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尔朱荣与秀容
《魏书·尔朱荣传》及尔朱家族传中，多处提到秀容，成为后人确定南北秀容所在的主要依据，细读《尔朱荣传》及有关史料，感到后人或有误会于尔朱传者，仅就字面，作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云：
尔朱川与秀容川
或有云尔朱川即秀容川者：“‘他的祖先居住在尔朱川’和‘因其住在秀容川’二语，说明尔朱川和秀容川是一个地方，故有史家说：‘秀容川亦曰尔朱川’”。（《朔州通史》中疑难问题的考证）
这里显然有误读，且看原文：“尔朱荣，字天宝，北秀容人也。其先居于尔朱川，因为氏焉。常领部落，世为酋帅。高祖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平晋阳，定中山。论功拜散骑常侍。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
说得很明白，尔朱荣是北秀容人，其先世居于尔朱川，所以以尔朱为姓。这是第一层意思；“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是说尔朱荣高祖尔朱羽健在随道武帝平定并州、中山后，因住在秀容川，所以诏割秀容川方三百里封之。如果尔朱川与秀容川是一个地方，就不会分开来说，至少应说明尔朱川即秀容川。魏收号称北魏才子，不会连这一点也搞不清，而故布疑阵，让后人猜测。
“长为世业”是“诏割”以后之事，契胡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尔朱家“常领部落，世为酋帅”，是带领部落游牧而兼征战，这从《尔传》后文看得更为明白。不但尔朱家游牧，建立北魏的鲜卑拓拔氏亦不例外，一直从贝加尔湖或大兴安岭游牧到雁门关外，直到道武帝时，才采取“离散部落”手段，《魏书·官氏志》载：“凡此四方诸部，岁时朝贡。登国初（386），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因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定，不利统治，而且聚在一起，常常叛乱，所以道武帝才将各族部落分散，让他们“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魏书·贺讷传》。这手段是非常厉害的，部落一被离散，便分居各地，力量集中不起来，不能再进行大规模叛乱，离散部落后虽然也有将原来农田变为牧场的，但也只能在所封土地的划定范围内进行放牧，而不能随便到它处去游牧。游牧民族的性质实质上被改变了。所以“酋帅”便成了“领民酋长”。领民酋长所领之民已不再光是他的本族之人，其中便包括了在他封地上的汉胡各族农民、牧民以及商业、手工业等其它人民。尔朱家族正经历了这个阶段。这个家族原来住在尔朱川，是羯族的一部分，羯族的石勒曾建立后赵王国，后赵王国被汉族“乞活军”的冉闵灭亡后，冉闵下了“杀胡令”，境内胡人被杀十之六七，其余大量迁徙，冉闵所杀之胡，首先应该是羯胡，契胡羯族的尔朱氏在冉闵杀胡中幸存下来，蛰居于尔朱川。冉闵杀胡是在350～352年间，仅邺都一地被杀的胡人就高达20几万，且“驱逐胡蛮数百万出中土”。尔朱氏能幸存下来，大概就因为居住在远离邺都的尔朱川之故。
