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拳黄润生老师原先是湖南大学的武术老师，留学日本。父亲曾从他学过武艺。他于日本柔道、散手道很有造诣，对中国武术其他套路也有高深的功夫。加上他善太极奉，以柔克刚，达到圆活轻灵的地步，常立不败之地。他的八拳打得很好。八拳只有八下，谓之八拳。只进不退，攻中有防，以沉托、哼哈、吞吐、顾盼八字为基本，八动八招，动动有攻，动动有防，打起来千变万化、凶猛异常，有致于死地而后生之势。这也是离不开苦练。可惜在抗日战争中，黄老师遭日机轰炸，不幸牺牲。一代名师，竟罹此难，深堪浩叹！
南侠杜心五，慈利人，自然门，以腿功闻名，轻功很出色。留学日本，保过镖，南北镖局闻名。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就是保卫孙中山先生的安全。他不多讲话，只点头，不讲别人的不是。深思熟虑，是父亲的同学又是好友和老师。技术大队总大队长李丽久，原国术馆馆长万籁声都是他的学生。父亲请他当国术训练所的名誉顾问，他不干，可是愿为父亲办国术训练所的后盾。
最初，湖南的训练所和技术大队的主持人和教官都是北方人和外省人。当时，长沙有一个在湖南第一届国术比赛取头名的湖南人唐徽典，认为取了头名，武术界应该重用他。还有一个在社会上名气不太好的柳森严，吹嘘自己是什么四川峨嵋某道人的门下，一口气能把满缸的水吹个洞见到底、能赤脚从水面上走过湘江河。此人常赤足草鞋、手拿大红纸伞，坐双铃包车在街上横冲直闯，见了女人嘻皮笑脸。路人见了恨之入骨，可他丝毫不知自羞，仍炫耀于杜会，纯是流氓成性。
听说向某要求长沙接办训练所，是湖南平江人，认为可乘此会见。唐徽典和柳森严相约来我家（学宫街）会面。父亲也早闻这两人的作风和功夫的深浅，便对柳森严说：“你年青有为，前进无量，应该认真拜个师父，好好学点真功夫。”柳说：“森严一向尊师重技。谁能打过森严，当即磕头拜师。请向秘书赐个时间，准时讨教。”父亲见他气焰嚣张，不给日期是不能压威的，便说：“过三天你来这里。”唐柳二人拱手告辞。第二天，杜心五老师来家，谈及拜师之事。杜说：“你想收柳森严做徒弟吗?不可教!不可训!给点颜色看看，可以压压他的气焰。此人还不可交。” 父亲说：“就请您老教训他一次如何?”杜说：“答应作你的武术后盾，义不容辞，不过只是轻轻的点倒一下，重了是会伤感情的。”
第三天，柳果一人应约而来。杜与父亲正坐堂上睡床分两头坐着谈话，柳来了即给介绍。柳并未坐定，即猫腰向杜怀中猛冲过来，双手做叉喉之势。杜乘柳快近边，迅速闪跳一边，用右脚在柳的头颈后一拍，把柳拍倒在睡床上扑面-—交，面部擦在床板上。父亲坐在一旁笑看说：“甘拜下风了吧？”柳爬起来，马上向杜脚下跪拜言道：“有幸见到大侠神腿，在下叩头。”柳走后，父亲说：“他是真打不过你，才老实一点点。今后会好一点，但嚣张成性是一时难改的。我们不怕他跳得再高，后果是他自作自受。”那时，我在省一职读书，此事是我亲眼目睹。
唐徽典是练巫家拳的，身高力大，高度近视眼，腿力可以。当时的参赛者，都是练套路的南方拳师，没有实战经验。唐有力，抓到就摔，相当勇猛。对手初次上阵，见势不妙，多是交手即退。所以唐能赢得头名，并非真拼打出来的。官办国术团体当然不能用他。与柳串通想闹个名堂，事后也就无声无息了。
当时，长沙民间还有人私人开设场子。湖北会馆有蔡炳煌教地趟拳，江西会馆有焦世雄教字门拳，广东会馆设有精武体育会。技术大队和训练所的白振东、朱国祯、吴公藻、顾汝章等都去辅导过。南门外天飞宫常正昆教四门拳，斗米阁马道人教巫家拳。不论官办和民办的武术团体都是客客气气，以礼相待，从无派别意见。柳森严、唐徽典听说也教过徒弟，但不知在何地开厂。
