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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相声一定得是北京话，起因并不是为让全国人民听得懂，因为在没推广普通话那些年头，北京早就有相声了。(那年头还有皇上呢!)原因是北京话有一种特殊的幽默味儿。
台湾长大的孩子要学相声，有人告诉他们必须练京片子嘴，说话要含混不清，舌头要卷一点儿。于是，我和唐杰忠到台湾演出，台湾会说相声的女主持人卷着舌头介绍我们说：“这位是来自大陆的‘姜先儿生儿’(她卷着舌头把先生两个字全加了儿音，以示她会讲普通话)，这位是唐先儿生儿。”她还说得挺快，我听成了“姜馅儿和唐馅儿”了，两种白面三角儿(北京的一种面食)。
其实，北京人的幽默不是出自语音，是出自思维的巧妙和语言组织的生动。
有一位北京的小伙子，来到一个单位，传达室的老人家不让他进门，而且态度不好，特别厉害。小伙子有气了：“您小点声儿，别嚷嚷。我害怕，我小时候让狗吓着过!”老大爷半天没转过弯儿来。
待明白过味儿来以后，老大爷不干了，抓住小伙子脖领子讲理去。小伙子说：“您别不爱听，我说的是事实，让狗咬过一点儿不假，所以落了一个看见看门儿的就害怕的病。不信你问我妈去!”
问谁去呀，分明是骂人没脏字儿，难为他怎么琢磨的。
其实不用琢磨，“犯葛”是老北京人给儿孙们留下来的本能，而且主要表现在语言上。
所谓“葛”，其实就是出乎意料之外，思维上有些逆向，有的时候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但“他”不失为一种“原始幽默艺术”。
这种幽默在一些大家的口中，就高级一些了。
大画家黄永玉，不是北京人，但是他有北京人的那种幽默劲儿。
他出国在国外溜了一大圈儿。外国人注意环境，厕所卫生是他们改造环境、象征文明程度的代表。回国，从飞机上下来，第一件事，先方便一下，一进咱们的厕所，臭气十足，与在外面的感受绝不一样，黄永玉称赞说：“嘿!这才是正味儿!”明明是臭，偏偏赞扬，你说他“葛”不“葛”?女儿买了一件“蝙蝠衫”，问他这个退休的爸爸：“爸爸，您看好看不好看?”“好看，真漂亮呀!晚上进胡同一张手，跟‘夜猫虎儿’(北京话对蝙蝠的俗称)似的就进来了。”
有好听的“蝴蝶”，老爷子偏偏不拿它比，却选择“夜猫虎儿”，褒贬自在话中。
北京人的“葛”劲儿，连天津人都传染上了。
北京的司机大早起来，开车去天津。早上走得早，到天津天刚亮，车的大灯还没来得及关掉。
天津早上在马路执勤的人，让车停下，靠在路边儿。
司机问：“同志，我怎么了?”
天津人问：“您这是北京的车吧?”
“没错。”
“北京是大城市，是吗?”
北京的司机糊涂了，“我是不是违反天津的……”
“我问你，我们天津黑吗?”
“不黑!”
“不黑，你白天开大灯干嘛?”
司机恍然大悟，自己车灯忘关了。
您说就这么个小事，绕了多大的一个大圈子。可生活有点儿这佐料，透着有意思。
司机回到北京逢人就讲：“我以为就北京人犯‘葛’呢，赶情天津人比北京人还‘葛’!”一时，这个笑话脍炙人口。北京人把它当天津人的“语言艺术”来欣赏。
北京人住的地方是三皇五帝选的点儿，所以北京人身上有一股傲气，您甭管他是干什么的，他能把各行各业都说出“门道儿”来。上至国家管理，下至五行十八作，没有北京人不明白的。北京人自己称之为“侃山”(侃大山的简称)。
我有一位侃山的朋友，跟我谈海湾战争，说的头头是道。
“美国就是一警察，谁都管。伊拉克人是吃羊肉长大的，火大。本来人家地底下的油，科威特仗着自个儿那儿地势低，就挖坑，结果油全流它那儿去了，它那是锅底儿呀!那人家伊拉克能不急吗?一方面自己火大，另一方面和伊朗打了十来年，霍梅尼那老头太能磨，不战不和，十几年看不出输赢，急得萨达姆老走瞎步，也有火。两火搁一块儿这是个炎字儿，着了。一着了，谁怕谁呀?你科威特老挖锅，我平了你!一下子开过去了，开过去一看科威特的头儿都跑了，起急，怕他们回来接着挖锅，算了，我把你算我一个省，弄军队在边境那儿守着、等着，看你科威特国王敢回来!其实是人家伊斯兰自己哥儿俩打架，美国不干了。他凭什么不干?科威特卖美国那油比伊拉克便宜……”您听，这都哪儿的事呀?