尔朱川到底在什么地方，史无明载，但肯定离当时鲜卑拓拔氏所统治的代地不远，拓拔猗卢在帮助刘琨攻打刘聪、刘虎后，被西晋王室封为代王，占有陉岭以北之地（今雁门关外朔州、大同以及内蒙凉城、丰镇、和林格尔等地），有人说尔朱川即发源于今忻州市神池、五寨流经保德入黄河的朱家川河，我认为这很有可能。其一，古代地名不管时间隔得多远，总会在地方上留下痕迹，大的如郡县名，小的如城镇名，如原平、崞县、马邑、阳曲等皆汉县名，虽经迁徙变更，但名仍在，有的郡、县虽然在后世废除了，但在村庄、山、水上仍留有旧名，如云中郡以云中县迁到原平后，县虽废了，但仍有云中山、云中河，九原县废了，如今仍有九龙岗；阴馆县废了，但朔城区现有夏关城村（阴馆城又名下馆城），辽代神武县废了，朔城区仍有神武村……，尔朱川，朱家川仅一字之差，应亦属此例。其二，从地理位置上说，神池、五寨一代，距鲜卑拓拔氏代国很近，而且在历代经常与今朔州划在一起。所以尔朱羽健很容易在冉闵发布杀胡令后投入鲜卑拓拔部。
至于尔朱川是不是就是秀容川，这一点，如前所说，至少从《尔朱荣传》上是不能断定的。即使尔朱川与秀容川有关系，也应该是秀容川包括尔朱川，而非等同。宋初乐史《太平环宇记》即认为：“秀容川，川東北接恒州，南接肆州，西限大河，北接朔州。東西六百里，南北四百餘里。”按此秀容川四至，北魏恒州治平城（今大同）、肆州治九原（今忻州城）、孝文帝迁洛后朔州治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大河即黄河，黄河以东六百里，到五台山（忻保高速316公里），忻州城到大同208公里，则恰与《太平环宇记》东西六百里，南北四百里相符。则今忻州市、朔州市全部，今大同市大部及内蒙清水河县均在秀容川内。
《辞海》秀容川则比《太平环宇记》所说减了一半：“秀容，古地区名。又名秀容川。相当今山西西北部云中山、句注山
迤西，桑干河、汾河上游和黄河东岸一带。分南北二部：北魏时尔朱氏世为
北秀容酋长，所居梁郡城，故址在今朔县北，周围三百里皆其封地。南秀容有城，在今岚县南。相传为刘渊生地。”云中山、勾注山
迤西，则将今《太平环宇记》中忻州市东部忻州、原平、定襄、代县、繁峙、五台及大同市划出了秀容川，其所据则显然来自《尔朱荣传》。
《辞海》给出的秀容川也包括今天的朱家川在内，此二典籍皆未提及尔朱川，亦可旁证尔朱川不等于秀容川，如果朱家川即尔朱川成立，则尔朱川应包括在秀容川内。
但我对《太平环宇记》和《辞海》所说秀容川皆不敢认同。《太平环宇记》的秀容川太大，《辞海》的秀容又失之于太狭。
方三百里
尔朱羽健在从道武帝平并州、定中山后，道武帝因尔朱发羽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方三百里”可解释为三百平方里，亦可解为方圆三百里。如《读史方舆纪要》解为“且环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为封邑”，《辞海》解为周围三百里，按此则岚县到朔州约300里，黄河到宁武约300里，这个方圆恰好是《辞海》所说秀容川的范围。这范围包括今朔州市朔城区、平鲁区，忻州市宁武县、神池县、五寨县、岢岚县、保德县、河曲县、偏关县、静乐县，离石市岚县，内蒙清水河县等12
个县。道武帝会把这样一大片地方割给尔朱羽健长为世业吗？我认为不可能，道武帝时国土仅有黄河以北以东地方，到他孙子太武帝时，才基本平定北方，与东晋南北而治，此其一，其二，道武帝登国年间便开始实行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治国方针，天赐元年（404）下诏，封王者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九人，子者一百三人；鲜卑人本族之王也没有封如此大片土地的，何况一个羯族尔朱羽健呢？而且到这年十一月又一次封爵，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这二千余人再封起来，土地到哪里去找？所以我认为其方三百里，只是三百平方里，也就东西20里，南北15里罢了。《魏书·官氏志》载：“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一个刺史才十五顷地，尔朱羽健“论功拜散骑常侍”，也就是个刺史级别吧？
