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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赵焰的散文体著作《思想徽州》是作者关于徽州历史文化的一次思想旅行，作者追求一种对徽州历史的深刻认识与反思、期望达到对徽州历史文化的深层次把握、从而形成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有意义的对话，其中最突出的是书中围绕徽州人的思想、性格、行为方式和特征的探讨，深入触及古徽州的“地方心灵”。 关键词：徽州文化、地方心灵、文化散文 关于徽州，这些年来人们说的很多。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徽州属于过去；而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它却仍然活跃于今天。无论历史学界对其以往辉煌的回溯，还是旅游人士对其现今人文景观的津津乐道，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事实：这是一片曾经创造神奇并且至今仍然充满神奇的土地。出于对这种神奇的迷恋和向往，我们见到了数不胜数的关于它的文字，这其中既有出自学者的谨严的考证，也有出自作家的浪漫的抒情，总之，关于徽州的历史的诸多事实以及更多的关于它的想象正在越来越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也许，在持续燥热了如此之长的时间之后，现在是到了冷静下来认真地梳理一下这种种细节的考证和丰富的想象的时候了，我们需要一种对徽州的历史、徽州的文化进行综合的思想认识，换句话说，任何一种文明，除了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对整个人类文明有所贡献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能够形成一种独特的思想成果丰富人类的精神思想宝库，也就是人们所常说的精神文化，如果我们肯定徽州文化是属于这样的文明，那么当然也具有这样的层面，研究者也需要完成这样的认识，这同时也应当成为我们后人的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赵焰的《思想徽州》（1）一书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提供了诸多值得肯定的思考。 一、 《思想徽州》是赵焰的一部关于徽州的散文体著作，它既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文化散文，也可以被看作一部思想随笔，说它是散文，是因为整部著作比较重视文学性，无论谋篇布局，还是遣词造句都具有散文的意境和特色；说它是思想随笔，是因为该书并非一般的文学的描述和抒情，而是追求一种对徽州历史的深刻认识与反思、期望达到对徽州历史文化的深层次把握、从而形成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有意义的对话。 全书共12个章节，分别以徽州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史实入手，以清晰的思路和清丽的语言，叙述村落的兴衰演变、探究先贤的内心隐秘、提炼书院的精神遗存、触摸宗族的遗传命脉、品味徽商的酸甜苦辣 。与众多关于徽州的历史文字不同的是，作者没有停留于一般性的徽州历史文化资料的罗列和铺叙、或者再加上一点表面的钦羡和赞叹，而是始终保持一种“以我为主”的对话姿态，从具体、琐细的历史现象中爬梳勾勒有关徽州文化的精神内核，在“思想徽州”的主题下，钩隐抉微、引实导虚，呈现关于徽州历史与文化的诸多富有原创的真知灼见，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一直想用一种较为独特的方式来写徽州，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对徽州进行观照。这样的方式不是泛泛的介绍，也不是自以为是的臆断，而是源于一种发现，一种贴近的理解”（2）。给读者印象深刻的是，作者的这些发现和理解，最终都指向对徽州地域和文化的主体 徽州人，指向徽州人的思想、性格、行为方式和特征的探讨。作者既重视独特的地域文化对上述方面形成的作用和影响，又充分注意这些人的因素与地域文化形成和发展之间的互动，更能站在当代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冷静的反思，从而实现一次依托历史、面向未来、立足事实、把脉精神的思想旅行，为读者奉献诸多关于徽州的既厚实、又深刻，既清新、又冷峻的认识和启迪，在近年关于徽州文化的众多著述中，该书无疑具有其难得的特色和影响。 二、 关于徽州人，近年见得多的描述大都是从积极的一面来着眼的，由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成功浮泛地倒推出诸如勤奋、刻苦、精明等并无多少真正自身特色的精神品格，表面上似乎在说明徽州人与别处人的不同，而其实恰恰还是在说着相同。要说出真正的徽州，必须要有一种切身的生命体验，一种深刻的心灵感应。赵焰从小生活在徽州，阴森昏暗的老屋、硕大静寂的祠堂、圣洁清亮的书院、高大巍峨的牌坊都曾在它孩提的记忆里刻骨铭心，当他后来接触到那些徽州历史人物的业绩和思想时，首先就能够还原到自身的生命体验去进行一种细腻和贴近的理解，赵焰把这称之为“地方心灵”的研究。