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资源，仅用于共享阅读。
《北京文学》2014年3期
短篇小说 父亲的命理学研究 王建潮
作者简介：王建潮，男，1967年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现居浙江省富阳市。曾在《北京文学》《西湖》《野草》等杂志发表小说若干。
父亲明年八十，照惯例，冬节前要办寿宴。父亲说不办，但家乡的亲戚一个个来电话。我们家乡，逢十的生日都要大操大摆的。我决定再跟父亲沟通一下，刚开了个头，他就黑了脸，说，谁再提，我不认谁。说完，孩子似的捂住耳，跑进小阁楼，砰一下关了门。母亲跟我说，听他好了，姨夫不听他的话，办了酒，住了二次院，不像人样了。 看来人都是怕死的，就像父亲这样看破命运的人。但是，在他七十岁，身体还很健的时候，却去家乡的公墓里选好了墓穴，又花了几百元，弄端正了，才对我说，到时候，只要打开那个盖，放进去就好了。家乡的公墓就在老屋的后山，位置朝向都是父亲帮村里勘定的。但我的几个姐妹反对，她们对着父亲的面，说，那么偏僻的地方，你去了后，我们是不会来看你的。母亲也反对。父亲便唬下脸，说，你们懂什么，这里，有风水么！ 我倒觉得不错，至少便宜啊。每年春天，回乡下一趟，吸吸新鲜空气，踏踏青，权当旅游。 我有段时间没有去父亲家，我总是忙，忙啊忙。朋友赵诗人来了，就与他去喝酒，醉醺醺的，他拉我去江边寻找灵感。这么冷的天啊！可他说，这样的时候，江边才有风情呢！他把车停在那座著名的山脚下，经过一个斜坡，走到江边去。父亲的家就在斜坡脚边的一个小胡同里，我经过的时候，朝里望了望，脚步就慢下来。诗人说，干什么呢？快点啊。我就加快了脚步。 明天二九了，天却不寒冷，太阳正大着，江边有风，坐在台阶上，很舒服。 父亲是工人，没有读过几年书，但有点三脚猫功夫。他对草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爱好，对命理学的一知半解，则来自祖父传下来的一本老书和祖父临死前的一些所谓点拨。熟悉的人碰到个头痛脑热，会来他这里讨点草药；逢到大事，会让他择个吉日。他的抽屉里总是塞满各种常见的草根树皮，讨药的来了，他把抽屉一只只打开，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讲解它们的药理功效，在得到额外的赞扬后，才小心翼翼地配制好，又絮絮叨叨地告诉他们怎样煎怎样喝。择吉日，就没有这么简单了。人家报上生辰八字后，他就跑进里屋，关上门，取出那本书，一纸一笔，仔细推算起来，往往需要个把时辰。等他打开门的时候，手里就多了一张折好的红纸。相较于他的命理术，我更相信他的草药，从记事起，我就没有进过医院，身体有什么不适，就喝他的药汤。但人家相信的还是他的命理术，说他择的日子很准。然而，我并不相信他，一则，这样的事无法确切地验证，重要的是，我知道内幕——他凭的不过是那本破书。 我把父亲的意思讲给几个姐妹听，她们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你不怕人家说啊，你不要面子，我们还要呢。”我只好说，这也是母亲的意思。她们听了，露出鄙夷的神情，仿佛我不是她们唯一的兄弟似的。我气啊，这几个姐妹，我还不了解她们？听到这个消息，也许正偷着乐呢。这样说一点没有寒碜她们，她们出嫁那会儿，我正落魄，父亲就让她们每年给母亲一点钱，母亲落实政策回城后，一直没有工作。当然，按我们那旮旯的习俗，女儿是没有这个责任的。很多年来，这笔费用，弄得大家很不开心。