方三百里是多少个十五顷？这已经是额外之赐了，哪能达到周围三百里呢？
尔朱荣祖父尔朱代勤，在北魏高祖孝文帝时赐爵梁郡公，即使赐公爵，食邑也在四百户到三千户之间波动，就是说最多可食三千户，按晋新兴郡五县九千户。北魏秀容郡四县一万一千五百六户。按晋新兴郡食一个半县，按北魏秀容郡食一个县。如果取公爵食邑的中间数半个县，则与三百平方里差不多相符（今定襄县865平方公里）。
梁郡
尔朱代勤被封梁郡公：“代勤，世祖敬哀皇后之舅。……高宗末（464），假宁南将军，除肆州刺史，高祖（孝文帝471～499）赐爵梁郡公”。代勤传梁郡公爵于儿子尔朱新兴，尔朱新兴在“肃宗（516～528）世，以年老启求传爵于尔朱荣，朝廷许之”。尔朱荣在“破洛阳于深井，逐牧子于河西”后，“进封博陵郡公，增邑五百户。其梁郡前爵，听赐第二子”。尔朱荣第二子尔朱义罗，“孝庄初（529），除散骑常侍、武卫将军。初袭爵梁郡公，又进爵为王”。武定三年（545）春，尔朱义罗死后，“文暢弟文略，袭爵梁郡王”。550年，东魏为北齐取代。尔朱氏从梁郡公到梁郡王，袭爵七十余年。
梁郡，后世多以为在今朔州，《太平寰宇记》朔州鄯阳县条云：“故武郡城。《冀州图》云：梁郡城在鄯阳北二十里，即尔朱荣所居。”《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云：“秀容城，后魏时之北秀容，亦曰梁郡城，在今山西朔县西北。”清《朔州志》云：“梁郡城在州城北二十里，遗址尚存”。民国十一年（1922）《朔县名胜古迹调查表》云：“梁郡城。北魏太和间。今县北二十里。公有。城已湮。孝文迁洛后赐秀容酋长尔朱代勤爵梁郡公。后置梁郡城于朔州北二十里，为北秀容地”。前引《辞海》秀容条：“北魏时尔朱氏世为
北秀容酋长，所居梁郡城，故址在今朔县北，周围三百里皆其封地。”……
从以上所引，可以看出，所谓梁郡城在今朔州之说，皆从《太平环宇记》而来，《太平环宇记》又从《冀州图》而来，《冀州图》是宋以前的一本地理杂著，不知何人所撰。但不会早于隋，因为鄯阳县为隋大业元年，由招远所改。《隋书·经籍志》上有《冀州图经》一卷，亦不知何人所撰，《太平御览》亦引《冀州图》及《冀州图经》，此二书在当时作为地方志书是有影响的。但《太平环宇记》讲的是武郡城，引《冀州图》时说的却是梁郡城，有些牛头不对马嘴。想是认为武郡即梁郡吧？
对梁郡城在朔州北二十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就早质疑过：“《一统志》：今去朔州西二十里有梁郡城，后魏尔朱荣所筑。未知所据”。顾祖禹未知所据，因为古代封爵、赐爵，并不一定封在什么地方便非住在什么地方不可。尔朱新兴死后赠“西河郡王”，并没有埋到西河郡去。匈奴刘虎在被刘琨赶到黄河以西朔方后，刘聪封他楼烦公，而朔方远离楼烦之地……。同样尔朱代勤被赐梁郡公，也不一定就在梁郡地。这叫“虚封”，虚封者，仅有封爵而无实土或将本不属于本国的郡县封本国公侯之谓也。梁郡在《魏书·地形志》上不止一个：南兗州梁郡，正光中（520～525）置。治睢阳（河南商丘）；扬州梁郡，东晋义熙年间（413年）置，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城区）；南朔州梁郡，南朝萧衍（502～549年在位）置，魏因之，治齐坂城（河南信阳）……尔朱代勤在孝文帝时被封梁郡公，赐梁郡公后，以老致仕，尔朱新兴在孝文帝太和中（477～499）继为酋长，按此推测，尔朱代勤被赐梁郡公最迟也在499年之前，而以上梁郡属于北魏都在499年之后，显然尔朱代勤的梁郡公属于虚封。