他认为“研究地方心灵，最好的方法不是去图书馆，也不是去博物馆，而是应该真真实实地在当地生活，去认识那地方的人，探究那种沉积在当地人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3），也许他的某些结论带有一定的个人性和主观性，但这远比那些泛泛而谈的空论更能给读者以启发。 西递是徽州的文化古镇，关于它的由来和演变已经有太多的文字介绍，但是我们在赵焰的书中却读到了几乎是另一种对西递的叙述，这种叙述能够明显地让人把“西递”与“徽州”联系起来思考。 西递胡氏的一始祖胡昌翼本是唐昭宗李晔之子，为避朱温之害，由徽州婺源人胡三藏匿徽州乡间，本来这可能会是一个对未来有某种预示的故事，但是其长大后一切都很平静，没有发生任何复仇雪恨之类的事情，而是继续以胡三的“胡”姓在乡间与平淡的命运握手言欢，直到他的五世孙迁居西递并繁衍出一个偌大的胡姓家族。他们仍然自视帝王子孙，祠堂里始终供奉着李世民的画像，这是一种源于血脉的精神认同，尽管这并不影响到他们现实的平常生活。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酸甜历史，后来的西递人对生活才会有那样特别的算计和过分的心思，才会有一种既可称为智慧也可称为世故的精明和谨慎。赵焰在面对那些常常为人所称道的西递民宅的对联时，在娟秀和工整的文字背后体悟到当地人心性的内敛和压抑，那种防人如盗的心态倒似乎折射出他们家族背景的不同寻常。像“忍片刻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事临头三思为妙，怒上心一忍最高”，“知事少时烦恼少，识人多出是非多”，等等。警惕和隐忍似乎是这里人们生活的基调，而这一切与徽州独特的山水是否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徽州的灵山秀水自古是追求宁静生活人们隐匿逍遥的乐土，而从来不孕育金戈铁马杀伐之气，徽州人这种对人情世故的推崇体现了其文化传统中关注人伦日用的实用性，因而在总体上就难免在创造的激情和超越的情怀方面有所欠缺。将这种“地方心灵”衡之于徽州文化的其他方面，读者不难感到某种共鸣。 徽州人经商的成功曾经给徽州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并且也为随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为促成徽州人独特的“地方心灵”注入了特有的内涵。赵焰写道：“当徽州得益于徽商的发达，资金的回流精心构筑自己的 桃花园 时，他们在思想上也陷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他们自以为在人生的圆觉度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已经通达所有的人情世故了，所以就想着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达到与山水的共融”（4），这对于我们从总体上理解徽州人的精神特性以及由此创造的文化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视角，既有肯定，也有反思，体现了赵焰不同一般的历史眼光。 “地方心灵”虽然体现于徽州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村落的设计、房屋的结构、居室的装饰，还有属于精神层面的宗族的伦常、人际的交往，这是以一种普遍性的形态存在于徽州的乡野人间，也许我们还更应该从一些特殊的个案中去认识和了解这种东西，这也是我们解读徽州时都免不了要面对的课题，我们的面前站立着朱熹、戴震、胡适、陶行知、黄宾虹这些文化大师，只有真正认识他们，才算真正认识徽州；同样，只有真正认识了徽州，才能真正认识他们。在“思想徽州”的舞台上，他们是不可或缺的主角。在《思想徽州》一书中，赵焰以极大的热情和充分的睿智与大师们进行对话，语涉人生智慧、义及徽州人文，同时关乎诸多中国文化普遍性问题，由于这些人物都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因此，许多话题自然也提供了思想徽州和整个中国文化之间的链接。 朱熹是徽州人的骄傲，以他为开创者的程朱理学，开始了中国人自己的系统哲学。因为并非专门的哲学著作，赵焰与朱熹的对话，也明显带有散文的随想性质，其中有几个方面值得提及。一是他的“理气”论已经达到宇宙论和形而上学的层面，他对天地自然的某种规律性的认识，在当时农业社会的条件下、普遍存在着固步自封的狭隘意识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二是朱熹的思想同时存在着清晰和迷茫两个方面。“清晰，是对于世界万事万物有着合乎规律的认识，有着异常准确的 智的直觉 ；而迷茫，则是那种深入之后的无助。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和感悟，同样存在着一个从小清晰到大清晰，最后又重归于迷茫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对越来越迷茫的形而上，朱熹的思维无法向前了，他只能将自己的学说拐了一个弯，将思想的锋头转向社会本身”（5），于是，将君臣父子之理上升到天理流行的高度。无论其初衷有多少探究天地人的关系的考虑，但这毕竟为后来的统治者所利用，变形为严酷的封建道德约束，而徽州首先十分突出地成为遵行这种理学的模范之乡。