那点钱，现在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啊，但父亲一直坚持着。过节，更好笑了。有一年中秋，妹妹去父母家吃饭，拿了二斤橘子，我记得那年正是橘子大丰收的年份，满街满街都是一车车的橘黄色。父亲与最小的女儿一直犯冲，她说过一句话，让我拿出钱来，我死给你看。 我倒有几个好朋友，尽管君子之交淡如水，逢年过节，家里有什么喜事，都互不送礼，只是事后聚一下。但这一次他们都备了礼，不声不响的。 一个画家，画了一幅傲霜的梅花，说要亲自送到父亲的手里；赵诗人，则作了一首七言诗，请一个书家写好装裱端正，要挂在父亲家客厅的显眼处。是最好的朋友啊，我不说谢，说，给我吧，到时请你们嘬一顿。他们说，不行不行，这个一定要亲手交给大伯的。我就与他们直说了。画家说：“这个不太好吧，说不过去的。”赵诗人说：“这个，大伯有难言之隐吧。” 这几个朋友与父亲很谈得来，虽然谈的也不是什么对胃口的话，但他们坐在一起，海阔天空，乱说一气，都觉得有味。 我说：“你们还不了解他，他就是这么个人，不拘常理的。” “这不是理由，八十大寿，说什么也是人生一大喜事啊。”画家说。 诗人附和：“这个，不应听大伯的。也许大伯想玩个新花样吧。” 父亲，我最了解了。当他沉浸于他的世界里的时候，会做出一些不合常规的事，一旦回到现实世界，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不过，经他们一说，我的心又动了起来，我决定迂回一下试试。当房间里只剩下我俩的时候，我说：“几个朋友，你欢喜的那几个，帮你弄了几幅字。” “好，好。” “到时候，请他们吃顿饭。” “应该的应该的。” 我大喜。 说起来，父亲的性格是从退休后开始变化的，原来我们父子俩说话，不必如此转弯抹角。六十岁那年，父亲退休了，他没有像别的老人那样无所事事，而是更加忙碌起来。一开始，他痴迷的还是草药。一早起来就骑车往郊区的山里跑，晚上回来，总要背回来一蛇皮袋弯弯扭扭的树根和各种各样的植物的茎啊叶啊。很快，在他不大的客厅里就堆满了一袋袋晒干了的草药。母亲埋怨起来，因为她心爱的缝纫机被挤到一角去了。不久，陌生的人也上门来。父亲听了他们的叙述后，就从一堆堆草药中，东一把西一把地抓出那些根啊叶啊，放到茶几上，告诉了服用的方法后，果断地把手一挥，再不容他们多讲一句话。他的方法很简单，不停地煮，大碗地喝。那些人起身时，无一例外地背起一袋十来斤重的草根树叶，千恩万谢地去了。不用怀疑的是，父亲的草药还是很有疗效的，因为他的客厅里，不同包装的酒瓶越来越多，它们混迹于枯枝败叶中，仿佛是他精湛医术的奖杯。后来，来了一个皮肤病患者，父亲给了他一麻袋各色的叶子，让他煎吃涂擦。他拍着胸脯说，一星期，一星期不痊愈，你来砸我的茶几。这一回，父亲失算了，那人的皮肤溃烂，几乎要了性命。他的几个儿子上门来，照着父亲的承诺，砸破了他的茶几，又点燃了父亲的那些根根草草。父亲的那些心肝宝贝啊，早储足了阳光的因子，一下子欢呼雀跃起来，把父亲引以为傲的美髯也烧得残缺不全。经此打击，父亲像变了个人，整天关在屋里，沉默寡言。 等到他重展笑容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的客厅已大变了样。在靠窗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佛龛，供着一个观世音菩萨。客厅里没有了一丝草药的蛛丝马迹，案头的书全换成了竖排的命理书。那本老旧的书就摊开在书桌中央，几乎翻烂了。他又开始跑出家门，十天半月的不见他的影子。后来，他回到家里，闭门不出，逢到初一十五，就在观世音像前点上三炷青香。