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吗？ 毫无疑问，《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但在红学研究史中，它几乎没有获得过“小说”的地位。在更多时候，《红楼梦》充当着历史或文献资料的角色，甚至已故考证派红学家俞平伯也说：“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敲敲打打，好像不如是便不过瘾……其实出于根本的误会。” 如今红学研究已历百余年，这种“误会”似乎并未减少，虽然时有“澄清”之论，如余英时等人强调“回归文本”“将红楼梦当作小说来研究”，但坚持“误会”者仍大有人在。从外头看，红学大厦仍然峥嵘轩峻，蓊蔚洇润之气不绝。 但只要稍作深入，即可知以索隐和考证为代表的红学早已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曾经盛行一时的“阶级斗争论”仍然在中小学课本中占据主流，但其荒谬已不足再论，一哂可也。所谓“红学”恰如《红楼梦》中古董商人冷子兴评价贾府：“外面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21世纪以来，有关《红楼梦》的新材料越来越少，索隐和考证赖以更新、发展的根本几乎断绝，其进步处于半停滞状态，奇谈怪论迭出。 之所以呼唤新的典范，一方面的原因是“穷则思变”，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索隐派和考证派先天就带有癌变的基因，稍有不慎便足以让研究者堕入深渊。俞平伯在《从“开宗明义”来看红楼梦的二元论》中写道：“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然红学是反《红楼梦》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 红学愈昌，红楼愈隐。恰可作为本文主旨。 本文看点： 一、从王国维到蔡元培，红楼梦研究驶入歧途 二、《红楼梦新证》材料价值大于学术价值 三、俞平伯是考证派的建构者，也是掘墓人 四：新典范：从“向外索考”到“向内索考”
从王国维到蔡元培，红学研究驶向歧途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代变迁催生了《红楼梦》的研究。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小说”二字起源于庄子，《庄子》有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说，以浅薄的修辞求美名，难以进入通达的大道。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自诞生以来备受鄙薄，其地位远不能和诗文媲美。真正的变革始于近代，中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欧风美雨浸润下，国内学人始发现小说才是世界文学的主流。 梁启超作为横跨政界、学界之巨擘，开时代先声，发起“小说界革命”。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强调“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小说从“于大达亦远矣”开始登上大雅之堂，被视为改造国民、开启民智的利器。这一时期，研究者多从伦理角度解读古典小说，重点阐释其揭露黑暗、批判现实，功利色彩浓厚。 王国维恰如一颗流星，刹那照亮长夜。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王国维写道：“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红楼梦评论》横空出世，王氏深受叔本华哲学影响，从美学角度强调《红楼梦》的价值，称《红楼梦》深入民族的精神底蕴，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 以欲望受阻和自我解脱为主线来阐释《红楼梦》，不免有附会之嫌。但《红楼梦评论》仍不失为划时代之作。第一，从研究方法上看，王氏将西方哲学与中国文学相结合，论述系统周密，与此前评点式、片段式（金圣叹、脂砚斋等）的论述判若霄壤，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第二，在功利性极强的研究环境中，《红楼梦评论》能够关注作品本身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这在当时极为罕见。 然而流星生命短暂，一瞬即逝。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未能得到足够重视，他的学术兴趣也由文学研究转入史学。在清末，国内局势诡谲多变，政治风云此起彼伏，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未得其时。 此后，《红楼梦》研究完全驶进了另一条路。 在20世纪的红楼梦研究历程中，蔡元培是第一个主角。