既属虚封，为什么：《魏书·尔朱兆传》上会有尔朱兆之弟尔朱智虎，被“献武王擒之于梁郡岢岚南山，赦之。后死于晋阳。”和2008年发现于河北临漳古邺城遗址附近的《北齐尔朱世邕墓志铭》有“君讳世邕，梁郡人也”的记载呢？我认为这里的梁郡是指“封邑地望”，仍非实有，虽然梁郡公是没有实地的虚封，但尔朱氏后人皆以梁郡为“地望”，所以被称或自称梁郡人，此其一；其二，尔朱代勤被封梁郡公是虚封，而尔朱氏是有封地的，这封地就是尔朱荣高祖尔朱羽健“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的秀容川。封地在前，封爵在后，封地是实封，封爵是虚封，将虚封之爵冠于实封之地，将秀容川称为梁郡，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也许尔朱氏在被赐爵梁郡公后，便将秀容川诏割的方三百里封地称做梁郡了。
“刬内”与“畿内”
太祖道武帝认为南秀容川原沃衍，打算封给尔朱羽健，尔朱羽健说：“臣家世奉国，给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刬内，差近京师，岂以沃瘠更迁远地？”
在上引这段话中，我认为“刬内”这个词值得玩味。“刬内”是什么意思呢？“刬”通“铲”，“铲除”也，引申为“攻占”、“占领”，以此理解，“刬内”即“占领区”。
而今朔州，《太平环宇记》曰：“朔州。马邑郡，今理鄯阳县。……晉怀帝時，刘琨表以鮮卑猗卢为大单于，封代公，徙马邑县，卽其地也。后魏都代地，即今郡，属畿内。至孝文迁洛之后，又于今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领盛乐、广牧二郡。葛荣之乱，州又废。高齐天保六年，又于今州西南四十七里新城置朔州；八年，仍移于马邑城，即今城也。”
“刬内”与“畿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畿内即为京师之地，没有差近一说，只有“刬内”才能说差近京师，即离京师不是很远。比如今天的北京市，市范围内皆为京师之地，比如延庆、密云、房山、通县等皆为京畿之县，它本身就是北京市的构成部分，是京师之地，说这些县差近北京，岂非笑话？
北魏都平城，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前，今朔州地属京畿，“为北魏王朝的腹心之地”，腹心之地，怎么能说差近京师呢？这就如说心脏离头不远一样可笑。北秀容既在“刬内”，就不在“畿内”，写《魏书》的魏收号称北魏大才子，他之所以用“刬内”而不用“畿内”，就是要表明北秀容不在京畿范围之内，而在当时道武帝所占领的离京师不远的地域中。这个地域在哪里？顾祖禹、胡三省皆认为在汉定襄郡界。《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此北秀容也，在汉定襄郡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亦曰：“珪遣兵东渡河，屯
秀容以救之，此北秀容也”，“北秀容，在汉定襄郡界，去南秀容三百余里”。
而此定襄郡界，恰是孝文帝迁洛后的朔州：《魏书·帝纪》：“太和十八年（495）秋七月“壬辰，车驾北巡。戊戌，谒金陵。辛丑，幸朔州。”《资治通鉴》：“辛丑，魏主至朔州。”胡三省注曰：“魏收地形志：云州，旧置朔州。又有朔州，本汉五原郡，魏为怀朔镇，孝昌中始改为朔州。今此朔州，当置于云中之盛乐。时置朔州于定襄故城，领盛乐、广牧二郡。宋白曰：孝文迁洛之后，于今朔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后乱，废。”这就是说北魏曾有过两次置朔州，一在孝文帝迁洛后，一在孝明帝孝昌中（525～527），今朔州是在北齐天保年间所置（551～558），后世往往将这三个朔州相混，是以许多地名纠缠不清。
