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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的人、神经质的人，往往有童年或青年时代失败的经历，以及心理阴影，需要通过对自己权力羽翼之下的人奚落和歇斯底里来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需求。 不要瞧不起别人，也不要把羞辱感给别人，心理学家布兰曾说：“羞辱感并不仅仅是觉得自己被嘲弄，自尊心和自豪感受到了伤害，它比这些感觉更强烈、更严重。羞辱是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被人贬低、瞧不起，在别人眼里自己根本不存在，根本没有自己的位置。”这样的伤害是谁都承受不起的！ 尊重与耻辱刺激心灵并培养美德 【核心提示】洛克认为，真正的奖赏是培植儿童好名誉的希望，而真正的惩罚是让他们感到羞愧。自尊感和羞愧感也是能够带给人们快乐和痛苦的。 英国哲学家洛克认为人在本性上是趋乐避苦的，人的行为动机总是为了增加快乐或者减少痛苦。为此，他强调对欲望的满足。然而，洛克又强调美德在伦理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且认为美德在于能够克制理性所不允许的欲望。这样一来，理性原则就成了中和两者间张力的裁定者。理性是对满足抑或克制特定欲望进行取舍的原则；理性认识本身能够引发或者平息我们的欲望。 然而，我们并不是总能严格遵守理性的教导，因为任何理性的法则如果始终外在于人们的动机，那它就无法真正地约束人们的行为，美德也就无从谈起。美德的培养必须在动机上包含了理性的规则，即按照理性来管治欲望。由于儿童的理性能力还非常稚嫩，要使得儿童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一开始所依据的只可能是父母或教师的理性。因此，为了实现培养理性的道德主体的教育目标，洛克认为，应当使用奖励和惩罚这两种基本的教育手段，将监护人的理性教授给儿童，让儿童认识理性规则的力量，培养他们依照理性来管治欲望的能力。美德培养的过程是儿童的理性能力、自由能力日渐成熟的过程。一个道德主体的成长同时也是一个自由的理性主体的成长。 在教育实践中，人们往往误用奖赏与惩罚的教育手段，使得儿童更加偏离了美德。一种是由于娇惯，而误用了奖励。有些父母往往单纯地出于天然的舐犊之情，在对孩子的管教过程中不恰当地使用奖励，不是教会孩子克制欲望，反而不断地撩拨孩子的欲望，让孩子缺乏自制，离美德越来越远。“当你要他做些该做的事，就用钱作为报酬，看到他念了书，就用美味酬劳他。要他做一些小事，就允诺给他镶有花边的颈巾和漂亮的新衣服；你提出这种种报酬，不就是认为这些东西是好的是他应该追求的、从而鼓励他去想望这些东西、使他习惯于把自己的快乐放在这些东西上面吗？”洛克认为教育者应该调整自己对儿童的态度，利用自己作为监护人的权威，把自己的理性作为儿童行为的准则：“儿童越缺乏理性，就越应当受到管教者的绝对权力的约束。” 另外一种错误的教育则由于不恰当地惩罚造成。有些父母把责打惩罚当作万用灵药，但却事与愿违。孩子非但不会越打越听话，反而越打越倔强。这种不恰当的惩罚还往往导致三种常见不良后果：让儿童更加体会到痛苦的不堪，从而迷恋于肉体的、现实的快乐而试图避免一切痛苦；让儿童产生逆反心理；让儿童学会应付，惩罚到来的时候就假装服从，没人监管的时候就无所忌惮。此外，责打惩罚一旦成为惯用的教训手段，儿童就难以清楚地把责打和责打的原因联系起来，也就无法把服从理性与服从欲望区分开来。儿童会倾向于认为惩罚和他们所做过的事情无关，再加上他们理性能力的稚嫩，就往往会盲目地被欲望所引导，因为它能给他们带来快乐。 这两种误用的根源都是由于仅仅注重管制儿童的欲望，而不是教会儿童按照理性来管制他们自己的欲望。由此可见，美德教育中的关键是要让儿童学会自己来运用他们的理性，并且“教会他控制自己的喜好”。这个过程从根本而言，是一个让儿童的理性逐渐成熟的过程，又是一个养成习惯和培养克制欲望的能力的过程。 洛克认为，真正的奖赏是培植儿童好名誉的希望，而真正的惩罚是让他们感到羞愧。自尊感和羞愧感也是能够带给人们快乐和痛苦的。不过，它们和一般的欲望对象引起快乐和痛苦的方式不同。一般的欲望指向的总是某个特定的对象，而自尊感和羞愧感指向的是决定满足某种欲望的行为。羞愧是人们由于反思曾经的错误行为而带来的痛苦，自尊感则是由于反思曾经的正确行为而带来的快乐。