为写作《红楼梦索隐》一书，蔡元培前前后后花费20余年，在1921年的一次演讲中，蔡元培也说“对于我个人之著作，尤注意于《石头记索隐》。” 蔡氏写索隐一书，缘于他对小说题材的热爱以及对小说的独特认知。他在1898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余喜观小说，以其多关人心风俗，足补正史之隙……”这一段话乃中正之论，现实色彩浓厚的小说确实能在某种程度上“补正史之隙”。但蔡元培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研究中，始终以治经史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这与他之前的索隐爱好者并无二致。 蔡元培的特殊之处在于将索隐式的研究上升到理论层面。他提出索隐“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受前人启发，他也将《红楼梦》视为一部“清康熙朝政治小说”，认为“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 从方法来看，蔡氏的“三法推求”无非是比附和猜谜，从胡适到余英时，再到今日红学界，大多对索隐的方法有清晰认知，其所能解决的问题，远比其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少。比如他推敲徐健庵是探春的原型，原因在于“健庵名乾学，乾卦作'☰’，故曰三姑娘，健庵以进士第三名及第，通称探花，故名探春。”称之为“捕风捉影”，大体不谬。 从主题上看，“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流行有其特殊历史背景，脱离其历史背景，该说的生存空间则骤然减少。如果《红楼梦》的主题真的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那么我们可以判断，曹雪芹写了一部相当失败的作品，以至于连满清贵胄和大多汉族同胞都不能领会其意。 蔡元培作为儒林盟主，天下学人敬仰，但其研究方法之老旧，在新文化运动中格外突出，这种反差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在新文化运动背景下，“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向他开炮，1921年《红楼梦考证》发表，新红学于是诞生。 从《红楼梦索隐》到《红楼梦考证》，这背后不仅是红学研究的转向，更是社会思潮的转向，《红楼梦考证》代表了一种新的思路。又或者说，《红楼梦考证》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背后的理念：“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连胡适自己也说：“《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
《红楼梦新证》材料价值大于学术价值 1917年，北京大学开设小说课程，这是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标志性时刻。两年后的白话文运动中，白话小说成为文学的核心，学界重新评估《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作品的价值。 事实上，早期的红学诸公对《红楼梦》的评价并不甚高。胡适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曾写过《红楼梦新叙》的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也认为，中国文学远不能与欧洲比肩，而《红楼梦》“过贪冗长……实在可厌。”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也有类似评价：“平心而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红楼梦索隐》所引发的轩然大波，与白话小说的潮流相结合，让《红楼梦》研究意外成为学术界瞩目的焦点。 有趣的是，陈独秀在1932年入狱之后，对《红楼梦》的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再认为《红楼梦》“过贪冗长”“实在可厌”，反而认为该书是“旷世珍品”，乃“天下第一奇书”。政治上的失败，显然让他有更多时间去反思中国传统文学的独特价值。 回到胡适，作为杜威教授的高足，实用主义哲学对他有巨大影响。归国后的胡适依旧秉持实用主义哲学，并贯穿其学术生命。实用主义哲学对胡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其怀疑精神，概括言之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二是实证思路。 这也是胡适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原因所在。