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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华历史为何被“尘封”？
顾土
69年前，日本侵华战争以日本投降而告终，战后进行的一系列审判，以如山的铁证判决了一大批日本战犯，有的被处以极刑，有的被判入狱服刑。其中在中国的审判，还是在两个政权交替下的多年间完成的，无论战犯服刑还是被释放，在新旧政权的治下都不存在疑问，铁板钉钉，早已定案。 69年来，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揭露和研究，按理说，都不应该有任何禁区，也不应该成为空白或盲区，更不应该受政治、经济环境所限，此一时彼一时。 69年中，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奴役中国劳工、武力殖民、细菌武器试验等侵华暴行的调查、统计、研究、取证、诉讼、纪念，无论从历史记忆、国耻纪念，还是从悼念死难者、受害者的角度，都应该始终进行，起码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应该做好调查、统计的基础工作，纪念馆更应当早早建立。 然而，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在早就该做的事情中，有的晚了30多年，有的迟了半个多世纪，有的更是延误至今。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大量的新闻报道还让我们看到了另一面，这一面对我国的历史学家、档案工作者、主管部门、政府，甚至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都是值得深刻反省的。 1953年11月，解放军某部驻长春部队为修理地下电线，寻找铺设管路，在伪满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旧址偶然发现埋藏在地下的档案，长春市公安局组织人员，挖出一大卡车。1955年9月，吉林省委决定将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档案材料由长春市公安局调到省公安厅，并从全省抽调多名干部加以系统整理。1982年5月，吉林省公安厅保管的这批档案，连同编制的检索工具（组织卡、人名卡）移交给吉林省档案馆。档案接收进馆后，吉林省档案馆对破损严重档案实施了技术修复。2012年，吉林省档案馆集中组织人力资源对这些档案进行系统翻译、解读，专门成立了南京大屠杀、慰安妇、“731”部队以及强征劳工等14个课题组。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一位从事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研究的学者称：看到吉林省档案馆保存的日本侵华档案，我很吃惊，一是没想到这些档案数量如此庞大；二是没想到这些档案管理有序，保存完好。 这条报道原本的意思是“吉林公布档案史料，日本侵华再添罪证”，还说，“吉林省档案馆近期发掘整理出一批日本侵华档案，并重点研究了其中的89件，取得了初步成果。”另外又介绍，吉林省档案馆藏有近10万卷日本侵华档案。可是，在这篇报道中，也让我们读出：如此有价值的珍贵档案，居然过了整整将近60年才开始发掘、翻译、解读，而专门从事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研究的学者竟然从来不知道这些“管理有序，保存完好”的档案的存在。 其实，这类的新闻近些年一直就不断出现在媒体中，充满了悖论。 有一篇报道说：“一部尘封了66年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得以正式出版。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国土上烧杀抢掠，其中被劫夺的甲骨、石器、铜器、古籍等文物多达15245件。”报道还说：在抗战胜利后，为向日本追讨自甲午以来被劫夺珍稀文物和要求战争赔偿，1946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京沪区办事处组织编制了《目录》，这部流散文物目录自编成以后，历经坎坷。1981年国家文物局曾组织写刻蜡板，油印100部，分送国内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和设有文博专业的大学，但几乎散失殆尽。此次上海中西书局正式出版《目录》，打开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 读了这条报道，不禁纳闷：究竟谁尘封了这一历史记忆？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出版？ 我曾在许多报纸上还读到这样一条新闻，题为：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又添铁证。其中说，四川双流一唐姓老者向媒体提供了他收藏多年的名为《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在介绍了材料内容后媒体都惊呼：原来100部队与731部队一样凶残！还形容这是“惊天事实”，最后又称：由于原本583页的材料仅存574页，判决内容不全，所以不知最终判决结果。原来，那位老者曾经是个筑路工，1967年夏天在宣汉县廖家坝干活时发现这份材料被遗弃在路旁水沟里，于是就拣起来揣在怀里，保存下来。