因此，自尊感带来的快乐始终是对曾经的正确行为的自然奖励，而羞愧感带来的痛苦则是对曾经的错误行为的自然惩罚。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一旦激发了儿童的自尊感和羞愧感，也就成功地使他们认识到了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并且，通过将自尊感引起的快乐作为奖励、将羞愧感带来的痛苦作为惩罚，促使他们学会如何克制欲望。羞愧感作为惩罚完全不同于带来身体痛苦的责打惩罚，因为，儿童在挨打时所畏惧的或所感到的惩罚仅仅是责打所产生的痛苦，这些痛苦并不必然地与他们所做的错事相关联，他们也就不能充分地认识到他们所遭受的责打之痛是对他们所做的错事的惩罚。羞愧感的自然惩罚具有矫正儿童错误行为的意义，作为惩罚的责打则不具有。所以，洛克认为：“尊重与耻辱对于他们的心灵便是最有力量的一种剌激。”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哲学系） 我对自己的出身感到耻辱 文：Aurore Aimelet/黑莓 译：界上佬 35岁的Lisa一直不喜欢档案表格的“家庭出身”这一栏。她认为自己出身不好。 “从小到大，我都发现我和身边的同龄人不一样，我没见识，粗鲁，一看就知道我出自一个很差的家庭，他们则又聪明，又有教养，还会吹拉弹唱……什么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源就是我们的出身。他们的爸妈要么是知识分子，要么是姓后面'带长’的，我呢，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我有时候幻想过我出生在另外的家庭里：有钱，有地位，家里有很多书，父母教养我用特别文明的方式……我真是一直自卑到嫁人：我家男人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反正一涉及出身的事，我就不舒服……” 虽然说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都是平等的，无论出身。但出身作为一种隐形的社会标准还是对我们的个人生活有很大影响。 “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混乱的内心感受被深深地隐藏在心底。”法国心理治疗师莫丽安·布瓦让（Maureen Boigen）说。她观察到，我们似乎也为自己有这种耻辱感而感到耻辱。那么耻辱感从何而来呢？ 北京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的心理专家姬雪松认为：“耻辱感，是在人的社会化进程中逐渐发展而来的。没有耻感，人类社会就不会有厕所和衣服。在耻感的驱动中，人们不断地寻求一个更好的姿态或位置，不断地让自己和理想状态靠近。所以，耻感并不是病态的情感。然而，当耻感长期稳定地统治内心世界时，它就成了篡位者，这时候令人们感到耻辱的，并不是自己的某个特征，比如出身、肤色，而是整个自己。” 害怕被否定 “耻辱感是害怕和愤怒的合成：由于害怕遭到否定，得不到别人的爱，或因出身遭到别人的嘲笑，人们产生了一种愤怒，对自己的血统充满怨恨。”心理治疗师卡特琳娜·埃莫莱-佩里索尔（Catherine Aimelet-Périssol）分析。当我们必须在社会、职业或感情等领域面对别人的时候，这种害怕就会被激活。“这种负面的情绪源自人们的生活经历。童年时，尤其在学校里，当我们遭受歧视或排斥，又发现父母也在忍气吞声地生活时，就会认为家庭的差异和独特会造成痛苦的后果。” 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莫丽安·布瓦让认为：“在这种耻辱感的背后，隐藏着我们与出身的阶层之间某种程度的错位。因此，我们会感觉从未获得过属于自己的位置，不配拥有自己现有的东西，甚至会感到自己的背叛，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无论耻辱感的对象是什么，比如出生地、社会阶层等，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都会被启动：撒谎、隐瞒甚至割断与从前的联系，为的是找到一种更加理想的身份。 对此，精神分析师和临床心理医生克洛德·雅南（Claude Janin）解释说：“耻辱感筑巢于自我和理想自我的差距当中，我们都在潜意识中渴望达到理想自我的高度。”