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适醉心考证、亲近乾嘉考据，甚至用考据的功夫来治《红楼梦》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苗怀明在《风起红楼》中也提到：“对于文学研究来说，艺术层面的分析有很多主观性和不确定因素，最能检验真伪是非的莫过于作品的传记式研究。” 《红楼梦考证》主要探讨两大问题，一是作者及其家世，二是作品版本问题。他在《红楼梦考证》书中写道：“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路。……收罗许多不相干的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显然剑指蔡元培、王梦阮等人。正是在胡适的努力下，我们几乎可以确认曹雪芹的作者地位及其家庭状况。在版本问题上，胡适考证高鹗身世，认为后四十回乃高鹗所补。 一百年以降，虽然常有惊人之论，称《红楼梦》作者另有其人，后四十回也并非高氏所补，但胡适的观点依然是红学界的主流。在研究方法上，胡适“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近情理的结论……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这也就是他后来所概括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考证”思路之所以能成立，有一个核心大前提，即《红楼梦》是一部“自传”，而非是一部小说。及至胡适在红学研究上的继承者、自传说之集大成者周汝昌，《红楼梦》的自传性质被发挥到极致，它不被允许有任何艺术上的创造和加工，只能是真实的“曹家家史”。 在《红楼梦考证》发表之后，簇拥者众，但也不乏批评声音，有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弥足珍贵。1925年《学衡》发表黄乃秋的《评胡适〈红楼梦考证〉》，文中写道胡氏此说“适蹈（索隐派）王梦阮、蔡孑民附会之覆辄”，“大背乎小说之原理”。他举例说：“如谓宝玉即雪芹，宝玉之终极在解脱（按：指出家），试问雪芹解脱之事实又何在？” 换句话说，考证派指责索隐派附会、猜笨迷，却没想到自身也在无意识中陷入附会、猜笨迷的境地。前者附会于王朝史，后者附会于曹氏家史，考证派对索隐派的批评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对《红楼梦》性质的扭曲。 周汝昌被称为考证派红学的最后完成者，其《红楼梦新证》完全将《红楼梦》看作曹氏家史，否定《红楼梦》的理想性和虚构性。他在书中也写道：“曹雪芹小说之为写实自传，却已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了。”在这一大前提的引导下，周汝昌发挥其卓绝的考证天赋，对作者的生平家世、书中众人的现实身份、脂砚斋何许人也等重要问题做出解答。全书所引书目近700种，几乎包罗所有红学有关文献。他自己也说：“本书对于这类材料，搜罗得自然不敢说'无遗’，但是相当丰富则尚堪自信。” 在笔者看来，《红楼梦新证》的材料价值要大于其学术价值，周汝昌对红学研究的贡献也正在于其全面、系统地梳理了红学相关文献。 众所周知，考证派的实证研究极为重视文献的开掘。但恰如余英时所论，红学研究高度仰赖于“外援”，即《红楼梦》以外的材料。在多种历史因素作用下，20世纪曾有一段可遇而不可求的材料爆发期，但在常态中，新材料的诞生具有高度偶然性，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技术的崩溃”也就不可避免了。 考证的崩溃不仅有外部原因，更重要的是“内部原因”。可以说红楼考证先天带有癌变的基因，隐含着走入歧途的倾向。其原因在于《红楼梦》根本经不起考证，这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 小说和历史有绝大区别，历史小说和历史也有绝大区别，最核心的差别在于虚构性和理想性。依据《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来考证真实的历史，结果可想而知。 从维新运动到新文化运动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新潮涌动，胡适作为开一代风气的宗师，意图用新的方法重新梳理故国历史文献。巧合的是，《红楼梦》有长达百余年的索隐传统，蔡元培、王梦阮等人又给“用治经史的方式治《红楼梦》”添了一把火，两者结合，让一代学人忽视了《红楼梦》的小说属性，最终导致长达百年的歧出。 这百余年的主流红学研究，几乎是“方法绑架事实”带来的后遗症，我们仍在歧路的延长线上，纠偏已经是当务之急。当然，这并非否认过去百年间红学考证的价值，无论是曹学、版本学、脂学还是探佚学，都对我们深入理解《红楼梦》有重大意义，但是过犹不及，尤其是“曹学”“脂学”，其之所以成立的根基已经朽坏。
