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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用突厥的作战方法与突厥作战之外，唐朝还直接使用突厥兵。李渊在太原起兵，称臣于突厥，得到突厥兵马之助。关于唐初李渊用突厥兵马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大业十三年八月条记载： 癸巳，至于龙门县。刘文静、康鞘利等来自北蕃。突厥五百人，马二千匹，从鞘利等至。帝喜其兵少而来迟，藉之以关陇，谓刘文静曰：“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马多人少，甚惬本怀。”据此，似唐借突厥兵500人，马2000匹。实际上，唐使用的突厥兵远远超过500这个数字。《执失善光墓志》记载： 曾祖淹，本蕃颉利发，皇初起太原，令数千骑援接至京，以功拜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仍隆特制，以执失永为突厥大姓，新昌县树功德碑。爰从缔构之初，即应义旗之始。功陪造化，德赞开天。 在李渊初起兵时，执失淹领数千骑援接至京。执失家族之所以在唐备享荣宠，正是因为执失淹带部落兵参加了唐建国大业。从颉利发执失淹带“数千骑”看，唐在起兵前后，大量使用了突厥兵。 无独有偶，《阿史那勿施墓志》也记载了唐用突厥兵事。其文云： 祖奚纯，单于处罗可汗，隋拜左光禄大夫，赐婚李夫人。属隋季版荡，鹿走秦郊；大唐开运，龙飞晋野。太上破宋金刚，处罗可汗遣弟步利设帅师来与□会，其后，处罗可汗率兵马助起义，至并州，留兵助镇而去。 唐破宋金刚在武德三年，墓志称此时突厥又增派兵马助唐。墓志文字夸张，但也具体反映了当时唐与突厥的复杂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隋末战乱时期，并不只有唐用突厥兵，各路诸侯多称臣突厥，得到突厥兵马援助。如李密队伍中，有“胡骑千群，长戟百万”，这里的“胡骑”，即突厥兵。隋末逐鹿中原的群雄多借突厥兵马，唐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根据新出土墓志，我们可以知道，突厥兵马在唐军中的实际数量以千万计。大量的突厥兵参战，推动了唐兵的进一步突厥化；而唐兵饮食起居“一同突厥”，又吸引更多的突厥兵为唐所用。随着唐在长安根基立稳，突厥部落逐渐归顺，可供唐利用的突厥及其他部族蕃兵就更为增多了。 使用蕃兵，不但在唐初帮助唐完成统一大业，而且在唐代数百年的历史中，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此点陈寅恪先生已有详细深刻论说，本文不赘述。 汪篯先生指出，唐室之扫荡北方群雄，正是由于运用精骑[17]。而唐之所以能有精锐骑兵，一方面是突厥兵马直接参与；而另一方面，也是更有重要意义的方面，则是唐同化于突厥，直接师法了突厥的精骑战术。 唐初的精骑战术，是积极进攻、主动出击的战术。从李渊师法突厥开始，骑兵就不再是躲在战车、鹿角之间的被保护者，而是横刀跃马、冲锋陷阵的生力军，是进攻的主要力量。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因而唐不用借助天险防御突厥，不再修筑长城。《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二年(628)九月条云： 己未，突厥寇边。朝臣或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第三”云： 李勣……贞观元年，拜并州都督，令行禁止，号为称职，突厥甚加畏惮。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 唐太宗“扫清沙漠”的豪言壮语，气吞山河，体现了唐朝坚定执着的进取精神。唐不再修筑长城，与精骑战术密切相关，是唐初抛弃隋消极防御北方战略的体现。从方阵到精骑，唐不但实现了对突厥战术的转变，而且变消极防御为主动进攻，也完成了国家军事战略的改变。唐太宗称李世勣在并州为国之长城，固然是对李世勣镇守之功的肯定，也回应了本段开篇所论太原在与突厥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三、陌刀 能否掌握骑射技术并拥有迅速、便捷且能冲锋陷阵的骑兵，是战斗力强弱的关键。但唐毕竟不同于突厥，步兵始终是唐军队的主要构成部分。如何能让步兵与骑马游牧民族作战?唐君臣也一直在探索寻求不用战车而有效阻挡突厥骑兵的方法。经过数十年的摸索，唐军队中普遍使用陌刀，真正解决了这一问题。 《唐六典》卷一六“武库令丞职掌”条记载： 刀之制有四，一曰仪刀，二曰障刀，三曰横刀，四曰陌刀。(……陌刀，长刀也，步兵所持，盖古之断马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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