今朔州在孝文迁都洛阳前属北魏司州，为畿内陆。迁洛后属恒州《资治通鉴》胡注引《括地志》之说：“拓跋魏之盛也，置朔州于盛乐，置恒州于平城，平城，谓之代都。”而孝文迁洛后的恒州与朔州东西交界，朔州在恒州西，《魏书·地形志》云州：“旧置朔州，后陷，永熙中改，寄治并州”。朔州治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管领范围大致包括今天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的大部分地区、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部分地区及今忻州市偏关、河曲等地。
胡三省、顾祖禹认为北秀容在汉定襄郡界是对的，汉定襄郡即大体为孝文帝迁洛后所置朔州，北秀容在此朔州，而非今朔州，因为有两朔州，所以后人误认为北秀容在今朔州，北秀容如在今朔州，今朔州是北魏畿内陆，道武帝会把京畿之地封给尔朱羽健吗？因为在汉定襄郡界，为刬内之地，即早先占领之地，盛乐又做过北魏的前都，则尔朱羽健封在汉定襄郡界则既离京师不远，可作京师屏卫，又是游牧之地，对北魏王室，对尔朱家族都有好处，两全其美，所以当道武帝要把南秀容封给尔朱羽健时，尔朱羽健婉拒了，尔朱羽健所以婉拒，一是南秀容离京师较远，二来南秀容是农耕地，不宜放牧。所以宁在北秀容而不去南秀容。而北秀容只有在汉定襄郡地，“珪遣兵东渡河，屯秀容以救之”的记载才说得通，黄河在今内蒙托克托、十二连城一带开始由东西方向转向南北方向，在此之上只能说南北渡河，而不能说东渡河，如在今朔州，东渡河以后路程还远，不是一渡河就可到的。又《北史》斛斯椿传：“广牧富昌人也。其先世为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时为左牧令，时河西贼起，牧人不安，椿乃将家投尔朱荣。”广牧，治所当即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南西土城子古城。孝文帝迁洛后朔州辖盛乐、广牧二郡，富昌故城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南约三十里。从此东渡河即进入清水河或偏关，这说明这一带当时是尔朱荣的地盘，也即北秀容在此一带。即使北秀容川包括今朔州市一部分，也只能在今右玉、平鲁区西部，而到不了今朔州城。
北秀容在朔州，是在孝文帝迁洛后汉定襄郡的朔州，而非今朔州，不弄清此朔州非彼朔州，就弄不清北秀容到底在何处。
南北秀容
“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国，给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刬内，差近京师，岂以沃瘠更迁远地？’太祖许之”（《魏书·尔朱荣传》）
这段话似乎说在道武帝时，已有南、北秀容。道武帝平定并州是在皇始元年（396），平定中山是在皇始二年（387）冬十月，而“秀客郡永兴二年（410年）置，真君七年（446年）并肆卢、敷城二郡属焉。平定中山13年后才在他儿子文成帝时置秀容郡、秀容县，在秀容郡未置前即提南秀容恐怕于史有背，而没有南秀容又何来北秀容？所以，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这南北秀容恐怕指得是秀容川，如果是指秀容川，则早在永兴二年置秀容郡、县时，南秀容川已经存在。二、则为魏收写《魏书》时，以后来的南北秀容加在以前的地域上面，就是说，在道武帝时，并未分南北秀容，此南北秀容为借指。当时可能只有一个秀容川，即北秀容川。