他像一粒蚕卵，蛰伏于客厅里，似乎在积蓄破茧的能量。母亲很高兴，告诉我们，父亲终于安静下来了。但不久，一些穿着奇异的人上门来了，父亲关上门，与他们窃窃私语，母亲把耳朵凑到门缝里，也听不到半丝清晰的内容。又过一段时日，有人持着一张张便条，上门来让父亲看相择日。再后来，父亲开始接受邀请，上门去踏勘风水。他最欢喜的是奔波到深山老坞里，借为人家看阴基的机会，了解村子的来龙去脉，研究山势走向，标注龙潭富穴，来对应村子里已经发生的事。他越来越觉得这是一门既高深又神秘的文化，开始根据自己的经验写起书来。他有一个理想，有生之年要出版这本大作，他觉得我能帮他实现这个宏大的目标。 我对他的事业不感一点兴趣。那些佶屈聱牙的文字，神秘莫测的符号，让我头痛不已。我渐渐地疏远了他，借口忙，不再按规定的时间去看望他。 他变本加厉，谢绝一切来往，整天趴在窄小的书桌上，吞云吐雾，冥思苦想。母亲说，他的身体就是那一年开始垮掉的。他原来有一个好习惯，饭后去公园里散散步，自从写作命理学后，不再去了。 这一年，父亲的气愈急了；到后来，上四楼都要花十来分钟；终于他躺不下去了，只能坐着。这时候，才打电话让我们送他到医院。一查，很严重了，有好几种病，最厉害的是肺里生了几个泡，不得不住院。这就苦了我，三天两头地跑。当每天的住院清单发下来的时候，他照理要骂上几句，说这些药没用的，吸氧对他根本是浪费。他一再要求出院，他说，医院算什么，靠的是仪器，现在我晓得病情了，我用自己的药，远比他们的好。我私下里问医生，医生说，手术是不能动的，这么大年纪了。那么，我说，如果气泡破了呢？医生说，那么就动手术。我说，不如现在动，一劳永逸啊。医生说，这么大年纪了，不能动的。我终于听出来了，父亲就这样了，挨一天算一天，就等着那气泡嘭一下了。 “如果不感冒，不用力呛，就不会有大问题。”医生说，“不过烟酒是不能碰了。” 但出院后，父亲一如既往，什么也不戒。他说，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晓得的，医生算什么？就说烟吧，我一抽，呛出来了，就好受些了，不抽，倒更难受呢。我们力劝了几回，见没有效果，也渐淡了。 母亲却受不了。有一天，与父亲大吵起来，起因是她想把原来的客厅变成她的卧室，她发誓再也不与父亲睡一张床了。酒气、烟气、胃气，谁受得了啊！母亲嚷嚷着。 父亲妥协了，他搬到自己搭建起来的小阁楼里。那个小阁楼凌空架在楼梯的上空，用两根钢管作为支柱，全部用木料建成。它不属于房子的结构，而是额外做出来的，仿佛一个长方形的一边，多出了一只小小的翅膀。这是父亲为我的儿子搭建的。儿子读小学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挤住在五十多平米的房子里，根本没有写字的地方。父亲就想办法，在靠楼梯的一面墙上敲出一扇门来，建起这个阁楼，使它与整个房子连成一体。现在，孙子曾经写字的地方成为他的卧室兼书房了。 阁楼很小，铺了一张床后，几乎没有空间。这时候，父亲的才智又发挥出来了，他在靠墙处固定住一块30厘米的木板，作为书桌。人坐在床沿上，就着木板看书写字，还挺舒服呢。问题是身体活动的地方太少，坐着，就像一尊雕塑。 然而，父亲很舒心，没有了母亲的聒噪，他可以全身心地扑入到他的宏大事业中了。 那块木板上，堆起了越来越多的古书，母亲也不晓得这些书是从哪儿来的。印象中，父亲很少外出，在关紧了那扇小门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与世隔绝了。 父亲变得越来越与众不同，他似乎在那些充满霉菌的古书里发现了人生的某种大隐秘。