训练所的规章制度很严，首先是不许以武力欺人。有一个河南来的教官，性格暴躁、贪杯好色，对工友恶言恶语，甚至动手打人。曾多次劝告，过几天依然如故。父亲也劝过他，但收效不大。便警告他说，如再打人，就要开除。他扬言说：“谁敢开除，我找谁算帐。”有次，将一工友打伤。教官们都十分气愤，希望严肃处理。父亲将此事提出讨论，结果决定开除。他在会计室领最后薪水时说：“花完这六十块钱，找向秘书算帐，要搞个你死我活。”父亲听说后，一切照常。
过了七天，在府正街遇上这个教官。父亲叫停车，对面走过去。父亲对他说：“你不是要找我算帐，搞个你死我活吗?我等你几天了。今天碰上，请便吧。”那教官早就立正站着不动，听完后，即敬礼说：“报告向秘书，你是晓得我喜欢喝两杯的。酒后失言，您莫见怪。现在没有钱花了，连买车票的钱也花了，请您再借点钱买票走吧。”父亲问他为何六十元在七天就花光?是不是去嫖了?他无言以答。父亲说：“你到技术大队找李大队长，说是我叫你去的。”回来打电话告诉李丽久这些情况，请他再教育那教官一次，如有悔改，可留用一个时期。结果是，留在技术大队当助教。父亲是不怕横蛮或威胁的，能不能打赢那个教官是另一回事，可正气就压服了他。就这样，终于教育挽救了一个横蛮无理而有一定武枝的人。
一九三二年湖南举行省第二届武术比赛，各县各地都有来参加比武的。各县多半是些老练武术的师傅和爱好武术的青中年人。把这次武术比赛，说成是“打擂台”。其实是湖南的武术兴办了多年，为了提倡和普及、交流经验，检阅提倡武术以来的成绩如何，而举办这次比试。不分派别，任何人都可参加，订了严格的规章制度，长沙技术大队和训练所的教官，各选出二十人共四十人参加。
这时，柳森严又跳了出来，要与训练所总教官顾汝章比武。因为他是长沙人，训练所和技术大队的教官都是北方人和外省人，听说那柳森严要找他们比武，都事先约好：“谁抽签碰上柳森严的，只许打赢，输了不准下台”。这种情况被李丽久和父亲晓得后，认为这样会更加造成武术界的分裂，南北矛盾更深。柳森严没有什么本领，可社会上捧他的人很多，基本上是大西门挑箩的，和鱼肉担子等一些爱闹事的人，弄得不好，他们在下面起哄，也很麻烦。经研究决定不要教官参加，改由两处各选出二十名学生参加比赛。
当时两边的学生，都只学了六个月的武术，连套路都不顺畅，拳击摔跤也只学了基本功，摔打不满一百小时。而外面报名的，都是些各县的师傅，起码的也有多年的武龄。六个月的武龄学生不敢报名，到最后是由教官指派出来的四十名，通过短时间的集训后，首先明确了交流经验、增进友谊，虽力争胜利，但要注重武德。可是学生们心里总认为人家的功夫深，自己学的太少。同时大家脑子里有个柳森严，虽明知柳没有什么真功夫，谣传的都是牛皮，但也知柳的身体灵活、跳跃很快，不能掉以轻心。
比赛开始后，看到外地的选手对技术大队和训练所的学生比武的结果，学生都是以拳击和摔跤把对方打翻在地。有的打得头破血流，抱头败下。可说是没有一个不打赢的。两天的比武结果，告诉了学生，可以大胆的打下去。第三天，技术大队宁得生抽签碰上柳森严。心情矛盾。打不打?打吧，只许赢，不准败。叫名二次，宁才答“到”。上台后，两人都不敢轻举妄动，走了一圈，宁见虚实，一猫腰直冲柳下部，抱脚即丢，把柳丢出。但柳不松手，硬在倒地有依托后把宁也拖倒下去，本来“倒地算输”。柳已倒地，把宁拖下去的，两人在地上翻滚起来，裁判吹哨子停止，不听，三次吹哨子不听。只得扯开，这时台下起哄，大喊“两个人打一个，两个人打一个”，裁判虽把柳和宁扯开了，但台下捧柳森严的那帮人大喊大闹。无法继续比赛，当天下午就停止比武。