后来，我又在一份报纸上读到一篇题为“军史揭秘”的文章，不长的文章简要揭露了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 任何一个有点现代史常识和逻辑思维的人看过这样的文字都不能不产生一系列疑问。那位老者捐献的材料，印制时间是1950年，其中叙述的是1949年12月设在伯力的苏联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过程，审判是公开的，举世闻名，材料也是印刷的，显然有一定的数量，连四川双流农村的地沟里都可以拾到，拥有者想来也不会是少数。在各种现代历史书籍中，在有关的辞书里，对这一审判都有记叙，习惯称呼为“伯力审判”。可是，半个世纪前的司法审判，50多年前并不难看见的印刷品，如今怎么又成了新添的铁证？难道当年名闻世界的审判不作数了？100部队的罪行几十年来一直大白于天下，早已惊天，连辞书上都收为条目，为什么还要像忽然才发觉的新闻一般在那里惊叹，别人是否会问，这中间的岁月难道沉寂了不成？依照那些新闻的说法，我们更会奇怪，揭露日本侵略军罪行、显示反法西斯胜利的印刷材料现在怎么竟成了孤本绝版？好象因为没有这本被人丢弃在水沟的材料的最后那几页，大家居然连最终判决结果都不知道了？ 那篇“军史揭秘”，所引所述也基本没有超出各类早已公布的档案和现代史研究著作的内容，关于细菌战，有731部队、100部队、1855部队、1644部队和8604部队的简短介绍。但是，这些内容我们在很多书中都可以读到，在《辞海》“关东军第659部队”这一辞条下就有描述，里面明确记载了731部队和100部队的罪行，并告诉我们：1940年7月，731部队和100部队被统称为“关东军第659部队”。既然根本不是什么秘密，凭什么还要叫“揭秘”？如果对多数人来说，这竟然也成了秘密，那我们应该追究的到底是什么？ 许多媒体还曾以“泛黄档案尘封60年隐藏惊天秘密”这样的标题刊登出一件事，北京市档案馆有一卷序列号为J181—25的档案，里面记录了日军在投降前夕曾从广东掳掠数千儿童的事实；以后，媒体又载，在广州市档案馆也找到了相应档案。而在广东省档案馆则发现一本《抗战旬刊》，其中揭露了日军掠夺我国12岁以下儿童的罪行，这家刊物由当时的粤汉铁路员工抗敌后援会广州分会编印出版，刊物发现的消息在媒体上被冠以“日军掠童新证据”的肩题。 看了这样的新闻，我们不能不疑惑，这样的档案为什么尘封60年？为什么泛黄了都没人查阅？这样的秘密为什么又要隐藏呢？是日本侵略军隐藏的吗？是汪伪政府隐藏的吗？是当今的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隐藏的吗？看来都不是。其实，这也不能称为秘密。1945年开始，为了寻找失踪孩童的下落，当时的政府从广东查到了北京，查了不少地方，尽管像有些专家说的那样“知情范围有限”，但知道的人也不至于特别少。在这些档案被接管后，又起码经历了整理、分类、编目的过程，而且依据1987年颁布的《档案法》，这也是允许公开的内容，档案馆工作人员有条件知晓，各种抗战史料有必要纳入，京粤两地甚至更多的现代史家可以翻阅引用，那些慷慨激昂之士更有理由了解。就算这是一件公开但一直无人感兴趣的“秘密”，那《抗战旬刊》又算什么秘密？1941年4月5日公开出版的刊物怎么到了2005年一变而为“新证据”了？ 说到这里，我也记起了2001年12月的一条新闻，上面说，重庆发现了一本书，叫《日寇侵华暴行录》，1951年由联合书店出版，印数5000册。史学专家称，这是日寇侵华的又一铁证；一大学教授称，书中有关炭疽热细菌及重庆大轰炸等史实为目前史料中所鲜见。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专家和教授，也不清楚他们从哪里学来的治史方法。50年前公开出版的著述，50年后才被重新发现，又如获至宝地作为铁证，这叫什么？是不是又被尘封，是否也当作了“秘密”，还是专家和教授连这样明显、大量的史料都长期视而不见或者他们多年的研究已经滞后于50年前？虽然近几十年我们历经大小政治运动，度过了浩劫，毁灭了不少珍贵的史迹和史籍，但印数5000册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像这样的书还不至于少到即将绝迹的地步。即使这部书已经荡然无存，可是1951年出版的著作所引用的史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鲜见”。假如《日寇侵华暴行录》及其依据的史料真的已经“鲜见”，那我们该反省的究竟是什么？ 近些年，我常在媒体上看到听到各类日军侵华“铁证”，有时是发现了一家弹药库，有时是一座兵工厂，有时是一个基地。“铁证”一多，我有了一个新感觉，难道日军占领中国领土这一事实，也出现了普遍疑问，也需要新证据加以证明了不成？ 这些所谓的新闻，媒体都以“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为栏目名称，可是，新闻内容都是些本该牢记却被淡忘的旧闻，都是些应该广为人知却被轻易尘封的所谓秘密。在这些所谓新闻中，还让人感到用辞的随意，为了增加分量，吸引观众，拼命在那里使用“惊人”“发现”“新证”“首次”“尘封”“发掘”之类的词汇，甚至不顾其效果适得其反。在这些轻率用辞的背后，也暴露了一些人的无知，自己无知，还以为常识中也不存在，别人都不知道。在这些不断暴露的无知中，又不能不令人痛心，连“伯力审判”的内容、100细菌部队的罪行都成了新世纪的“惊天”新闻，真不知道在这些人的抗战知识储备中还剩下些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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