堂紙帖》左下角的半印、《寒食帖》“典禮紀察司印”為證。但這屬於肉眼誤判，不屬於邏輯問題（圖16）。或許研究者與我一樣未見過原件，而且手上沒有清晰版照片，可以諒解。
聲明 最後特別需要聲明的是，我並沒有得出《功甫帖》是蘇軾真跡的結論，雖然只差一步。在鑒定實踐中往往“證真”比“證偽”更難，畢竟從安岐到蘇軾還相差約七百年。有人存疑，說氣息，說氣韻，但這些主觀、感性、神秘的語言，對厘清歷史真相毫無幫助。前輩鑒定大師說常用“望氣”來代替論證，其實是不想與人分享自己的鑒定經驗罷了。“存疑”是主觀的，“證偽”是客觀的，必須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必須有無懈可擊的邏輯。 會不會有一天有人證明功甫帖的這張紙是明代的？會不會有一天出現另一張墨色、紙張、包漿更精彩完美的功甫帖雙胞胎？我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但在這種情況出現之前，“從舊說”往往是可以最可接受的方式，也是博物館通常的對待方式，存世的古代書法，能夠被證明是真跡的是少數，還有一部份是可以被證明為偽跡的，兩者之間，有一個大量的模糊空間，隨著時代的進步，信息的發達，科技的進步，歷史上人們沒有鑒定清楚的或者鑒定錯誤的，相信一點一點會被搞清楚。 沒有人是神，沒有人不會犯錯誤。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幾代人或者幾十代人，絕不會是一年半年都搞清楚的事。所以勸那些急於想知道功甫帖到底是真跡還是偽跡的人，要有耐心，或許這輩子都不會等到答案，但是不會影響你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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