第二届省武术比赛结果，取一二三名的都是训练所和技术大队的学生。后来湖南派代表团参加全国和华中运动会或武术比赛，也取得了前三名的好成绩。湖南的武术是当时全盛时期，全国第一。毕业的学生，后来在武术方面和抗日战争中，都做出了一个国民应该他的事业。因在训练所除锻炼武功，还教育学生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稍后，何键要父亲在又一村办一个“国术俱乐部”，还要父亲到上海请报社派记者来湘参观，想在全国的报纸和杂志上宣传湖南的建设成就。还要在技术大队和训练所毕业的学生中，选派十名去上海学习国乐。政府当时只有军乐队，想训练一班国乐，能演出、能在电台播声。还要能参加祭孔仪式，奏韶乐。学国乐的时间是六个月，要达到那么高的演奏水平，确实不容易。
办国术俱乐部，也是别的省份没有样板可学的。既要和游乐场一样，又要带国本性质。父亲在上海的出版界和新闻界朋友多，很快就邀请来湘参观了。与此同时，邀请了工程师童群章和美术布置方面有一定水平的人去上海、南京、杭州、天津、北平，参加各地的大型游乐场，又参加各地武术团体的锻炼情况。再找上海有名的国乐家郊觐文老先生，研究派学生学习国乐的事宜。郑觐文老先生是上海有名的国乐专家，不但能演奏，而且会制造各种民族乐器。他在上海创建了“大同乐会”，有会员六十多人。
这是一个业余组织，每期学习两个下午。有时还举行音乐会，参加政府举行的宴会伴奏，去电台播音。尤其是外国音乐家来沪公开演出，不论个人音乐会或大型音乐团体来开音乐会，大同乐会就在外国人开音乐会的对面，或邻近剧场，对台演出国乐。他是有意“唱对台戏”，非把外国音乐会挤垮不可。这是中国人对外国人来华演出、淘金、耀武扬威的一种打击，虽说不免过于狭窄，但也表现了他的爱国精神。郑觐文老先生有一班制造民族乐器的师傅。成立了一个民族乐器陈列馆，有乐器二千多件。
郑老先生对民族音乐学识渊博、技艺精湛，培养了很多学生，是当时有名的国乐专家。父亲在沪写小说时，结识了他。这次湖南要派十名学生去沪学习一事，与之洽谈。郑认为六个月时间太短，要求达到的目的过高，就是有一般演奏水平的人，要能以乐伴武，宴会伴乐，还要能祭孔，奏韶乐，上电台播音，没有一定的水平，就是勉强演出，也是不会有好效果的。音乐不同武术，有其艺术性。我们十个人，虽是从音乐成绩比较好的青年中挑选出来的，但自己从没有想到会搞专业音乐。
趁记者参观团返沪之便，我们同道到了上海，在亲戚李景年事先安排的住处住下。第二天去大同音乐会，拜见郑觐文老先生。郑老年已七旬，生病睡在床上，不能亲自授课，由名演奏家卫仲乐先生任教。首先，弹琵琶示范，问谁学这种乐器?我们眼都看傻了。没有人敢领受，我就答应学。以后每示范一件，便由一人领受。十样乐器分配后，发了乐谱。每天上午学习半天，下午自学。学费很贵，每天要十元大洋，每月二百六个元。教我们十个人的任务是很重的，原因是我们的音乐细胞不多。我将这情况写信向父亲汇报，答复是：“明知任务重，而又非故胜不可。唯一的是‘苦练’，‘苦学’，‘苦钻’，以十倍的毅力来完成学习任务。这是命令。”我们也认为既然政府派来了，花这么高的学费，不学成是无面见江东父老的。
经过头个月的苦学苦练，才能把乐器弹吹出声音来，可以读出曲谱的节奏。第二个月能看谱弹曲。第三个月能完整的奏出一支曲谱。六个月下来，可以合奏三支曲牌，我个人和两个同学可独奏琵琶、二胡、笛子两支曲子。结业时，做了全套乐器，共计十二什，每人发了一套哔叽演出服。在这同时，父亲写信要我去吴鉴泉家学太极拳，吴师爷还帝我去上海精武体育馆拜见了佟忠丈老师父，也知佟老学了摔交和骑射及弹丸。
精武体育馆是霍元甲创办的，教师有十多人，武艺高强，是上海最大也是全国闻名的武术馆，能参加学习就是幸事。很多人早就知道我父亲的名字，有的交往甚密。学音乐要留指甲，手要柔软，练武则要用力，常把指甲弄破。二者有很大的矛盾，我当时是双重负担。在音乐与武术两方面，我是喜爱音乐的，但又认为精武馆的老师是难以与从的。回长沙后，向政府作了汇报演出。在短时间内学到这程度，算是下了一番苦功的。
