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江西文人

宋朝的江西文人  

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以诗人的激情和十分自豪的口吻夸赞自己的故乡：“为爱江西物物佳，作诗尝向北人夸”；“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如果剔除个人的感情因素，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北宋时期，江西文化的繁盛，就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夏汉宁 刘双琴 晨报记者 万思/整理 

两宋文坛的“江西现象”

 江西文化经过东晋至隋唐五代数百年的酝酿，到了两宋时期得以迅猛的发展。两宋时期堪称是江西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其中文学的繁荣便是一个突出的标志。宋代江西文学异彩纷呈的景象，构成了两宋文坛一道灿烂的风景线。据《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统计，活跃在两宋时期，并有作品传世的文学家共有约16813人，其中有籍可考的有10263人，在已知籍贯的文学家中，江西籍文学家就有1322人，占总人数的7.86%，仅次于浙江、福建，居全国第三；《四库全书》收录宋人别集近400部，江西籍文学家别集有83部，占总数的20%多；《两宋名贤小集》共录两宋文学家157家，江西籍文学家录41家，占总数约27%，而这41家还未包含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刘辰翁、文天祥等人。

在这众多的江西籍文学家中，有不少是两宋文坛中的大家或文坛领袖、或开宗立派者，如：二晏父子、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姜夔等等，这些文坛巨臂不仅支撑起两宋江西文学的天空，他们还是耸立在宋代文学版图中的一座座高峰。

对于出现在两宋文坛的“江西文学现象”，自宋代以来，文人就已经敏感地有所觉察，除欧阳修对江西文学给予热情的关注外，宋人倪朴在《筠州投雷教授书》中对此也有过更详细的叙述。

黄次山在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撰写的《重刻临川文集序》中，也曾论及了江西地域文学现象，称“艺祖神武定天下，列圣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挟所长与时而奋”，序文所论北宋九位著名文学家中，有五位就是江西人。此外，南宋人李道传等在《谥文节公告议》中，由杨万里而论及宋代江西的文学家时也说：“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

对宋代“江西文学现象”的关注，虽始于宋，然后世学者亦多有继承，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观点当属清人李紘在《南园答问》中的一段话：

宋兴百年，文章楛窳，欧阳公奋兴，然后沛然复古，并辔绝驰，直追韩愈，探大道之根源，作斯文之宗主，独立一代，高视六?（宝盖头，下为“禹”字），不特吴、越所绝无，盖寰瀛所希睹也。若夫晏临淄开荆国文公，李盱江传南丰子固，古今大家，七有其三；文鉴佳篇，十居其五。黄涪翁辟宗派于西江，周益公领台阁乎南渡。封事则胡忠简惊人，诗盟则杨诚斋独主。钟秀于一门，则三刘三孔，竞美清江。

这些关于宋代“江西文学现象”的论述，反映了古代学者以地理环境这一独特视角对地域文学的阐释，这也是当下兴盛的文学地理学所要研究的重要方面。 

江西文学全面引领各路文风 

并使江西成为当时和后代文坛聚焦之地，主要还是因为江西文学家在两宋时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江西文学家在两宋时期，各体文学创作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晏殊，这位被称为北宋江西文坛开一代风气的人物，在北宋初，不仅为江西文坛掀开了绚丽的篇章，而且为当时的词坛镌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子晏几道传承父业，在北宋词坛留下了“父子词人”的美誉，他们创作的《珠玉词》和《小山词》，更是北宋令词创作的杰出之作。由于他们对宋词创作及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因而被历代评家所重视：“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

稍晚于晏殊，欧阳修也在词坛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与晏殊一道，开创了宋词的江西一派。由于晏氏父子和欧阳修在北宋词坛的杰出贡献，他们被尊为“四大开祖”（晏殊、欧阳修、晏几道、张先）。晏、欧之后，在词的创作方面，江西仍是人才辈出，产生了不少的优秀词人，如南宋的布衣词人刘过和姜夔、凤林词派等等。可以说，在词的创作上，二晏和欧阳修为江西词的创作，也为宋代词坛开了一个好头，而凤林词派则为江西词的创作，也为宋代词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诗文创作领域，两宋时期的江西也十分辉煌。欧阳修被尊为“今之韩愈”、“一代宗师”，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以卓著的古文创作成就，名列“唐宋八大家”；在诗歌创作方面，他力除晚唐及宋初西昆体之流弊，为宋代诗坛别开生面，在宋诗特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欧阳修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他的《六一诗话》，被称为诗话体开山之作；在笔记创作上，他的《归田录》为宋人笔记中有重要影响的一部作品。

