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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振伟 阿来，中国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其长篇小说代表作《尘埃落定》创下中国作家海外版权的销售记录。在创作完《尘埃落定》十年后，阿来又于去年推出新作《空山》，目前该作海外版权销售事宜正在运作中，业界预测将取得不弱于《尘埃落定》的成绩。 在几经周折后，刚从国外归来的阿来于日前接受了《财经时报》的专访。 《财经时报》：国内出版界都知道你的《尘埃落定》是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个案，但很多人并不了解该书“输出”前后的具体情况，请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阿来：《尘埃落定》是由美国主流商业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是由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翻译的。国外出版界有很成熟的出版代理人出版代理机制，当时他们的一个出版代理人很看好我的作品，于是就代理了我的作品。 当时他们预付的版税是15万美元，大概是图书总码洋版税的7%-9%，他们付版税是呈梯级的，一本书发行量越好，版税相对也就越高。如果按他们的预付金计算，最初的发行量应该最少是3万册，这个发行量对于美国市场上中国作家的作品而言是非常高的。美国市场发行很好后，我的代理人又把《尘埃落定》一书先后运作到20多个国家，共出版了17个语种，包括塞尔维亚、以色列这样的小语种。 《财经时报》：你所说的国外出版界成熟的出版代理人出版代理制，在你个人图书版权“输出”过程中，有哪些具体感受？ 阿来：我觉得国外的出版代理人出版代理制的确值得国内出版界好好借鉴。出版代理人会为出版社做出最新的受众调查，计算出最合理的版税，提供最详细全面的营销计划，找到最有能力的翻译家。 以我的出版代理人为例，他在全世界范围内筛选作家和作品，一旦看好某个作家，就与作家签代理合同，一次一般签3-5年，如果这个作家的作品经得起市场检验，这个合同会永远签下去，等于“买了一个作家的成长”。一旦签下合同，出版代理人就对作家的所有作品有了优先出版权。出版代理人的收入来自于作家总版10-15%的提成。他们出版代理人与出版代理人之间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成熟的网络，对图书在全世界范围内能起到很大的推广作用。 《财经时报》：除了出版代理人出版代理机制外，你所了解的国外图书出版的运作方式与国内有什么区别？ 阿来：他们对于图书出版一般都是先做高端市场，也就是出精装，高端市场销售好了，再做平装市场。他们图书运作的前期工作会做得很细。比如在图书未正式出版前，就会将样书寄给他们选定的评论家，做前期宣传。图书出版后，更会有各种宣传活动，比如各种朗诵、讨论、演讲，以及与书友会成员及各种媒体见面会等。这些活动既有商业的、也有学术的，两者互相推动。 除了这些，他们很看重“诚信”，比如他们会将作家版税一笔笔付得很清，除预付金外，他们会每个季度都给我寄来清单，告诉我这本书在这个季度销售了多少，你该得多少的版税，甚至包括很少很少的钱，他们都会如实寄来，而不存在那种，你远在中国，不知道他卖了多少，他就不给你寄版税的情况。 《财经时报》：《尘埃落定》在国外市场取得了很好的销售情况，现在，你的新作《空山》在海外的版权输出情况怎样？能否取得前者那样的成功？ 阿来： 《空山》还是与原来那位出版代理人签订的代理合同，首先出的是德文版，英文版和其他语种也在运作中，因为翻译需要一个过程。 有《尘埃落定》的成功先例，我的出版代理人包括出版社都对这本书很看好，我已经到德国、瑞士参加了出版社为该书举行的一系列学术和商业活动，在瑞士那样的小国，《空山》保底的印数是3000到5000册，至于到底能销售如何，那就要看市场了，不过出版社方面还是很乐观的。 《财经时报》：对一个作家而言，售出版权意味着自己的作品进入了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你如何看待中国作家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 阿来：西方人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情况当然要比中国人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复杂得多，但无外乎三种情况，一种是与当下中国读者的阅读诉求很相似，是很纯粹的欣赏阅读；一种是文化上的好奇阅读；还有一种就是无法避免的政治上的阅读。作为一个作家，你无法左右读者的阅读角度，但不管是什么样的阅读角度，只要你的作品能进入另一种文化，这都意味着一种文化影响力的生成。 在我个人看来，欧美最近十年并没有产生特别杰出、大师级的作家，很多国家的作家作品都在同一平台上展示，中国的优秀作家，拿出去与他们相比，一点儿都不弱，主要还是文化影响力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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