关于秀容川，我在上一节已经论到，以胡三省、顾祖禹所说为是，在汉定襄郡界。至于具体在汉定襄郡界什么地方？胡三省、顾祖禹未给出回答，我认为北秀容川即今土默川，土默川在北魏前称为云中川，《魏书·燕凤传》燕凤对苻坚讲：“云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云中川在北魏末为敕勒部所居，又称敕勒川，元蒙时为蒙古土默特部所居，又叫土默川。云中川称秀容川当在晋永嘉四年（310）以后，永嘉四年南匈奴刘虎起兵响应刘渊反晋称帝，战败后东渡河走据朔方，父子四代雄据朔方110多年。310年刘虎在攻打鲜卑拓跋部的一次战斗中失败，他的从弟刘路孤投降了鲜卑拓拔氏，娶了拓跋氏的女儿，从此归附拓跋氏，自此，铁弗匈奴分为河东、河西两部。河西部仍称铁弗，河东部称独孤部。刘虎死后，儿子务恒代立，务恒死后，第三子刘卫辰代立，刘卫辰先附拓跋氏，后归前秦苻坚，带苻坚前秦兵灭了拓跋氏代国，将拓跋氏赶到漠北。苻坚将代国分为东西两部，让刘卫辰统河西，以刘卫辰为西单于，督摄河西杂类，屯代来城；以独孤部刘库仁为陵江将军、关内侯，统河东。383年，苻坚因淝水之战败归，政权分裂，西燕慕容永遂拜刘卫辰为大将军、朔方牧，后秦姚苌也拜之为大将军、大单于、河西王、幽州牧。391年，卫辰因在与北魏战斗中失败为部下所杀，子赫连勃勃（字屈孑）奔鲜卑叱干部，后于407年建立大夏国，425年去世。独孤部刘库仁后来被慕容文所杀，刘库仁儿子反叛北魏，失败后投奔慕容永，后不知所终。只所以这样说，因为秀容来自秀容胡，而秀容胡即指刘渊、刘聪、刘曜、刘虎以及赫连勃勃等南匈奴刘氏，这一点我在《南秀容与北秀容》一文中有过专题论证。《魏书·天象志》载：“
天兴五年(402年)十一月，秀容胡帅、前平原太守刘曜聚众为盗，遣骑诛之。”尽管《魏书》对这个刘曜再未提供其他情况，但他是刘渊、刘虎一系刘氏匈奴却是无疑的。
刘曜被称为秀容胡，则秀容胡指匈奴刘氏就是可能的。秀容胡指匈奴刘氏，则秀容胡匈奴刘氏所据之地被称为秀容川也是可能的。云中川一直为秀容胡所据，所以云中川后来便被称为秀容川，这和后来云中川为敕勒族所据称敕勒川、为土默特所据称土默川是一个道理。
道武帝时，匈奴刘氏秀容胡不断反叛，道武帝在平灭反叛后将秀容胡流放到今汾河上游一带，在今岚县汉汾阳县故城附近建秀容护军，道武帝为什么要将反叛的秀容胡迁徙到岚县一带呢？因为这一带正是刘渊父子及刘虎等南匈奴人一直聚居之地。史载刘渊、刘聪、刘曜、刘虎等皆为新兴郡人，南匈奴五部一直居于晋阳汾涧之滨，刘渊父子死后，其家族大部被杀，剩余的可能怀恋故乡又逐渐迁了回来，道武帝采取怀柔政策，索性将北秀容反叛的秀容胡也集中到他们的故乡，设了秀容护军统一管理。到他儿子明元帝永兴二年（410年）以秀容护军改置秀容郡、秀容县。
这才有了南秀容，有了南秀容，北秀容才被称为北秀容。
我在本节开头一段假设出两种可能，一、南北秀容川同时存在；二、先有北秀容，后有南秀容。
行文至此，我认为后者更接近于历史真实。对此，《水经注》有载：汾水“又南迳秀容城东。《魏土地记》曰：秀容胡人徙居之，立秀容护军治。”秀容胡人徙居之在前，是因；立秀容护军治在后，是果。北秀容川即云中川，南秀容川为汾河川，两地相隔甚远，并不相接，否则便不必分称南北秀容。而秀容之名则因置秀容郡、县后才得已彰显，南北秀容之分，则又因尔朱氏之故。至于后来秀容郡县迁到今忻府区、定襄一带，则因刘渊父子及刘虎皆为新兴郡人，新兴郡叫秀容，是符合秀容胡所居之地的。所以南秀容川应包括今忻府区、定襄、原平南部一带，尔朱荣死后葬秀容川，据崞县志载，同川有尔朱荣墓地，很可能尔朱荣就葬在同川。
尔朱羽健在冉闵杀胡中从尔朱川投奔拓跋氏后，追随道武帝打回代国，平并州、定中山后，部落暂居在北秀容川，道武帝因他有功，在北秀容川划出方三百里地封他，长为世业。按道武帝与尔朱羽健对话有“沃瘠”之说，显然北秀容川不如南秀容川肥沃，“所居之处，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好象土地贫瘠得连狗也不舐，这等地方不会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土默川腹地，只可能在今土默川托克托县东部、和林格尔、清水河一带山区较多的地方。这个秀容川应该比云中川小得多，其一，道武帝刚立国，不会把长二百余里，宽百余里的整个云中川封给他；其二，差近京师，应该是离平城不远的地方，所以我说方三百里是三百平方里，顶多一个县大的地方。1700人的部落，三百平方里即使游牧也放得下了。当然，这个方三百里也不是个确数，可能还大些，按此，我认为尔朱羽健所封地在秀容川今内蒙清水河县、托克托、和林格尔一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又有北秀容，在汉定襄郡界，去南秀容三百余里。晋太元末，慕容垂伐西燕，西燕主永求救于拓跋珪，珪遣兵东渡河，屯秀容以救之，此北秀容也。……是尔朱氏本居北秀容，其地近平城也。”