可这位侃山的时候，旁边儿听的可不是一个两个，有的听了找个乐儿；有的听了就学舌去，他还能添两句：“美国就是当爸爸当惯了，谁都是他儿子。儿子大了不听话，美国老哥一个管不了，就叫兄弟们一块儿过来，什么英国、日本，咱老哥几个一起，咱们合伙管我这个不听话的儿子，急了咱们就联合在一块打他，把他打服喽，让他听话，好好过日子。这就是海湾战争。”您说这话让王朔听见能不拿它写进小说去逗乐儿吗?
语言生动，把国际上的事比喻成“过家家，”让一切神圣的东西在老百姓面前揭去那层看不清的纱，不再虚无缥缈，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在北京人眼里，什么大人物，什么领导人，赤着背，穿着裤衩，全是一个模样。“坟头改菜园子，背儿(辈儿)全拉平喽。”好说话，好解释，好明白，北京人是大城市的人，全明白，不能让人给“唬”喽。
大作家钱钟书有一个论点叫：“无亵不笑”。北京人就有拿“神圣”不当回事的毛病。
我和梁左曾经写过一段相声《特大新闻》，写的是一个不学无术专能侃山的北京人，忽然传出一个谣言：天安门要改农贸市场了，而且振振有辞地说是“改变投资环境”的一个具体措施。原本我是想讽刺一下经济大潮一冲来，神圣的地方没有了，连历史博物馆都办“新潮家具展销”了。可能是讽刺的度把握得不好，播了两次以后就不让播了，认为讽刺得有点过火。连历史博物馆的负责人都找我评理：“你讽刺我们，我们找谁说理去?广场上的公共收费厕所六角钱一个人，我们这儿门票规定四角，不许涨价，又能上厕所，又能喝白开水，还能看展览。我们的取暖费从哪儿来?我们的折旧费从哪儿来?有时连换管灯的钱都没有，你光会讽刺，上嘴皮儿一碰下嘴皮儿，我们的实际困难谁给解决?”
我哪儿解决得了这些事呀!我也是犯了北京人惯有的毛病。
侃山的人也有“当局者迷”的时候，事情轮到自己这儿老犯晕。“什么叫股票?就是鼓着你让你往外甩票子。那是纯坑人的地方。你觉着它涨的时候，它准跌，你怕跌不想花钱的时候，它准涨!全让你赚了，人家设立股票市场干什么?所以我算琢磨透了，你到那儿以后，得看阵势，大家伙往前冲的时候，你后撤，大伙都撤的时候，你往前冲，你得琢磨一个道理，股票市场赚钱的人是少数，赔钱的是大多数，你是少数，你准立于不败之地!”
这位明白者，自个儿说这是输了几十万才买来的经验。
他现在又有了几十万块钱，你跟他说：“明白了就继续干哪，上!按你总结的经验，你准处于不败之地。”
又要动真格的了，他不侃了：“上?你知道哪块云彩有雨?股票市场变幻莫测，我别吃饱了撑的往里扔钱玩儿。”
“你不是琢磨透了吗?”
“谁呀，谁琢磨透了谁是孙子!”也不知是骂自己，也不知是骂别人。您听，半天了，这才是句明白话。
北京有个饭馆号称“天下第一涮”，老板崔雅立是位“侃爷”。
他和我讲过“三战韩国老板”的一段经历。
北京举办亚运会的前夕，几位中国的雇员陪韩国的老板到他的餐馆吃饭，韩国老板是趾高气扬，中国雇员低三下四，崔老板就有些看不惯。
“崔老板!”中国雇员招呼道：“您过来见见我们韩国大老板，给咱中国亚洲展览会捐汽车，一捐就是80辆，老板在这儿吃高兴了，没准送你一辆，来!陪陪大老板!”
崔雅立气不打一处来，但“顾客是上帝”，他忍着火在桌子边儿上和韩国老板聊天。
“大老板，我不知道你们国家还有姓大的，他们都这么叫，我也六指挠痒痒――随着。
“他们说您给亚展会捐车80辆，我代表我能代表的中国人向您表示感谢。其实也不值得谢，亚展会嘛，全亚洲的事!我看您长的这样也像我们这边儿的人。顺便问一句，您爸爸不是欧洲那边的人吧?
“我说什么来着。亚洲的事，亚洲人一块儿干，捐80辆车应该的，谁让您是亚洲人呢!不值得谢，谢您，就是我们中国人客气。
“可客气也有个度，不能吹，您这几位中国经理这通儿吹劲儿对您影响不好，80辆车吹什么呀?您占一大便宜!中央电视台广告15秒钟要您10万，半分钟就是一辆车钱，您这80辆车撑死了是我们中央电视台半个多钟头的广告费钱。现在我们允许您这80辆车当广告幌子，成天满街跑，您这不是捡一个大便宜?见好就收，不能得便宜卖乖，为80辆车成天吹，有损您姓大的老板形象。您送我一件衣服，在街上您碰见我就对您的朋友说：‘这衣服是我送他的。’那我豁上光脊梁，我也把您那衣服给扔喽!您说是这道理不?您这几位还说送我辆车，这是拿我开涮，您真给我车吗?肯定不能，现在您也不敢张这嘴。退一万步说，您给我我也不能要，因为您这车没有零件，北京一共80辆，我这车坏了，能卸人家那80辆吗?出了毛病，我还得推车，您说我这不是没事找罪受吗?”