接着，成立了国乐杜，要求做到以乐伴武，参加宴会伴奏。我因感到学历不足，就向父亲请求，第二次再去上海学乐，他同意了。到上海后，除以大同乐会为基本学习基地外，并参加了沪剧团和苏州评弹演出和伴奏。又找到卫老师的大徒弟秦鹏章，和他一道参加电影公司的活动，在周旋主演的《十字街头》的拍摄中伴奏。通过这次学习，提高了音乐、戏剧、曲艺的演奏能力，又广交了上海武术界的前辈。他们都与父亲有交往，对我也特别器重。回长沙后，在俱乐部国乐社里，组织大家重新排练，达到了能以音乐伴武，能在宴会上伴奏，在电台播音乐，对外开放，参加的人很多。开过音乐会，组织大家欣赏唱片音乐会，把国乐搞得火红起来。父亲这时才对我说了一句有鼓舞的话，他说：“你没有辜负我的培养。”
民众国术俱乐部设有游艺大厅，内有各种测力拉、抓、打、推、提的机器，有乒乓球、棋类、报刊等。有考尔夫球场，有健身房，分健身室，四壁装有人高的玻璃墙，有摔交房，四壁是弹簧墙，垫有地毯，有拳击房与拳击台，有各种辅助器械。有射箭场，有京剧院和湘剧场，票房、播音室(我在上海买回能一次自动校唱片的大型播音扩音器，耗资五百多元)广插相声器布满俱乐部各处，每天播音三次。
此外，还举办过多种武术和游泳、跑马、摔交、拳击、爬山、自行车等运动的比赛，开办了太极拳和其他拳种的学习班。每天早晨，父亲教太极拳研究班，我教市政机关公务员的普通太极拳班。健身房有白振东教官教拳击，刘杞荣教摔交，王荣标教通臂，劈卦拳。下午四时起，游客挤满各部门。晚上，看戏的、喝茶的、吃饭的、打考尔夫的，好不热闹。可算是全国最大的、形势多样的游乐场所，政府接待中央要人和外国游客都设在俱乐部，一定有武术表演和国乐杜的音乐伴奏。
俱乐部的活动，确实是轰轰烈烈的，有秩序、有礼貌、有拼搏精神、有趣味、有吸引力。父亲是俱乐部创办人之一，却从没有因是开创人而徇私。如晚上看京剧，照章购票对号入座。打考尔夫球、射箭等活动，从不占营业时间，打几杆，射几箭，试试设备情况后即走。会计室人员说：“向秘书除领取薪水外，从没动用过公款。在外地参观学习时，也没多报一分钱的出差费。连交际费是伸缩性很大的项目，他也是实报实销，由多人出面出据。”
长沙技术大队和训练所、国术俱乐部的基本建设，投资大，建筑形式多样化，有宫殿式的，有新型立体式的，有大型剧院、健身房、宿舍，教室，内操场等等。负责俱乐部建筑工程的营造厂为感谢我父亲，在连升街九如里建了一幢公馆，家具齐全，有安装自来水设备的卫生间，请父亲搬去住，父亲不接受。我想去住个热天，被训斥了一顿。那时，我家住文星桥，家具是东拼西凑的旧木器。营造厂想做套木器送来，也被谢绝了。父亲可以说是廉洁奉公的。
长沙有对兄弟，名叫蔡老三、蔡老四，爱唱京戏，是票友。会拉胡琴、打鼓。长袍子里面裤带上系把京胡(用布包装着)，常来俱乐部玩，打弹子和考尔夫球。也是长沙的所谓“教脑壳”。有次打考尔夫球，他俩调戏青年女记分员，被工作人员讲了几句。大概是认为丢了“大少爷”的脸，过两天纠集了市内一些好闹事的人，气势汹汹地占了考尔夫球场的全部餐桌。在场内故意闹事，再次调戏女记分员，想惹工作人员出来干涉就大打出手，报前两天的仇。
这事也被工作人员发觉，和我们训练所来的干事商量对策。父亲曾经讲过，决不要国术俱乐部的人员用国术来解决任何问题。哪知蔡氏兄弟越闹越不成话。我们出来干涉，他们就用考尔夫球杆打。我们忍无可忍，抓到一个，便往球场水池里丢，连丢下去三个。他们见势不妙，跑的跑溜的溜了。后来，他们找“圈子”内的人出面交涉。父亲出面向圈子头目讲了实情，才平息了事。蔡氏兄弟也就老实多了。他们有四十多人，我们只有八个人，居然打了肚仗，都沾沾自喜。不料，父亲叫我们去，挨了一顿训斥：“武力能解决问题，总没有用武器(枪、炮)来得痛快吧？！真有本领的，到前线打日本鬼子去！”