但在现实中，这种理想总是遥不可及的。 不敢超越自己的父母 克洛德·雅南从另一个视角解读这个问题：“超越父母的事实会让人想起俄狄浦斯情结，在儿时的那个时期，成长要求我们必须追上然后超越自己的父亲/母亲。当成年的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时，潜意识中尚存的儿童的那一部分就会指责我们：'你以为自己是谁？’耻辱感和自责由此产生。”他认为这是人类的一种根本性的反应，“我们在潜意识中都会为自己的'根源’感到耻辱，因为每个人都源自同一种'原罪’：都是性关系的结果。” 见证：“我来自农村，但这没什么” 朱冉，35岁，大学老师 农村人这个身份让我得到的，一直是耻辱。我记得，小时候我跟妈妈进城卖菜，有一个霸道的男人买菜不给钱，还骂我们是乡巴佬，妈妈跟他理论，他还打了妈妈一耳光……我上大学时，同宿舍的8个女生中，只有我来自农村。她们穿着洋气，我的很多衣服都是母亲缝的，土气；她们都白白净净，我的皮肤黑红得像个丑小鸭；她们说标准普通话，我的乡音普通话总是引起她们的哄笑和学舌……大学毕业后我在北京找到了工作，但这并没有让我消除对自己出身的耻辱感。同事一起吃饭，她们都特优雅，吃鱼时都是用手把鱼刺轻轻地剔掉，而我直接吃到嘴里嚼吧嚼吧再“噗”一声吐在桌上……同事们只要说起农民工没素质，我要么发飚，要么就觉得，他们同时也在说我！ 现在，我已经对“出身”不那么敏感了。因为，时过境迁了。我注意到城里人有很多时候说的是事实：一些进城的农村人的确会有随地吐痰、不遵守交通规则等陋习；我同时也意识到：这种差异并非是农村人自己的错误，是中国城乡的生活环境不同造成的；城里人有城里人的麻烦和陋习，农村人身上也有着他们的美德。我来自农村，但这没什么。 怎么办？ ■ 考虑到现时的社会环境 心理治疗师莫丽安·布瓦让提醒说：“如今，某些出身比从前更容易被接受。比如非婚生育，曾经在我们父母身处的社会中饱受谴责，现在则得到了普遍接受。将事情放在现时的环境中来看待，我们就会意识到所谓的'谴责’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并因此学会相对现实地看问题。” ■ 成为自己耻辱感的主角 “到底是什么或是谁让我感到耻辱？它让我想起了什么？它到底让我感到什么不适？”心理治疗师卡特琳娜·埃莫莱-佩里索尔认为：回答这些问题，可以让这些感到不知所措的人远离无能为力的感受，帮助人们善待自己的负面情绪。她肯定地说：“我们可以对这些情绪进行分析，从而理解它们，并坦然接受它们。” ■ 进行自我心理分析 克洛德·雅南强调：“耻辱感尽管与人的天性有关，但有可能产生毁灭性的后果，造成对个性的抑制，让人们深陷无尽的痛苦之中。心理分析能够让人们理解这种内疚感的根源和原因，从而不再受它愚弄，并完全接纳它。” 行为符合大家希望，得到赞许甚至羡慕，我们就有某种荣誉感；行为不符合大家希望，甚至受到嘲笑，我们就产生耻辱感。这两种感觉也是人与人交往的产物，但是它们的主要意义是激励人奋斗和自律，而不是象笑的快感那样，主要意义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进名牌大学可以增加荣誉， 赢得下棋冠军可以增加荣誉，拾金不昧受到表扬可以增加荣誉，儿子当官也可以增加荣誉… 我相信，追求荣誉之所以能够成为最终目的，那是因为首先能够得到其他好处。拾金不昧看似为了荣誉和夸奖本身，但是如果没有朋友的更加信任，没有地位的提高，行为就没有动力。类似地，回避耻辱也首先是为了避免被公众孤立、排斥、看不起。人的感受心理一旦形成，就可能把求荣避耻本身作为目的。 求荣避耻本身可能成为目的，还因为荣耻感也和感性活动相关。荣誉感和喜悦感相似，和希望的实现有关，但是支持荣誉感的还有被他人夸奖和羡慕的环境。同样，羞耻感来自想回避而回避不了的事件，导致耻辱感的还有被人背后指指点点和鄙视的环境。是环境的联想才使得荣耻感异常强烈。 我得承认，荣誉感和羞耻感的强烈程度足以使人为了它们本身而违背生存目的。许多奋不顾身的英雄行为除了受到崇高感，通常还受到荣誉感的支持。对耻辱感的回避也有可能违背生存目的。《雷雨》中无意的乱伦导致自杀就是另一种例子。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有位女篮球员因为衣服没穿好导致“曝光”，后来自杀了。因为被强奸自杀的更多。这些极端的例子不能说明途径变目的规律不存在，只能说明人的荣耻感过于强烈，有时促使人违背了人的最初目的――生存目的。 但是我相信在更多的情况下，荣耻感还是对生存有用的。因为荣耻感促使人追求和奋斗，使得行为更加合乎社会舆论。