俞平伯是考证派的建构者，也是掘墓人 在百年新红学历史中，也有主流红学家尝试过“纠偏”，并获得了重要成就，这个人就是俞平伯。甚至可以说，在已故的红学家中，俞平伯最堪敬佩，余英时甚至誉之为最有希望建立红学新典范的红学家。 1920年，俞平伯从北京大学毕业，前往英国留学。旅途中他与傅斯年共同阅读、讨论《红楼梦》，而后一发不可收，这正是俞氏成为红学家的“缘起”，在此前，他对《红楼梦》并不了解。回国后，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组成了非正式的《红楼梦》讨论小组，严格来说，三人都是新红学的开山鼻祖。 1923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出版，该书共分三卷，上卷专论高鹗续书，中卷“专就八十回立论”，并叙述“对于八十回以后的揣测”，下卷“考证两种高本以外的续书”。 与《红楼梦考证》乃至此后的《红楼梦新证》相比，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有着十分清晰的特点，比起外证、旁证，俞平伯更注重“内证”。胡适判断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主要依靠版本、文献资料等“外援”作为资料，而俞平伯格外重视对文本的解读，意图通过内容研究，来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非一人所作。新红学的创始人之一顾颉刚也说：“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一文，只是从外表说，而未详细考它内部的实质，远不是完满的工作。必须有你这一篇，然后可无遗憾”。 在《红楼梦辨》中，俞平伯强调了他批评的标准：“第一，（后四十回）所叙述的，有情理吗？第二，所叙述的，能深切的感动我们吗？如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这当然，批评的断语也在否定这一方面了。”以“有情理”和“深切的感动”为标准，正体现了他对文学本身价值的关注。 也正是对文学本身的关注，让他很快走出了“方法绑架事实”的时代迷狂，最终踏上了与胡适、周汝昌等人不同的一条路，创造了一个内外兼修、考评兼顾的新范式。 事实上，新红学大厦的根基十分浅薄，几乎建立在一句话之上。这句话就是胡适所说的“《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俞平伯在发表《红楼梦辨》不久，便开始了对自身治学思路的反思，在与朋友的通信中，他写下了在新红学史上堪称石破天惊的一句话： “我新近发现了《红楼梦》是一部小说。” 这意味着曾经“自传说”的主将，开始怀疑整个新红学之所以成立的根基。他说“（过去的研究）眼光不自觉地陷于拘泥……我们说人家猜笨迷，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 但可惜的是，俞平伯的反思并未能引起更大反响，直到今天，我们始能深刻认识到其反思精神在整个红学史中的价值，他既是新红学的建构者，也是新红学的掘墓人，他的反思和学术勇气代表着红学研究从“史学”转入“文学”的一种可能性。 1954年之后，俞平伯卷入政治漩涡，“阶级斗争派”红学也登上历史舞台。事实上，俞平伯在建国后已经有意识地用马克思主义去调整自身的学说，在1954年发表于《文汇报》的一篇文章中，俞平伯提到：“（《红楼梦》）不只刻画了封建家庭，并且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也是无情揭露的。” 但终究还是难免于难。李希凡和蓝翎两位还在读书的年轻人率先发难，斥责俞平伯“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此后政治风气几经变幻，在1966年到1986年这20年中，俞平伯甚至不再公开谈论《红楼梦》，“新典范”的苗头中止于此。 阶级斗争派的红学对于摧毁“自传说”有重要意义，但其自身有着极为鲜明的时代印记，即便仍然占据着课堂和课本，但其生命力早已衰朽。“阶级斗争论”红学取消了《红楼梦》文本的特殊性，用余英时的话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文学评论中的一般应用”，对于其他名著也基本可以套用。 此外，“阶级斗争”的红学功利色彩极为浓厚，彷佛又回到了半个世纪前的“小说界革命”时期，但是新的历史环境已经不再允许王国维出现了。 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环境为之一宽，《红楼梦》又成显学，俞平伯在晚年鲜谈《红楼梦》，但仍对红学发展保持关注。他在《甲戌本与脂砚斋》一文中写道：《红楼》今成显学矣，然非脂学即曹学也，下笔愈多，去题愈远，而本书之湮晦如故。”在《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中，他再次强调：“《红楼梦》说到天边，还不是一部小说？它究竟好到什么程度，不从小说的角度去理解它，是说不到点子上的。” 可见在晚年全面反思红学发展时，他是始终坚持文学本位的。其治红思路也呈现出极为清晰的脉络——从以考为主，到考评兼顾，再到向内求索，着重关注《红楼梦》的文学性。 《红楼梦》再次引发全民热潮，是在1987年。那一年《红楼梦》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吸引了众多普通民众的关注。那一版《红楼梦》也代表着新红学尤其是探佚学发展的成果，它所采用的结局并非源自一百二十回本，而是源自一代红学家的探佚。周汝昌曾评价1987版《红楼梦》“朱楼搬演多删落，首尾全龙第一功。”意思是即便情节有很多删减，但是它拥有一个真实的结局。 在新红学中，探佚学和版本研究相对值得肯定，前者意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文本，后者在研究《红楼梦》的传播过程，同时也致力于找到最接近真实、最符合情理的文本。但是进入九十年代后，新的材料不复出现，红学的创造力严重衰退，不仅再也没有激动人心的著作出现，反而奇谈怪论迭出，如刘心武的“秦学”竟然名噪一时，表面看是红学之“热”，实则是红学遇冷。