其实，朱熹身上的探索精神和寻求突破拓展的努力也许更值得徽州人尊重，只是历史的发展总是免不了一些让人叹息的错位。 而关于胡适，自然更是研究思想徽州所不可缺少的话题。也许是因为年代离得更近的缘故，胡适与徽州的关系其实更使人感到兴趣。这里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任何去列数胡适在文化学术上的成就，然后再给他贴上祖籍徽州的标签，而是透过他的心理和性格寻找到他血脉中的徽州元素，以此打通胡适与徽州的内在联系。赵焰思考的问题是，就胡适而言，这样一个现代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竟然是从徽州这样狭小闭塞的小山村里走出去的，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力量和缘分？而这些力量和缘分又与徽州这片土地有着怎样的联系？在《思想徽州》中，作者在关于胡适及其家族与徽州桑梓的各种关系方面，可以说不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关胡适的资料有更多的东西，但赵焰对此深入的思考却是以往所不曾见的。他写道：“也许胡适性格中最本源的成分是来自徽州吧。是山清水秀的徽州，带给了他清明的本质，也带给了他健康而明朗的内心。在这样的内心中，一切都清清朗朗，干干净净。这样清明的内心决定了胡适有着非常好的 智的直觉 ，也使得他能够有一种简单而干净的方式去观察最复杂的事物，对万事万物的认识有着最直接的路径”〔6〕，虽然这样的推测多少带有文学和想象的色彩，但能以“清明”二字点出胡适性格的基本特征，显得非常恰当而精到，而指出这种特征与徽州山水环境的联系，也体现了赵焰自己“能够有一种简单而干净的方式去观察最复杂的事务”。当然，赵焰的看法不一定就是最终的结论，但起码对我们是有启发的。他还写道：“徽州人尽管从普遍的意义上缺少“敢为天下先”的性格，但在绝少的部分人身上，却暗藏着执拗而固执的个性，表面平和，内心坚定地走自己的路。”〔7〕以此去看待朱熹、戴震和陶行知，我们发现，在上述诸多方面，他们都十分相似。虽然徽州人生活的大环境仍然是统一的中国大文化，但他们毕竟还有一个相对独立和隔绝的具体地域，他们的行为方式与这个地域的历史、习俗、人文与地理环境有着切实的联系。如何从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联中去提炼徽州人的精神禀赋，这对我们理清徽州人创造的文化和历史进而把握徽州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徽州的山水显然也孕育了一方独特的人群。山多田少、地势缺乏开阔，使徽州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内向、固执、特立独行、能耐寂寞的性格，但同时却把他们为求生计、逼出故土、外出经商谋生。也恰恰好在徽州还有四向辐射的水系，玉成了徽州人往北、往南、往东南走出徽州的生路，同时还带给了徽州人另一种不同于山里人的开放与灵动的性格。山的敦厚与仁爱、水的灵动与飘逸在徽州的一些杰出的人物身上得到难得的钟纳与吸取，于是造就了徽州在文化思想、艺术创作、商业经营、技艺建造等方面不断有一流的人才和成果涌现。赵焰写道：“徽州人在性格上表现得极其精细。与其它地方的人相比，徽州凡是需要在技艺和耐心上下功夫的东西总胜人一筹。徽州 三雕 闻名于世，不仅仅是技艺的过硬，同样，承载一个精细工艺的内心也是至关重要，那就是安静、不浮躁、心如止水。”〔8〕到过徽州休宁万安的人，如果看到过享誉世界的万安罗盘的制作经过，对赵焰的话当深以为然。其实，除了这种物化形态的创造以外，还有一个方面也能充分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徽州人在古代科举考试中曾取得的成绩。仅休宁一县，在全国1200年间总共800个状元中，就独出了19个状元，而且这里还是一个人口从来没有超过20万的县。在徽州，还有所谓“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等等的佳话。虽然科举考试的优异并不代表思想的新颖和创造，但却也是一种能力的证明和体现。一个经商，一个科举，虽然相差甚远，但却都被徽州人表现得非常突出和成功，表面上看似区别明显，但内里却有着相通，那就是如何以一种耐力和坚韧，将一件事尽量做得精细和完美。赵焰对徽州人在古代科举方面的成就有自己冷静的思考，提出了十分深入而独到的见解，这在《思想徽州》中未及展开，而是在后来写作的《行走新安江》一书中表达的十分明确：“科举制度到了后期，由于考试内容越来越僵化，这种制度已严重限制了人们才能和创造力的发挥，变成了一种自娱自乐的知识游戏和自坠其中的迷魂阵，整个取士过程因为缺乏合理性，更像是某种程度上疯狂的杂耍、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甚至是病态的自残。从本质上来说，这样的文化现象丝毫不具备对于社会进步的推动，当一种制度和措施在方向上出现根本性错误时，这当中的力争上游，又具备什么意义呢？”〔9〕从文化发展到今天的角度来说，赵焰的观点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当时历史环境中的人们来说，这虽然没有意义的事情，却也是他们无奈和只能如此的选择。社会上许多东西的价值往往取决于当时人们对此的认可程度，其意义往往也就存在着相对性。