有时候，他连饭也不下来吃，任凭母亲不停地呼喊和敲门，害得母亲慌忙给我们打电话，以为出了什么事。往往在我们赶到时，没等敲门，父亲就把门开了一条缝，像个孩子似的一笑，伛着腰，下来了。我们发现他的身体越来越消瘦，不过，精神还算不错，除了不间断地呛。这让我们不得不对母亲的话产生怀疑。我们觉得，只要他的身体没有大碍，他的爱好是不能随意去剥夺的。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试着与父亲沟通，但我发现已很难与他沟通了。他似乎陷入一种谵妄中，许多话前言不搭后语，更多的像在自言自语。而且，话语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一些让我不舒服的关于命运的解释。我虽然什么也不信，但心里的暗示却非常强烈，我往往这样认为，我的某一个成功，是建筑在某一个痛苦中的。反过来说，我的亲人的某个痛苦或者不幸，却是我成功的源泉。我还不愿意听到诸如“我真苦啊，我活不长了”之类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话讲多了，命运真的会照你的意愿走的。也许这方面，我就是受了父亲的影响。父亲动不动就说这样的话，什么时候，你有一个关口，要当心；几时，不能出远门；几月里，要防小人伤害。我越来越露出厌烦的神情。谢天谢地，父亲终于发现了我的不快，这说明他的脑子还没有糊涂。 “记住，”父亲递给我一张纸，说，“看清了没有，我不想再提这件事了。” 那是冬天最冷的一天。入冬来，天一直没有冷，我们都觉得会是暖冬了，然而父亲说，今年要大冷，还要下大雪，雪要堆得连车子也不好开。我们都笑了。 那天我看过父亲的字条，非常生气，这竟然是他的遗嘱。其中有一条，说他的所有存款，已经存在合作银行了，他打算把存折交给大姐保管，而密码就记在纸上，只有我晓得。他说，以后你们到老家上坟去，所有费用都从存折里出。这完全是一记闷棍啊，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可是我无从反驳。过了好久，我才气呼呼地说，妈呢，妈你不管了。他说，不是有你们吗？就在我想把纸条塞进口袋里的时候，父亲一把夺了过去，拿出打火机来烧了。 我越来越不愿意去父亲家，可是母亲打电话来，说，父亲在絮叨了，说你这么忙啊。母亲说，到时候来家走走吧，劝劝他，他现在都有点神经质了。还有，他让你整理的东西，有没有打到电脑上去。这样一说，我又内疚起来，可是，我实在没有兴趣弄他的那些东西。我就请赵诗人帮忙，校对父亲那蟹爬样的文字。我对他说，父亲有许多老古的书呢，到时候，我又没有用。赵诗人才勉强答应了。 我把所有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妻子，妻子还算通情达理。她说，爹这样，顺他好了，但办还是要办的，为什么不办啊？要好好办，不要在家小弄弄，混淆不清的，该发的请帖还是要发，几个姐妹也是客人，也发一张去。当然，我们可以换个方法，不要让爹晓得。你好好努力努力，帮爹的书印出来，他那么多钱，还不如用掉点安耽。然后，弄个发行式，以这个名义请大家。多么贤惠的妻子啊！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我让出了书桌，为赵诗人端茶递烟，精通汉字奥秘的赵诗人，在绞尽脑汁地弄了两天后，似乎被那些奇崛的文字组合折服了。他不停地吞云吐雾，沉湎其间，不时大呼过瘾过瘾。后来，他干脆向单位请了假，整天整天地窝在父亲的阁楼里，他的妻子打电话给我，说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电话也不接？