顾祖禹又认为，因为“羽健之孙代勤官肆州刺史，子新兴嗣。新兴卒，子荣嗣。世为秀容酋长，是代勤以后，又居南秀容矣。”顾祖禹这一认为有问题，尔朱新兴、尔朱荣所嗣是秀容酋长，并非嗣肆州刺史，而这秀容酋长则一直是北秀容酋长，并未将南秀容包括在内。这一点只要细读《尔朱荣传》就可清楚看出：“祖代勤，继为领民酋长。……高宗末，假宁南将军，除肆州刺史，高祖赐爵梁郡公。”尔朱代勤在高宗文成帝末年（464）任肆州刺史，仍兼着北秀容领民酋长，高祖孝文帝太和中（477～499）将酋长传位给儿子尔朱新兴，尔朱新兴在肃宗孝明帝正光（520～525）以前以年老启求传位于尔朱荣。尔朱荣在被封太原王、天柱大将军后，其从祖兄子尔朱天光于“永安中（529），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长。”这里仍明确为北秀容第一酋长，可见尔朱家族的第一酋长始终在北秀容，而与南秀容无涉。尔朱代勤的肆州刺史并未传给尔朱新兴，尔朱新兴一生的实职只有一个世袭的北秀容领民酋长。这一点从孝昌二年（526年）尔朱荣擅废肆州刺史尉庆宾，私以尔朱羽生代为刺史，就是明证，代勤死后，至少尉庆宾曾任过肆州刺史。尔朱新兴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493）才被“封散骑常侍、平北将军、秀容第一领民酋长”的，尔朱代勤当在此后以老致仕，卸任肆州刺史。即使他就在这一年卸任，也已经当了30年肆州刺史。而到尔朱荣孝昌二年（526）废尉庆宾以尔朱羽生代为刺史，又已经过了30多年，而从迁洛后，孝文帝便特听尔朱新兴“冬朝京师，夏归部落”，“每春秋二季，恒与妻子畜牧于川泽，射猎自娱”尔朱家族至少有二十多年未染指肆州。正光中，尔朱荣起兵后，最初的仗都是在陉北打的，官职进到“都督恆朔讨虏诸军”时，才“率众至肆州，刺史尉庆宾畏恶之，闭城不纳。荣怒，攻拔之，乃署其从叔羽生为刺史。”如果南秀容当时就是尔朱家的势力范围，他在肆州就不会遭到刺史如此待遇。孝昌二年之后，尔朱荣官越做越大，肆州刺史才成为尔朱家族专任，除尔朱羽生外，先后有尔朱智虎封肆州刺史、尔朱天光特除肆州刺史、尔朱世隆特除肆州大中正，尔朱荣子尔朱文畅官肆州刺史。文畅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三年（545）春，因谋反被杀。尔朱家族真正占据南秀容的时间就在从孝昌二年到武定三年这20年中。20年中也只有孝昌二年（526）到永熙元年（532年）高欢打败尔朱兆，攻克晋阳，彻底铲除尔朱势力这6年，尔朱家族完全控制着肆州与南秀容。
虽然实际控制只有6年，但尔朱家族在南秀容留下了太多痕迹，从尔朱代勤任肆州刺史到后来尔朱家族历任肆州刺史；尔朱新兴曾带着尔朱荣游过宁武天池；高欢与尔朱兆大破河西贼帅纥豆陵步蕃于秀容之石鼓山。高欢擒尔朱兆弟尔朱智于梁郡岢岚南山。尔朱荣被封天柱大将军，静乐县今有天柱山，据说即因尔朱荣而名，天柱山有尔朱荣的祠庙，原平同川有尔朱荣墓……而北秀容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又太少，所以顾祖禹说：“后魏末，恒州寄治肆州秀容郡城，盖南秀容多故以后，而北秀容之名益晦矣。”
2012、11、1日写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