韩国老板听得稀里糊涂，北京的几位雇员噎得半天吃不下涮羊肉去。
第二次这位韩国老板又来了，这回北京的几位雇员老实了，韩国老板操着中国话和崔雅立聊天儿。
“崔老板，能不能上汉城开个‘天下第一涮’，我们那儿条件好，能挣大钱，我们合股。”
一谈外国条件好，崔老板又不乐意听了。
您说这汉城，那是什么地方?地图上有这地方吗?”
“有，韩国首都。”
“首都?我就听说首都有莫斯科、巴黎、华盛顿、伦敦、北京。汉城?汉城归哪儿管呀?”
“韩国……”
“你不是姓大吗?你上姓韩的国干嘛去?”
韩国老板又让崔雅立说蒙了。
“大老板，找我谈到外边儿开店的人海了去了。您排在树后面了!”
“什么叫排树后面了?”
“给您打个比方，早上起来您要是住在我们北京胡同的话，您得上公共厕所。因为老北京家里没这种设施。可是一胡同人挺多的，厕所小，您就得排队，您要是排人后头，人家上完了你上。可是你要是排树后头，您可就瞎了，它不动，你一点儿盼头儿没有……
“合作不合作咱们两说着，你干嘛提你那儿条件好呀，比哪儿好，比我们北京好?你好我不去行不行?”
到了，韩国老板也没明白自己哪句话得罪了这位崔老板，引来了那么一大堆他从没听过的话语，自己也没拿北京和汉城比过呀。……
第三回，还是这位，吃涮羊肉的时候又招崔老板不乐意了。
其实韩国老板是夸崔老板，说他屋子里这桌子是古董，他问：“你这桌子是什么年代的?”
崔老板没考察过自己在旧货摊上花几千块买来的这张桌子的年代，不过他知道有些历史，看韩国老板也不太明白，他也就胡侃起来：“反正最晚是明(朝)的。距离现在也就八百多年吧，纯花梨木，现在这木头早就绝种了。沉极了，四个人搭不动!买了五年，价格翻了十番儿，现在要买这木头就得用秤称，一斤就得万八千块!”
韩国老板一吐舌头。他也是多事，这时又冒出来一句崔老板不爱听的话：“把它卖我得了，我非常喜欢。”
“你喜欢就得归你啊，这是我们国家的古董，你也运不走呀，我国家海关那儿把着门呢?”
“我放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我多给你钱还不行吗?”
一说“钱”，崔雅立火上来了：“大老板，我又把您姓带出来了。我这个人比较穷，穷的就能开个你们那儿没有的涮羊肉饭馆儿。我也没见过很多的钱。”北京人为了强调很多的“很”字儿，把他读成“恨”字的音。“可是我腻歪人谈钱，腻歪人以为有钱什么都能办。您刚才说，我多给你钱还不行吗?无非是您认为您钱多，我钱少，我见钱眼开，眼睛开开了，别的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一大桌子没了。您说您有钱，咱们今天就在这儿比一比，咱们今天吃涮羊肉咱们不用木炭，咱用十块钱一张的票子，我比较穷，也没多少钱，估计我这儿的票子，能把这锅烧开喽，吃得饱吃不饱就看您的了。我的饭量也不大，顶多三斤羊肉，您算计算计，行不?”
好个崔雅立，脑袋快，嘴茬子也跟得上。“当当当”，话跟连珠炮似的，那叫一个能“侃”。跟韩国老板这一通侃，侃的中国人心里挺舒服，侃出了北京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性格，
我愿意听他侃，学他的生动语言。我问他哪学的这么多的话。
他说：“有的人喝酒话多，有的人见了女的话多，我这个人就是一有气儿话就多，我听不得人说我们中国不好，我们自个儿说可以，外人不行。因为大多数人说我们无非是我们穷，中国人那没骨气的，也无非是嫌我们中国穷，外国比我们阔。咱们都有点志气，把中国弄得阔阔的，谁还往国外跑?留学、移民、都没了，外国人全得往中国跑，因为中国比他们那儿好。中国人这房子都是用金砖砌的，马路都是玻璃钢的，房顶全是玛瑙的。他们哪见过这个呀，全往中国这儿来，来也不炸刺儿了，因为中国人比他们有钱，比他们横。他们怕打起来，中国人急了给他们一砖头。其实他们外国人也傻，给你一砖头怕什么，你小子得着了，那是金砖!”
崔雅立的胡侃把我逗得哈哈大笑，北京人的话让他给说绝了，什么时候我们的小说里有这么生动的语言，那么，一位活灵活现的“北京侃爷”会让你有无穷的艺术享受。没准儿您也想上“天下第一涮”听听“侃山”的新内容，过过北京人的“侃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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