对诗人的怪诞行为我担起心来，我觉得，他是陷入了父亲设计好的漩涡里了。时间久了，我又怀疑起来，觉得父亲正把什么重大的隐秘传授于诗人。在那些寒冷的冬夜，我陪着母亲坐在客厅里，看着无聊的电视，听母亲唠叨父亲的一些不可告人的荒诞不经的故事。终于有一天，诗人说大功告成，只剩下那些图案的校对了。诗人胡子长了，头发蓬乱得像一团秋天的草皮，然而容光焕发，两眼炯炯有神。“无法校对，不能校对，照搬不误，线条的粗细也不能更改。”他一连串吐出这些词语后，就抱着那沓稿子跑出去了。接着，父亲也下楼来了，他神情疲倦，像一只衰老的蚕吐尽了最后的一缕丝。但他的思维从来没有这样的清晰过，他说：“老太婆，我饿了。” 书出来了，印得不错，装帧也很合父亲的胃口，古色古香的封面上，有一条龙若隐若现。父亲全权委托于诗人。当然，数量上，我控制住了。照父亲的意思，至少印他个三五千本。他看过小摊上那些粗制滥造的东西，觉得他的这本书，肯定会引起轰动，广为流传。 我在郊区的一家农家乐订了五桌酒席，家乡来人了，我的朋友也到了，父亲的老哥老姐也请了。一切就绪，才对父亲说，诗人多事，把出书的事告诉大家了，看来首发式，等不到明年了。诗人已经在父亲的心里留下了好印象，父亲虽然不大情愿，还是同意了。 那天，下起大雪来，没有预兆。诗人开车送父亲到农家乐。现场很热闹，大门口挂了一块大大的横幅。父亲下车时，候在门口的人们都鼓起掌来。父亲看见了朋友、子女，然后，他看到了家乡的客人。有那么一瞬，他的脸上露出了不快，但马上恢复了笑容。他抬起头，朝天看了看，嘴里默默地念了一段什么后，就招呼大家入席。在中间的酒桌上，早摞着一大摞父亲的书，它们成圆形摆放，一层层的，像只蛋糕。这是我几个姐妹的意思。父亲坐下后，看着那摞书，发了一会儿呆。这时候，诗人别具一格的主持开始了。他说，你们看到了么，这雪，气象预报上没有说吧，大伯早在几个月前就预料到了。所以，大伯说，这次宴会要早点结束，迟了，恐怕大家都回不了家了。大家都轰然大笑起来。我发现父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诗人在讲了一大堆称颂父亲的话后，就请父亲说一说这本书诞生的经过。这时候的父亲，似乎心不在焉，他站起来，满脸通红，双手发起抖来。“看书，看书，全在书上！”说完这句话，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好！”仿佛天空中响起一个响雷，大家用力地鼓起掌来。接着，人们一个个过来向他敬酒。我早与大家打过招呼，不能说与那个字有关的词。不过，酒过三巡，人们的脑子渐渐迷糊起来了。 父亲对我说，时间不早了，去看看雪，是不是小下来了。我去看了看，果然小下来了。父亲说，好结束了。我说，才一半时间呢，菜都没有上齐。父亲说，要不，让小赵先带我走，你代我招呼好了。我说，诗人怎么能先走呢？父亲的脸色严峻起来，你去跟他说，他会带我的。我只好把正在敬酒的赵诗人叫了来。父亲把嘴凑到诗人的耳朵边，说了几句话。诗人说，不成不成，您怎么能先走呢！ 我看见父亲长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父亲的酒开始还很节制地喝，渐渐地放开了。“大师”“伯温再世”这些词语混合着酒精的魔力，开始在他头脑中发酵、膨胀。迷幻中，父亲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到酒席中间，他似乎正飘浮于五彩环绕的云霞中，仿佛勘破了人世间的一切，而天下所有的秘密全在他的眼前展露，所有围着他的人的运命全掌握在他手中。