可以用作论据的事实是：缺少荣耻感的人，要么不求上进，要么胡作非为――那是非常冒险的。这些人成为罪犯，从而受到社会的惩罚、甚至绝后的可能性更大。 人类的荣耻感同社会舆论和社会伦理准则有关。离开社会舆论和社会伦理准则，没有一种行为本身是荣誉的或是羞耻的。乱伦之所以是可耻的，那是因为相应的舆论和伦理规则可以保证种族后代来是自不同家庭成员的婚配。蜂蝶的作用是促使异花甚至异株授粉，这样可以使得优秀的基因能够迅速扩散。婚配伦理准则禁止近血亲婚配，看来也有此原因。贞操之所以是光荣的，那也是因为人们担心自己抚养的后代是别人的。禁止乱伦看来也有维护贞操的原因。 人类的伦理准则也在变化，荣耻感也因此而改变。因为被强奸而自杀，那主要是因为旧社会对“烈女”的赞美和对“不洁”者的鄙视。现在科学普及了，社会上“不洁”的观念淡多了，为此自杀的妇女就少多了，更不要说为“曝光”而自杀了。其实对于不健康的或落后的道德观念，无视他人的指指点点就行了，根本犯不着自杀或为此痛苦。有句明言说是:“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 我曾在股市戏谑小说中借用堂吉诃德的侍从桑丘之口把它说成是:“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磨牙！”我想这句话对想自杀者有用。 家长注意你说的话，别伤及孩子自尊心 NLP导读：家长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某些语言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呢？一旦孩子自尊心被伤害了，会让孩子产生耻辱感，并失去自信，容易形成消极的情绪。所以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在孩子面前的言行。 做父母的一般不会有意去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但是很多父母在教育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错误的言行，伤及孩子的面子，让孩子产生耻辱感，进而失去自信。“富养女孩”，要求父母在精神上要给予女儿富足的养料，极力维护孩子的自尊，让孩子永远自信满满。 如果一个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自尊心受到了伤害，那么她就很容易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这不利于自信心的培养。因此，作为父母，要积极维护她“公主”的尊严。 这是一位家长的手记： “那天，我女儿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相宜在我家画完画，女儿佳佳要和她出去玩。两人收拾准备时，我顺手把两个孩子涂抹得乱七八糟的纸张卷在一起，并准备扔掉。相宜见状急步过来对我说：'阿姨，别把这些画扔了，我还要带回家去呢。’我一愣，她又问：'您不喜欢我的画吗？但是我妈妈一定会喜欢。她告诉我，不管我做什么她都喜欢，因为她爱我，我是天下第一。’相宜显得很认真。我若有所悟，相宜的自信在妈妈的培养和鼓励下已经根深蒂固了。我自愧不如相宜的妈妈，她的言行举止，在潜移默化地使孩子树立信心，而我险些将孩子的自信心毁掉。” 女孩子的心思细敏，她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渴望得到别人的鼓励和赞美，同时，也害怕别人的轻视，因此，“富养女孩”，要求父母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很可能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就伤害了孩子的自尊自信。 另外，父母对孩子的批评也应该恰如其分，不应把几次错误夸大成永久性的过失。父母应该具体指出孩子的错误及犯错误的原因，使孩子明白自己所犯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并知道从何处着手改正。 在美国，无论孩子长得多丑，别人都不会对她说真话，而是告诉她(他)长得有多么可爱，多么讨人喜欢。这是为了维护孩子的自尊。据心理学家说：孩子的自尊心直接影响着自信心，如果自尊心受到伤害，那么人就难以建立自信。 