日寇侵华战争开始，全国总动员。著名剧作家田汉、熊佛西组织抗日宣传队来长沙演出。徐悲鸿画家来长开画展。父亲忙着派人为他们演出安排剧院和其他一切事宜。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都奔赴杀敌之路。我也不例外，考入空军军官学校，编入十二期当飞行生。接到通知后，到南昌黎家山空军入伍生营报到入伍。临行前，向父亲要路费。父亲说：“现在真到杀敌的时候了，你去空军，不久我也会到前线去抗击日本鬼子。现在是立体战争，你在天上，我在地面，父子俩打一场抗日的现代化战争，肚利后我们再见面庆祝。”
到了南昌黎家山入伍营，团营连排长都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先期同学，全部装备是德日式的，军事操课都是德国搬来的教育方法，一律法西斯教育制度。同学们都是学校出来的学生，对此极端不满，在高压下又没有办法。在一次躲警报的时候，一个湖南同学脱去发的烂军服，开小差跑了。我向家里写信谈了此事，父亲要哥哥回信说：“如果为霖开小差回来，我就枪毙他。非常时期，临阵脱逃枪毙。”当时，我并没有开小差的意图，但仅此一事，即可见父亲对抗日的决心是坚定的，痛恨日寇到了极点。我不会开小差，而且要学会飞行，在空中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国土。
因日机轰炸长沙，全家搬回老家东乡苦竹坳樊家神。父亲在福临铺抗日自卫团当副团长，带去训练所毕业的同学罗均文、李文丁、张冲伯、刘杞荣在自卫团担任武术教员兼分队长。团长是县长兼任。后来随桂系廖磊去安徽省，任二十一集团军办公厅主任。去安徽时，父亲邀请了拳击教官白振东，带了训练所的同学刘恒信、黄楚生、粟永礼、刘杞荣等去教武术。
除在军内任职外，父亲还在安徽大学任教授。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我在昆明航空学校受训。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去美国受空军训练。这一时期，我与父亲没有联系，情况也了解不多。到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回国后，我去空军第四大队，并参加了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在重庆白市驿空军基地，接到父亲由安徽立煌寄来的信。原来，我的空军学校同学在按徽作战，飞机出了故障在立煌迫降，被二十一集团军救护。我父亲向我这位同学问了我的情况，才晓得我的通讯信箱号码。这也是抗战五年中，父子第一次在各自的阵地上取得联系。
我因战斗任务多，接着并参加常德、长沙、西安、衡阳等地的会战，又去印度接受新飞机，连回信的时间也没有。真是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了。直到一九四七年，才在报上看到父亲在安徽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消息，并且知道释放后暂居一个庙里。我立即动身去安徽合肥，找到那个庙。据方丈说，早一天走了。只得写信去向父亲问安，并告诉我在南京的住址。