他大声地宣讲起他的理论，随意地指着某个人，说他的前生今世。听懂的，听不懂的，讲对的，不对的，都鸡啄米似的点着头。有人说，大伯鹤发童颜，真是诸葛再世啊。父亲眼一白，说：“什么诸葛再世，诸葛连自己的命都算不准，不能算同道中人。” 有人说，是啊是啊。 “哪能像我，我能破解自己的命。” 家乡来的一个堂侄，这时候，也站起 来说：“对对，我小叔是什么人啊，他，肯定会长命百岁，福、福如东海……” “呔——”父亲沉了脸，怒斥道，“什么长命百岁，运命自有天定，轮得到你说么？” 堂侄忙说：“小叔，我不懂的，我只晓得你看的风水真准，你好人有好报的，你肯定寿比天长。” “你胡说什么！” 我忙让别的堂兄拉住了他。 “要说我们那旮旯，小是小，倒真是块风水宝地啊，要出人，要出人的。” 我吊起的心渐渐放了下来。 我让父亲先回去。因为外面的雪在小了一会儿后，更加大起来了。 然而，形势急转直下了，敬过酒的人，又开始了第二轮进攻。大家的嘴里都由“大师”“大器晚成”，改成了“青松不老”之类的。那些词语无疑像一枚枚毒针，准确无误地击中了父亲的要害。父亲在与命运的争斗中节节败退。开始，他还勉强应付着；后来，他的脸色越来越不对了。我忙着劝大家歇一歇，歇一歇。可是，已经控制不了了。人人争先，个个向前，仿佛不与父亲碰上那么一下，不说上一句吉利的话，就要吃亏一样。最后，父亲完全像个木偶人一样，只傻笑，来者不拒了。他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什么似的，把头凑到我身边，说，真好，真好啊。来，我们爷儿俩也来一杯，真痛快啊！ 我像坐过山车一样，也迷糊起来。这样多好，多痛快啊。我就放开喝起来，我确实有点累了。酒宴终于结束了，父亲没有事，尽管脚步凌乱，但还清醒着。他与人们一个个握手，叫着人家的名字，说着含糊不清的话。末了，必把左手抬起来，做一个与人告别的手势。 我把他与母亲送到家里，雪越来越大，也许明天会出不了门。这样也好，索性下得再大些，把所有的都封住，这样，多痛快。有多少时间没有完完整整地呆在家里了！很迟了，我随便洗漱了一下，即上床沉沉睡去。终于结束了，谢天谢地！我沉入了美好的梦乡中，似乎浮游于江水中，可是，一个浪头扑过来，把我淹没了。我惊醒过来，客厅里，刺耳的电话铃响个不停。果然是父亲出事了。我跌跌撞撞赶到时，姐妹们都围在父亲的身边。母亲在抹泪，说父亲睡过去了，叫不醒了。我说，赶紧送医院啊。母亲说，他不肯呢。他睡的时候，说过的，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随意动他的。我才发现，在父亲的床四周，点着七支蜡烛，整个房间烟雾弥漫。父亲就那么笔直地躺着，脸上盖着一张黄表纸。我凑近前去，见父亲气息微弱，我叫了一声，又叫一声，眼泪就涌了出来。 “妈，拿掉这些蜡烛啊。”妹妹说，“慌兮兮的。” “老头说过的，不好动的。” “哥，你来拿。” 我说：“你们出去吧，爹没事的。” 姐妹们听了，赶紧跑了出去。 我被熏得泪流满面，咳嗽起来。奇怪的是，我没有一丝害怕，仿佛这样的场面早就经历过，仿佛等待这个时候已经很久了。
我看了看紧闭的门窗，父亲是真的睡着了。只有熟睡了，他才不会呛。但黄表纸还在有节奏地颤动，父亲也许正在做着美好的梦吧。我轻轻地站起来，吹灭了一支又一支蜡烛。就在这时，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响起，我转过身去，一张带着点儿古怪笑容的脸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