在关系到人的生存和出路的问题上，古代的徽州人重视实际、整体上缺乏超越的品格，赵焰在《思想徽州》一书中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却也难免体现出了书生意气，对“地方心灵”的脉搏并未搭准，但是赵焰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科举制度的弊端却是十分重要的，有些人一味推崇古代徽州的科举成就，沉湎于几多状元和翰林的数字，倒是需要认真读一读赵焰的这段分析。 在《思想徽州》中，赵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见解，就是徽州文化传统中，缺乏真正的宗教精神，这就必然导致过于关注人伦日用，心理和心态方面也自然缺乏宽阔的眼光和超越的情怀，在较为狭小的“安乐窝”中作茧自缚，无法使巨大的财富转换成对社会发展的真正推动，而是转向奢靡的消费和精致的享受，在本应实现更大价值的关口嘎然而止，这种典型的封建小农经济形态充分映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差异，这是它的历史定位，也是它的宿命。这个认识，说明作者有着一种较高层次意义上的超越性眼光，这种审视，也使得那些对徽州文化一味的讴歌和推崇显得缺乏历史的深度和理性的冷峻。 四、 《思想徽州》一书思想活跃，见解深邃，而且结构谨严、文字飘逸，可以看出作者不仅有较好的哲学、美学功底，而且善于文学表达，善于将史实、思想和文学表达相结合。与通常作者总是满足于罗列和铺叙家珍似的材料不同，他总是力求深入于历史文化的内部，寻找普通文化现象背后的思想内涵，其中不乏清醒的反思与批判。在徽州文化散文中，怀旧和缅古题材的作品很多，但往往都停留于一般的现象和材料，难见从中提升出有启迪的思想，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能把徽州文化现象提升到思想和理论的高度进行认识和总结，二是作者自己也没有思想上的见解和发现。散文理论家范培松曾说：“学者散文家们视散文创作为文化精神的穿越，他们几乎都有文化怀旧的癖好，但文化怀旧不是他们的本意，文化怀旧的终极目标是文化精神的穿越。”〔10〕另一位散文理论家王兆胜也说：“在散文中，知识是一些材料，它必须被思想和智慧点燃，才会获得个性和生命”。〔11〕文化精神的穿越，就是能站在当代精神意识的高度去与传统和历史对话，而不是消弭了作者的当代立场，完全被历史材料淹没。物质和有形的文明总是与特定的生活年代相联结，只有思想的成果才能光耀千秋成为人类不断吸取的永恒财富。虽然年代久远的文物也是宝贝，但那恰恰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现在人们对徽州的关注，显然过多体现在“物”的方面，而对于徽州的思想和精神方面的遗产还做得相当不够，因此，徽州文化的爱好者和关注者在形成自己关于徽州文化的思想方面也同样显得贫乏和不足。赵焰在《思想徽州》一书中还就徽州的历史人物赛金花以及后世出现的所谓“赛金花现象”发表了评论，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追求思想穿越的特征。赛金花是徽州历史上一个扑朔迷离的人物，关于她的生平和事迹至今都是众说纷纭，她自己有着诸多靠不住的编排，后来的小说家、戏剧家也有不少附会，以致以讹传讹，遂使真实的赛金花成为一个谜了。赵焰除了考证出赛金花的祖籍确在徽州，但既非现在建了“赛金花故居”的黟县，也非曾繁的《赛金花外传》中所引她自己说的休宁，而是歙县的雄村，即清代父子宰相曹文植、曹振鳙的老家，更重要的是指出赛金花在“庚子事件”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和联军统帅瓦德西的关系，现在流传的说法基本靠不住，她当时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替低下级军官拉拉皮条的老鸨而已，不可能与瓦德西十分接近乃至对瓦德西的决策产生影响。其实，辨明赛金花的相关史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从中引发的思考，这就是赵焰接下来所说的：“赛金花持续走热，似乎与她本身的经历和作为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隐藏着太多转捩成分。历史往往与知识分子的情绪紧密相连。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往往又是一个持续千年的永恒梦呓。赛金花现象就分明是中国千年文人名士的一个梦，带点自由，带点好色，带点幻想，也带点意淫”、“赛金花一如既往地红了下来。这样的结果，只能归结于中国文化这片土壤了。每逢一个时代遭受重创之时，在七尺男人们支撑不下半壁江山的时候，就会涌现出几个孱弱的女性，用她的勇敢来给柔靡萎顿的时代平添几分峻拔和阳刚”〔12〕。这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闹剧，而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出于名人效应还在对其卖力推崇，则分明是一种糊涂的历史意识的反映。黄山市花巨资在新安江延伸段修建的徽州名人照壁，那上面赛金花就赫然在立、与朱熹、胡适、戴东原等一同为人瞻仰，这真是让人喟叹不已。由此也可见，赵焰的这种对徽州历史的审视不仅具有思想认识上的必要性，同时也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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