战争是残酷的。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我参加了七个战役，几十次空战。同事们战死的，约占三分之二，我算是幸存者。大约是淮海战役后，父亲由安徽来到南京。经过八年抗战，这次是父子团圆了。我陪父亲去玄武湖划船。父子一舟，荡漾湖心，又谈及疏散何方的问题。父辛想留南京不走，又想再去上海重操旧业。我认为该二地均有争夺之战，不宜再受战争的冲击。
程潜竞选副总统不中，已回湘掌事，父亲是老部下，当回湘共商应变。父亲迟迟不肯决定，但又认为有些道理，就回安徽将家小接来南京。那时南京疏散，交通工具奇缺，没有门道的休想坐船和坐车。我家共有老小十二人，行李又多，怎么办?我就去空军总司令部空运署请求飞机票。他们听说我有十二个人和大批行李，回答说：“向西飞行的航机是专运物资的，仅有少数几人的座位和极少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你家这么多人和行李，除非派专机。”我就向署长说明情况，请派专机，结果破例为我全家派了专机，一直送我们到长沙。
解放初期，长沙市体育场成立了武术研究小组。父亲任组长，柳惕怡、蔡炳煌任副组长，组员有易再勤、陶良鹤、杨正凡、谢海青、彭玉林（体育场专业武术教练）、沈玉和、彭冬卜，刘杞荣、林建武等人。除互相研究锻炼武术外，还对外开放，办了拳术刀术太极拳学习班，组织过一次抗美援朝的义演。各人表演一趟，父亲表演了八拳，柳惕怡表演了拳术。大家热情很高，常到先锋厅丁香茶馆喝茶。这个茶馆是杜心五的女婿陶丁开的。
一九五三年，第一届全国民族体育运动会在天津举行。当时湖南没有报名。父亲知道后，去省体委问为何不派人去?省体委答复是没有适当的人可代表。父亲说：“你没有，我有。”就介绍刘杞荣。结果，刘杞荣代表湖南在天津摔交项目中，取得好的成绩。从此，刘杞荣就在省体委担任武术教练。
父亲在解放以后，很想得到机会为国家做些事情。可是，都未能如愿。例如，教业余夜校，收入极微，还是兢兢业业。因为讲错了一句话，说了一句“你们工人阶级”。于是有人说：“那他是什么阶级?”就这样，不准他讲课了。他写《革命野史》也被禁止印行。就是当文史馆员，也拖了两年。一家住在南门，生活很苦。
一九五六年，全国第一届民族体育观摩表演大会在北京举行。贺龙元帅请父亲去担任裁判委员。回来后，仍然没有事可干。当时我教交谊舞，搞点收入过活，每天接父亲来吃餐晚饭。每月送十五元钱补他老人家的不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因一时受不了无名的压制，患心脏病。我去探望时父亲对我说：“我一身无党派利禄之争，也无愧于国于人民，庸庸碌碌，孑然一生，对于佛家的六根清净殊未做到，而五蕴皆空，其或庶几近之欤。”
探望后第二天，我在市花鼓戏团演出之际，忽得电话，父亲在人民医院脑溢血逝世了。终年六十七岁，痛哉，痛哉，爸爸。将父亲火化后，在南门家里举行了追悼会，亲戚朋友都来悼念。全家万分悲痛。
父亲已离开我们二十八年了，如果活着的话，只有九十六年，这是可以活得到的。他在有生之日，没有想到自己的著作会有重新出版的一日。搭帮党的政策好，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出版界也一片繁荣景象。经文化部批准，岳麓书社继再版《近代侠义英雄传》之后，又再版《江湖奇侠传》。这是对我父亲的一种最珍贵的纪念，也是我们全家的一种光荣。我们从内心感谢。可惜父亲死早了，如果父亲在天有灵，定会含笑九泉。作为平江不肖生的亲属，应该感谢政策的英明，感谢岳麓书社同志所付出的辛勤劳动。父亲，您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