新典范：从“向外索考”到“向内索考” 可以说，我们从未像今天一样呼唤红学的新典范。在以趣味和泛娱乐化为宗的“揭秘红学”大行其道后，学术规范被置之一旁，红学的“癌变”进一步加深， “揭秘红学”像是最后的狂欢。 另有一种“泛文化”式的研究，强调《红楼梦》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无所不包。因而从医药、建筑、服装等各种维度解读《红楼梦》，这实际上也取消了《红楼梦》文本的特殊性，对于其他任何作品，几乎都可适用。 可以说，在新红学诞生的第一百年，红学界面临一个十分混乱、尴尬的局面，几乎是一个“死而不僵”的状态。近年来，不乏学人深刻反思红学，意图为红学发展开出药方，有学者认为曹学、脂学等不足以称“学”，它们充其量是阶段性的研究议题，过分深入反而导致浅薄，笔者深以为然。 俞平伯曾指出红学发展的源流：“真事隐去。原为《石头记》之开宗明义，惟所隐何事，事在何世，议者纷纷，遂成红学。” 既曰有“隐”，当然可索、可考。不过究竟是向外考还是向内考？过去的路径是向外考，认为所隐之事、所隐之世均有历史上的实指，但外考的癌变基因让其路径“过深反浅”。笔者认为，沿着俞平伯开出的一条路，红学必将走向“向内求索”。 这并非是什么创见。早在四十多年前，余英时作为“业余红学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提出了新典范的两种特质，第一，将《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来看；第二，假定作者的本意基本隐藏在小说的内在结构之中。我认为此乃不易之论，是红学发展唯一的方向。 在当时，余英时的观点并未得到足够重视，而是遭到各路红学家口诛笔伐。在其后的三十年中，红学“向外求索”的路子并未稍稍改变，新典范的标准被束之高阁了。 反倒是红学界的“外人”，在新典范的探索上领先一步。我认为毕飞宇是一位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文学评论家，其小说家的身份暂且不谈。很多人读过他的《李商隐的太阳，李商隐的雨》，论述精到透辟，令人叹为观止。 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新典范红学家，这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最能凸显他“治红”路径的文章也是一篇文学评论，在《“走”与“走”——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中，毕飞宇写道：“有时候，你从具体的描写对象上反而看不到作者想表达的真实内容，你要从'飞白’也就是没有写到的地方去看。所谓'真事隐去、假语存焉’就是这个道理。” 他认为小说可以是“逻辑”的，也可以是“反逻辑”的，而曹雪芹通过反逻辑的方式，在《红楼梦》中留下了极多“飞白”。“这些飞白构成了一种惊悚的、浩瀚的美。” 举例来说，秦可卿患病后，王熙凤前去探望，而且“好好地哭了一会儿”，但转身出了房间，曹雪芹却写“凤姐正在看院中景致，一步步行来赞赏。”要知道凤姐和可卿并非“塑料姐妹”，凤姐何以有如此行径？这是反逻辑的。 在儿媳去世之后，何以贾珍“哭得泪人一般”？这是反逻辑的，尤氏作为婆婆，在祭奠的时候胃疼了一次，没能参加，在葬礼的时候，又胃疼了一次。过分的巧合同样是“反逻辑”的。 背后是一大通故事。 依照毕飞宇的标准，《红楼梦》中的“反逻辑”比比皆是，依靠反逻辑，曹雪芹构建了另一个部《红楼梦》。因此他强调“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其实要做两件事：第一，看看曹雪芹都写了什么；第二，看看曹雪芹都没写什么。 很显然，如毕飞宇等人正是以新典范的路子探索《红楼梦》，他们假定作者的本意基本隐藏在小说的内部结构之中。 从更宏阔的维度来观察，我们发现红学的研究路径同西方文论的发展有很多相似之处。一开始文论的关注点在作者，继而关注点在文本本身，到20世纪60年代，德国学者提出了应该关注读者的文学接受理论，又称“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认为，一则文本本身是一种召唤结构，召唤着读者去进行阐释和填充，文本本身存在着许多“空白”和“未定之点”，它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只有当它从作者手里传递到读者手中，读者阅读并对其中的空白进行补充，它才最终完成。 而《红楼梦》是真正意义上的“召唤结构”，在文本内部存在着无数的“未定之点”，就在这些“未定之点”中，隐藏着红学发展的未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