爸爸的工具间里一片狼藉，工具被扔得到处都是，旁边还凌乱地散放着女儿薇薇的几个小玩具，下班回家的爸爸一看到这种场景，不由得怒火中烧。他转身走到屋里，见薇薇正在玩电子游戏，他一把将她抓了出来，把她推推搡搡地领到工具间，并厉声问道：“这些是什么？啊？我告诉你多少次了，要把工具放回原处。你没长脑子吗？” 薇薇害怕地有些发抖，她害怕爸爸打她，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正在厨房做饭，听见薇薇的喊声，急忙跑了过来，这时候爸爸已经怒不可遏地伸出了巴掌，妈妈一把拦住了爸爸抡起来的胳膊，她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爸爸仍然怒气冲冲，他说：“你让她自己说说！” 薇薇低声对妈妈说：“妈妈，我的玩具车坏了，我刚才在工具间想修好它，可这时候，你来叫我接电话，我就拿起电话和朋友聊了起来。结果放下电话后就忘了正在修理的玩具车，而走回屋子里，玩起了游戏机。妈妈，我总是做不好我的事情。” 很显然爸爸怒气冲冲的样子，已经使薇薇感到非常沮丧，她心里正责怪着自己。妈妈一见此景，连忙说道：“不是的，你不是想要修好自己的玩具车吗？”见妈妈没有批评她，薇薇抬起头来看着妈妈。 “那么，现在，让爸爸带你修理玩具车，好不好？”妈妈说，薇薇听妈妈如此说，很认真地点着头。爸爸有些莫名其妙，妈妈示意他帮助薇薇修理玩具车，他虽然余怒未消，但是也逐渐平静下来，于是，爸爸和薇薇两个人一起对玩具车进行了修理，妈妈也在一旁指导着。 修完了以后，爸爸正准备收拾工具，薇薇却说：“爸爸，我自己来收拾好工具，我记得它们原来的地方，我自己来收拾好吗？”爸爸很是惊喜，他点了点头，站起来看着女儿认真地收拾着。 爸爸几乎伤害了薇薇的自尊心，让她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但是，妈妈及时改正了爸爸的错误。孩子很小，难免要犯错误，家长所应该做的，就是对她提出改正建议，而不是批评训斥，损伤其自尊心。唯有鼓励和支持，并让孩子意识到错误，才能使孩子不对犯错误产生恐惧感，有勇气犯错误也有勇气承认错误，同时也相信自己能做得更好。 对于女孩子来说，还有一点比较重要，那就是家长不能过分关注女儿的体重或严格限制她们的饮食量。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这样做，会破坏女孩的自尊心，进而破坏孩子的自信心。 此项研究对197名5岁的女孩及她们的父母进行了调查。研究人员首先测量了这些女孩的体重，接着对她们的自尊心进行了问卷调查，最后，对她们的父母就这些女孩获取食物和体重的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家长越盯住她们的体重不放，越控制食物，女孩对自己的评价就越低。因此，“富养女孩”，父母不要犯这方面的错误。 不要以为孩子小就没有自尊心，相反，小孩子也有她自己的面子，特别是女孩子。如果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伤害了她的自尊心，无异于毁掉了孩子的自信心。因此，父母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极力维护孩子的自尊心。 为了培养孩子的自信心，父母应该在生活中对孩子多鼓励，当孩子犯错时多听一听孩子的解释。 负罪感-中国式“负罪感” 朱建军：中国著名心理学家，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在著作《心灵的年轮》中，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华民族性格的缺陷，并提出了改善之路。 心理月刊：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负罪感有什么独特性？ 朱建军：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中国人的负罪感与西方人完全不同：西方是罪感文化，中国是耻感文化。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西方人大多信仰上帝，因为人有天生的不完美，独自面对上帝时就会有负罪感，西方人称之为原罪。中国人的耻感是一种“独特的负罪”，主要是受儒家文化长期教育的影响而形成的。儒家文化提倡在现实生活中体现超越性，强调以家族中的互相制约来提高人的道德。