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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的悲哀 (转)薛毅

 雪夜围炉之初 2014-04-29

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教师,我总在想我的工作有什么意义,我在课堂上滔滔不绝的话语能给在座的各位带来什么。师范大学的学生按道理说是要做中学教师的,你们以后在课堂上的滔滔不绝能给中学生带来什么呢?当然,我完全知道,诸位中大多数是不愿当教书匠的(笑),这就使我的工作的意义失去了一大半。但我不想为此而谴责诸位,不当中学教师有一个理由不可忽视:在这个岗位上,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余地,也不需要什么文学感悟力、想象力,一本教科书,一本教学参考书,就是一切;你必须按照上面的要求来讲,不能有任何不同——要不然,领导不愿意,学生和家长也不会放心,以后会考、高考出问题了怎么办?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的才能还有机会发挥吗?

昨天,我听说一件事,一个学生顶撞了一位领导,她说:“为什么只给我们压力,不给我们魅力?”这话我听了非常难受。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大学课堂上所讲的文学,还有多少文学魅力呢?几十年来,文学教育变成了这么一种东西,它在使人的心灵变得越来越简单、狭窄,越来越教条、刻板,大家都自觉不自觉地使它延续下去。本人同样是这种文学教育的产物,尽管时时在反抗。诸位也在反抗,比如逃课就是一种反抗,看武侠小说、看言情小说,就不看老师指定的作品,也是一种反抗(笑)——但反抗的效果总不理想。

我们的文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回到二十世纪初,梁启超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这篇文章确立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教育目的。文学,是用于“新民”的,也就是后来所谓培养“新人”的意思,文学承担着这么一个巨大的任务。

“新民”的目的是什么?是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使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急务”。在他的“新民”框架中,体验、想象、心灵的丰富性是没有位置的,这和世纪初的王国维、蔡元培的思路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文学艺术之所以重要,在于能给予国民以心灵的慰藉,陶冶人的情感,使人与人能建立起一种非功利的精神联系,拓展人的精神空间。但是,二十世纪中国没有选择王国维、蔡元培的思想,那些好像与中国的“第一急务”无关,梁启超的想法却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

对“新人”的设计,聚集了意识形态对人的要求,也主宰着文学教育如何进行。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文学,合格的就是思想性好的,就可以用来教育我们。文学教育感兴趣的就是这种思想性,文学性只是传递它的手段,是外在的,附加的;教师在分析完思想主题之后,才会附加地分析一下它的艺术特征———那是陈年老调、千人一面的东西,什么地方都用得上,叫做语言流畅、结构严谨、刻画细腻、以情动人,还有夹叙夹议(笑);比喻啦、排比啦、象征啦……文学教育给我们的文学性就是这些。那么,思想性就会分析得很好吗?更糟!有一个全国通用的句式,通用于每一篇作品:本文通过什么什么,叙述了什么什么,表达了什么什么,反映了什么什么,揭示了什么什么,赞美了什么什么,抨击了什么什么,完了(笑)。

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与它相匹配的是在同一时期创作出的所谓“文学作品”,那是文学教育的首选作品,几首歌颂圣人、圣地的诗,几篇忆往昔的小说,这些是文学教育的宝贝。

文学教育还得选择一些其他时代、其他地方写的作品,这一些比刚才所说的要好得多,更像文学作品,但色彩并不丰富,因为有许多作品离标准太远,不应该接触,要读一些所谓“健康”、“向上”的作品,不然会引起思想混乱;在他们所选的作品中,哪怕有一点点异样的声音,也得提示一下。

我学《荷塘月色》的时候,老师就说明:这里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情绪,我们要正确对待——换言之,我们不能有苦闷。学苏轼的《赤壁怀古》,老师就着重批判“人间如梦”一句,调子低沉,过分悲观。

人面对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变迁而感慨生命的短暂、江月的永恒,也不行。他们可能在想:要是学生都有“人间如梦”的想法,那我们的建设事业靠谁?(笑)。问题更严重的是,那套阐释体系也能把经典作品讲偏、讲歪,讲得味同嚼蜡,仿佛全世界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用“反对封建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同情人民大众”诸如此类的大词来概括;再加上“阶级局限、消极面”,就完事大吉、天衣无缝了!里面就是没有人——没有人的丰富感情,没有对人的处境的体验、同情、理解、悲悯。他们说“《项链》是批判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是批判享乐主义腐朽思想。”这样一来,那个女主人简直活该倒霉;这样一来,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大概也都是自作自受!我们无法体会小人物的辛酸处境,无法理解小人物的挣扎和被命运作弄的悲哀,我们连起码的同情心也没有得到培养,那套阐释体系反而摧残了我们本来可能有的同情心。

 

(纸条:“那种文学教育模式,我们很早就不相信了,教我们的老师真的相信它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不要以为你不信就没事了,最多浪费一点时间,千万不要小看话语的力量,你习惯了一种话语表达方式,尽管不信,它还是会占有你的思维。可以试一试,假定现在没有任何压力,请你们写出自己对《祝福》的理解,然后你们自己看看,肯定还会有许多你们自己也不相信的套话、空话、废话,一个学生很悲哀地对我说:“老师,我只会这样写,要不然,我就写不出来。”这就是话语的力量。

 

(台下:如果您是中学教师,您怎么做?)

 

你是问我敢不敢与现在的文学教育体制对着干?我要说豪言壮语也没意思,说不定到那时没胆量了——至少,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以后不要为难孩子,课堂上不要像对付敌人那样对付孩子。我最不能忍受他们用一些刁钻古怪的题目来为难、作弄孩子们,这一句子有什么深刻含义啦、为什么用这个词不用那个词啦、加点的词有什么作用啦、那个东西象征什么啦……我们每一个都受过这种折磨,你以为此中必定大有深意,冥思苦想不得而知,其实那个答案还是套话、空话,或者实在是不着边际的胡话。

许多学生,对文学教育所制造的那个“鲁迅”烦得要命,原因就在这里。几个孩子不同意老师对巴金的文章的解释,写信给巴金,巴金支持孩子们的观点;但老师还是坚持原来的那一套,因为教学参考书就是这样说的——你看,我们的文学教育体制已经死板、荒唐到这种程度。

我最近想明白了一件事:为什么学生们这么喜欢流行文学,喜欢琼瑶、三毛,还有流行歌曲等等——其中一大原因是:与文学教育控制和阐释下的文学相比,这些要亲切得多,更有人的气息,更有生命活力。你会发现他们从流行文化中学到的,比文学教育灌输给他们的,要有意思得多。

如果你想做好一个文学教师,你想给学生的精神发展以真正的帮助,那么我建议你,回到王国维、蔡元培的美育思路中去,理解文学和文学教育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蔡元培在1930年答《时代画报》记者问时说:“……我们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塑、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的情感。我们每每在听了一支歌、看了一张画、一件雕刻,或者读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以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周的空气变得更温柔,眼前的对象会变得更甜蜜,似乎觉到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仅仅是使人人要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它同时还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以外,还能去享受人生。知道了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更知道了人生的可爱,人与人的感情便不期然而然地更加浓厚起来。”

我的演讲就此结束。谢谢诸位。(鼓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a8e52b0100e3yh.html

 

“一个人 许多梦”在她的网易博客中评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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