在晏、欧的带动和影响下，江西文学家在北宋文坛非常活跃，在古文创作方面，曾巩、王安石的成就亦为文坛目，他们都是北宋古文创作的代表人物，同被后代评家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

“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家，江西、四川各占其半，而四川“三苏”，或为欧阳修的学生，或得欧阳修的奖掖，江西文学家在北宋古文创作中的贡献和影响，由此亦可略见一斑。在诗的创作上，江西诗人也有上佳表现，像王安石、刘敞等。尤值一提的是被视为“江西诗派”领袖的黄庭坚，他以自己对诗歌创作的独特感受和领悟，在理论和方法上，构架了一套别具一格的体系，为宋诗的创作拓宽了发展路径。他的这套体系，深得诗坛欢迎，围绕这个创作体系，在北宋后期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诗人群体，这就是后人所称的“江西诗派”。在这个诗派中，江西诗人占了近一半。

这个诗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历程中宋型特征的成熟和确立，也使得宋诗能以其独特的风格与唐诗并峙。“江西诗派”的影响几乎覆盖南宋初、中期的诗坛，并且绵延至晚清，前后延续了八百多年时间。

南宋时期，江西文学家仍然继承了北宋前辈散文创作的传统，虽然其成就和影响远不及北宋前辈，但也涌现出不少传芳百世的名作名篇，如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欧阳守道的《颜鲁公祠堂记》；朱熹的《百丈山及》；文天祥的《指南后录序》、《文山观大水记》等。在诗的创作方面，南宋初、中期，诗坛在“江西诗派”的影响下，很难跳出“江西诗派”的藩篱，其间虽有人想另寻路径，如吕本中所倡导的“活法”诗论，似乎给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希望，但这种理论本身并未真正消除“江西诗派” 的痕迹。

然而，吕氏的理论，却得到了江西诗人曾几的实践和响应，而且他还将这种影响传递给了其后号称“中兴四大诗人”的尤袤、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在这四位诗人的不断探索和创新下，南宋诗歌创作终于走出了“江西诗派”的畛域，尤以杨万里那别具一格的“诚斋体”而蜚声诗坛。还值得一提的是文天祥、王炎午、谢枋得等爱国诗人，他们那包含血泪的诗篇，在亡国之际的慷慨悲歌，成为宋江江西诗歌创作的绝唱。

除了诗词文的创作，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在其它文体的创作方面，也是成就突出。两宋时期，江西的小说和笔记创作，在全国成就也非常突出，像乐史的传奇作品《广卓异记》、《诸仙传》等，欧阳修的《归田录》；孔平仲的《孔氏谈苑》；惠洪的《冷斋夜话》；朱弁的《曲洧旧闻》；洪迈的《容斋随笔》、《夷坚志》；洪皓的《松漠纪闻》；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张世南的《游宦纪闻》；罗烨的《醉翁谈录》等等，都堪称是两宋笔记、小说中的上乘之作，而洪迈的《容斋随笔》、《夷坚志》更被誉为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发展史上的丰碑。

在两宋戏剧创作方面，虽然现存资料较少，但就是在这些存世不多的资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江西作家留下的作品。

在现存40套的北宋大曲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两套，就是出自江西作家的手笔——曾布创作的以冯燕故事为主题的《双调·水调歌头》七遍和董颖创作的以西施故事为主题的整套大曲《道宫·薄眉》。曾布开有宋之新风，运用与唐代不甚相同的新水调创作了《水调歌头》大曲，并且在《水调》最后一遍创造性地采用了《六么花十八》曲，这些都对增强大曲的叙事、抒情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两宋重要的文学运动、文学群体和文学体派中，还是在各体文学创作中，我们都能看到活跃的江西文学家的上乘表现。换言之，正因为江西文学家在两宋文坛上有如此突出的贡献，所以江西才能成为人们关注的地域之一，江西也由此成为两宋文学创作的重镇或热土。 