两者在本质上都是基于人类共同的基本伦理，只是在具体实行上有所不同。 中国人的负罪感还不仅“耻感”这一层。儒家也很强调“内省”、“慎独”，是一种面对自己良知的、深沉的、自我约束的“负罪感”。宋代以后的宋明理学就很强调这一点。但是，这还不是民间的主流文化。......当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中国人便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基督教的罪感。佛教也有无所不知的神，强调“举头三尺有神明”、“不欺暗室”，哪怕没有人知道的时候，做一件不对的事情同样会有负罪感。 负罪感与文化如此相关，是否越文明就越有负罪感？ 文明和负罪感就像“打包出售”，有文明就会有负罪感。没有文明的地方、原始的民族负罪感会比较弱；文明越进步，负罪感就越多。但，这不是绝对成正比的。负罪感并不是一件坏事，虽然会让我们不舒服，但是它就像汽车上的刹车一样，对人类的行为有约束力。如果根本没有负罪感、没有约束力，那会是很可怕的事情。 据你观察，现在的中国人负罪感的情况如何？ 对于中国此时此刻的现状，我是悲观的。既没有“慎独”，也不太强调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约束带来的耻辱感，反而有很多中国人习惯用一种“罪感控制”，让别人在自己面前感觉负疚来控制对方，拿负罪感去约束别人，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多年前很有名的电视剧《渴望》中的女主角刘慧芳。大家本能地同情刘慧芳，但是只看到她身上善良、可怜的一面，没有看到她有一种推卸责任的习惯。 当代中国人的负罪感或许是最弱的时期，这是文化倒退的表现。但是，我相信这只是一个阶段的现象，一定会慢慢恢复过来。 对于个人来讲，负罪感到什么程度是“正合适，刚刚好”？ 是人就一定会犯错、会有不足。当一个人试图把自己、把环境变得完美无缺，认为一点错误都不能有的时候，就犯了最大的错误。当然，也不能以此为借口来放纵自己。人不能走两个极端，应该在放纵和严苛之间取得平衡，这或许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中庸”。 什么是生理本能异常者 法学家和伦理专家的观点：“异常”：首先应该看看这个词的词源，它来自拉丁语vertere,意思：“转向”。因此，有反常行为的人：其本性出现“偏离”（偏离这个词：指方向的转变）。"异常”一词可以使人想到“步入歧途”这个同，后者相对伦理、宗教而言，意思是反常者背离了某种标准。 这种观点在刑法领域总是存在的，尤其针对犯猥亵、强奸罪的人，以及对儿童进行性侵犯的人，这些论断大多来自法学家。心理学家的观点：在弗洛伊德之后，心理学家们试图找到异常行为的根源，为此，他们研究人的童年和童年时期的性发育过程。弗洛伊德认为，儿童是从“多形生理本能异常”逐步走向正常性心理状态的。 格罗尔认为，成年异常者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偏离正常的性心理发展方向的人，在幻觉和某些行为方面，他们仍然停留在童年。根据心理分析家的看法，这是恋母情结（以及对去势的恐惧）没有转变到正常的状态，孩子与父亲、母亲的关系出现混乱。 下面的解释有些肤浅，但也可以接受：在这个不完整的发展阶段之后，心理异常者没能建立起人们所说的“超我”，他们能够把他们所属的那个群体的禁忌和道德观内在化，在他们身上，罪恶感、耻辱感、厌恶感已经基本上消失了，这导致他们做出了违背道德的事情。 这种缺少耻辱感、罪恶感的人往往能引起司法栏目记者的兴趣，他们的麻木状态完全属于不正常，正如格罗尔所说，他们在享受美好的感觉，尤其是温存、抚爱的同时，忍受着性压力。可以说，他们得了“色情一情感型分裂症”。 因此，生理本能异常者与神经官能症患者不同，前者难以控制冲动，往往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而后者则能努力同自己的冲动搏斗。神经官能症患者能向他人讲述自己的情况，生理本能异常者则不愿交流，他们隐藏自己的想法，也可能没有表达自己想法的能力。但是，对两者的划分是人为的，可能过于简单化。因为有的生理本能异常者会有耻辱感，同样，也有表现异常的神经官能症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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