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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林木西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明确指出“这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这一提法比10年前前进了一大步。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并将“产权清晰”列为现代企业制度四大特征之首。之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产权制度改革热潮。但到后来，人们发现出现了“产权失灵”现象：不是产权改革难以进行，就是实行了改革也难以长期见效，改来改去总觉得绩效不明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到底是产权改革过程中出了问题，抑或是产权改革本身就不符合中国国情？ 其实，“产权失灵”并不是产权改革的过错，恰恰相反，是产权改革不彻底、不到位造成的。而产权改革不彻底的根源在于对产权理论认识的不充分、不全面。正因为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才催生了现代产权理论。对于东北沈阳这样的老工业基地，要彻底摒弃计划经济影响，产权改革更具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攻坚战。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从四方面论述了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特征，为我们加快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指明了方向。 一是归属清晰。以前我们提的是“产权清晰”，现在的说法是“归属清晰”，二者并不矛盾，只是后者比前者更加具体化。从一般的意义上说，产权指的是建立在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上的财产的归属权利和行为权利（运营权利）。古典产权是两者的统一，现代产权的特征是两者的分离，即资产归属产权和资产运营产权的分离。对资产的最终所有者来说，凭借归属产权（或终极所有权）可以获得资产收益，而对资产的实际运营者来说，凭借运营产权可以获得运营收益，二者相得益彰。从这个意义上说，谈“产权清晰”显得比较笼统，而“归属清晰”则更为明确，因为实际上需要“明晰”的主要是归属产权。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具有多元性，在产权多元化的情况下，相对说来需要“明晰”的主要是国有产权，即解决“谁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的问题，为此必须建立“分级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二是权责明确。产权是权责利的统一，各种具体的产权（如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都包括权责和利益的两个方面：权责规定了产权主体的权能和职能，利益规定了产权主体的收益，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例如，当国家是资产的最终所有者、特别是公司的“最大股东”时，就可依其投入公司资本额的大小享有所有者权益，如受益权、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经营者等权力，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企业则依法享有资产运营产权，成为“四自”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并承担照章纳税、资产保值增值等责任。但在公司制条件下，国家不能直接从事企业运营。 三是保护严格，即依法严格保护各种产权主体的资产不受侵犯。这对于私有产权、非公有制经济来说，意义更为重要。因为产权具有排他性，即各种产权主体都具有独立行使该项产权的职能，不容他人侵权。但在过去，我们只强调“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注重保护国有经济利益。而实际上，非公有制经济的利益也应受到保护。因此，严格保护各种产权，既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流转顺畅。产权的再一个重要特征是交易性或流通性，即各种产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有偿转让或流转，这是市场经济运行中资源配置的流动和收益分配的调整。产权可在流转中得到有效配置，资产可在流动中获得增值，从而重新调整利益分配格局。但前一段，人们有一种思维定势，即认为“流转就是流失”，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产权的流转。实际上，虽然不排除在资产转让过程中出现过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但严格说来并不是产权流转的问题，恰正说明产权流转不规范，需要通过深化产权改革加以调整。产权顺畅流转需要解决五个问题：一是流转主体的多元化，即流转主体不仅是非国有经济，而且应该包括国有企业；二是流转形式的多样化，产权流转可以是局部流转也可以是整体流转，流转可以在非国有经济之间进行也可以在国有与非国有经济之间进行，可以通过参股、控股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非证券化的形式进行；三是流转程序规范化，特别在资产评估等环节进行严格规范；四是流转收入处置规范化，主要是妥善解决企业职工的安置问题，可以考虑从国有资产流转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安置职工；五是流转机构的股份制，产权流转机构（如产权中心）最好实行股份制，同时逐渐形成区域联网乃至全国联网，以促进产权流转的顺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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