庞大的江西文学“军团” 

如果我们将江西文学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进行考量，便能发现，江西是文学起步较晚的省份之一。从严格意义上讲，江西文学的兴起当在晋室衣冠渡江之后，也就是在东晋时期，陶渊明的异峰突起，使江西真正步入了中国文学的殿堂。然而陶渊明之后，江西文学又经历了近三百年的沉寂时期。而江西文学的真正崛起，则是在两宋时期，这一时期毫无疑问应该属于江西文学的黄金时代。

我们分别以辖地面积较广及行政区划较多的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和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为参照，考察有籍可考作者的分布情况。今天江西辖地，在两宋时期主要为江南西路和江南东路所治，包括洪州、赣州、吉州、袁州、抚州、筠州、信州、江州、饶州、南康军、南安军、临江军、建昌军以及徽州的婺源，共9州、4军、69个县。以两宋时期的州府军为单位，这1322名文学家的分布情况是：吉州227人，排名第1；饶州183人，排名第2；洪州180人，排名第3；抚州157人，排名第4；建昌军141人，排名第5；临江军101人，排名第6；信州92人，排名第7；徽州50人（此处仅指婺源一地），排名第8；赣州42人，排名第9；南康军37人，排名第10；江州36人，排名第11；筠州35人，排名第12；袁州33人，排名第13；南安军8人，排名第14。从统计数据可知，今江西辖地范围内，宋代所设置的每一个州军都有文学家分布。

两宋江西文学较之前代，还有一个“闪光点”，这就是家族特色，如晏殊祖孙三代，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临川三代七王；以曾巩为代表的南丰五代十曾一魏，金溪三陆，新余三孔，鄱阳四洪等等，形成了宋代江西文学的特殊群体。

据统计，两宋江西文学家族共106家。以今设区市为单位，这些文学家族的分布情况是：抚州市23家，上饶市21家，吉安市20家，宜春市13家，九江市10家，鹰潭市6家，新余市4家，赣州市4家，南昌市3家，景德镇2家。以今设市县为单位，其分布情况为：临川9家，排名第1；吉安8家，排名第2；鄱阳、婺源、余干、樟树、贵溪各5家，并列第3；南丰、遂川各4家，并列第8；南城、崇仁、高安、修水、都昌、新余、南昌各3家，并列第10；金溪、宜黄、德兴、弋阳、玉山、吉水、永丰、泰和、宜春、德安、宁都、浮梁各2家，并列第17；新干、永新、丰城、靖安、奉新、九江、永修、余江、宜丰、赣州、兴国各1家，并列第29。

从以上的数据统计可以发现，两宋时期，在鄱阳湖区域（以今天的概念，这个地域主要包括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抚州市、上饶市、鹰潭市以及宜春市的部分县市）形成文学家密集地带。

首先，文学家最多的两个设区市，就在鄱阳湖地域，即抚州市、上饶市，其人数为548人，约占总人数的41.5%；其次，鄱阳湖地域文学家最多。我们仅以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抚州市、上饶市、鹰潭市6个设区市计算，共有文学家约830人，约占全省文学家总人数的62.8%,文学家族65家，也几乎占家族总数的61.3%；第三，覆盖面广。还是以前面6个设区市来计算，在这6个设区市中，共辖39个县（市），有文学家的县（市）约34个，占所辖县（市）的87.1%，占宋代江西有文学家的54个县（市）的72.22%，占全省80个县（市）的48.75%；其它5个设区市亦辖41个县（市），其中有文学家记录的县（市）共27个，占所辖县（市）的65.85%、占宋代江西有文学家的54个县（市）的66.67%、占全省县（市）的33.75%。第四，文学家分布密度高。这6个设区市总面积为76629.28平方公里，其中每100平方公里有1.11位文学家；在这6个设区市的39个县（市）中，有抚州市的东乡、资溪，上饶市的横峰，九江市的瑞昌市和彭泽县，南昌市的安义等少数县没有文学家记录，这几个县（市）的面积为6828.03平方公里，如果减去这个面积，即为69801.25平方公里，那么每100平方公里就有1.22位文学家。江西其他5个设区（吉安、赣州、宜春、新余、萍乡）市的总面积为90374平方公里，共有文学家500人，每100平方公里有文学家0.55人。可见，鄱阳湖地域成为江西文化核心区域。 

重新审视：为何江西文化

在两宋独领风骚 

两宋时期江西出现了如此多的文学家，这无疑成为是宋代江西文学呈现出繁荣景象的重要标志之一，对这一现象有人作了这样的评价：“宋时的江西，不仅是哲学家的摇篮，而且是文学家的大本营。”（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而且，还有不少学者面对宋代文坛这种奇特的“江西文学现象”，做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探索，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民南迁，交通便利，社会安定，农业、手工业发达，人口众多，学校、书院林立，为江西文学在两宋的崛起奠定了经济基础，进行了文化储备，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江西籍文化人如晏殊、王安石、洪适、周必大、江万里、文天祥等进入统治集团，为江西文学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机遇。此外，江西文学家的涌现，还与江西科举的发达有着直接的关系。

据顺治《江西通志》、民国时期《江西通志稿》等资料统计，宋代江西共有进士5545人，其中34人文武科鼎甲，11人为状元。科举的辉煌为江西文学家的崛起奠定了人才基础。如果将视角聚集在江西地域这一焦点上，还有新的发现。

首先，对于晋唐五代时期，江西文学家在本土的分布为何主要集中在赣北、赣西和赣东北，而到两宋时期却呈全面辐射状。有人以唐代为切入点，结合江西的地理位置，做了这样的解释：“从唐代的文学地理学方面来说，以长安为城市起点，以黄河、长江为流域起点，从西往东依次推进着文学发展，而赣北、赣西、赣东北正好处于这一文学浪潮之中，因而出现了文学作家群……但到了宋代，这一文学地理学浪潮进一步由华西走向华东，由赣北走向赣南，于是，在赣东临川，赣中吉安也出现了'临川才子’及欧阳修等著名作家。”这种文学地理学的分析确有别开生面的作用。 

第二，两宋时期，无论是在北宋，还是在南宋，鄱阳湖地域都是文学家密集的区域，由梅新林先生关于长江流域文学轴线聚集下游的第二波、第三波运动之描述可知，由于江西水域与长江水域只能通过鄱阳湖交接，所以，鄱阳湖地域接受第二波、第三波文学浪潮的影响自然更便捷、更直接，这个地域成为文学家的密集地，当在情理之中。

第三，鄱阳湖地域是两宋时期江西文学家高密度聚集区域，这一特征又与这一地域政治人才高密度聚集特征相吻合。宋代江西15位宰相中，属今鄱阳湖地域的有11人；文武科鼎甲34人中，属今鄱阳湖地域的共22人；5545名进士中，属今鄱阳湖地域的共3470人。在1322名文学家中，就有644名为进士，其中抚州150人，上饶119人，吉安110人，宜春74人，九江56人，南昌27人，赣州19人，景德镇31人，新余29人，鹰潭23人，萍乡6人。这与这些地区文学家的数量成正比，在地域分布上，也呈现出以鄱阳湖地域为核心的特征。正是因为在这个地域出现了如此多的政治人才，所以才促进该地域文学家的崛起，使江西的人才走向全国。

第四，由于鄱阳湖地域是两宋江西文学家的密集地，因此它在当时的江西文学中也处于核心地位，并肩负起这样一个重任，即将长江流域文学轴线的第二波、第三波影响，通过注入鄱阳湖的五大水系（赣江、饶河、信江、修河、抚河）东进南扩，把这种影响输入到江西的腹地。正是凭借黄河流域文学轴心向长江流域文学轴心转移这一股强劲“东风”，晋唐五代时期江西文学的点点星火，到两宋时期终于形成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