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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金城等郡在战乱时，吏民饥饿困窘，还曾得到羌人牛羊的接济。当李越以陇西反抗时，苏则还调动羌人去镇压，使李越恐惧请服，诸如此类的事都表明羌汉民族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汉人政权和地方官长对羌民不加歧视，或稍有体恤，广大羌人部众还是愿意与汉人和睦相处的。 蜀汉政权与羌人的关系，一直较好。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即向刘备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其实际含义，即诸葛亮利用“和”、“抚”的怀柔政策以达到最大限度地让少数民族为蜀汉政权卖力气、出粮饷的目的。诸葛亮第一次伐魏失败后，“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第三次伐魏，取得武都、阴平二郡。《亮传》载后主诏，谓亮“降集氏、羌，兴复二郡”。氏羌与二郡并提，说明二郡之氏羌不在少数。《亮传》注引《江晋春秋》言：“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北地石城以应亮。”亮连远隔魏疆的轲比能都费心思招引，对近在跟前的羌氏，自然更竭力抚纳，以为己用。亮死后，蒋琬、费祎为辅政者。蒋、费二人都认为：“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因之向后主建议：“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可见利用凉州羌胡以与曹魏抗衡，乃是蜀汉始终不渝的一贯方针。到姜维执政时，更“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蜀后主延熙十二年（249年），姜维“依麴筑二城，使牙门将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质任，侵逼诸郡”。说明蜀汉利用羌胡作战，也同对汉人将士一样，都以家属为质。延熙十七年（254年），姜维破魏将徐质，“乘胜多所降下，拔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三县皆为羌胡杂居地区，其中多羌人，自不待言。后姜维率军到沓中种麦，魏帝下诏谓维：“往岁破败之后，犹复种麦沓中，刻剥众羌，劳役无已，民不堪命”。《三国志》卷28《邓艾传》载邓艾谓维必将来寇的原因之一是维“从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趣祁山，熟麦千顷，为之悬饵”。不久，“维果向祁山，闻艾已有备，又回以董亭趣南安”。均未得逞。由此可知维所以屡出陇右，首先是由于有羌谷可食，而且，还可以令羌人服劳役兵役。当时陇右诸羌介于魏蜀之间，两国之榨取羌人，并无二致，然如仔细翻阅《三国志》，即可看出蜀汉与羌人的关系较魏为佳。《姜维传》载后主诏曰：“羌胡乃心，思汉如渴”。《马超传》载魏臣杨阜说曹操曰：“超……甚得羌胡心。”因为蜀较魏小弱，所以仰赖于羌人之助者亦较多，因而对待羌人的态度亦胜过魏。《武帝纪》言夏侯渊曾屠兴国、枹，曹操曾屠河池。遍观《蜀志》，则不见有屠城记述。《三国志》卷45《邓张宗杨传》末注引《益部耆旧杂记》载王嗣事曰： 王嗣，字承宗，犍为资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显著……迁……汶山太守，加安远将军。绥集羌胡，成悉归服，诸种素桀恶者皆来首降。嗣待以恩信，时北境得以宁静。大将军姜维每出北征，羌胡出马牛羊毡毦义谷裨军粮，国赖其资。迁镇军，故领郡。后从维北征，为流矢所伤，数月卒。戎夷会葬，赠送数千人，号呼涕泣。嗣为人美厚笃至，众所爱信。嗣子及孙，羌胡见之如骨肉，或结兄弟，恩至于此。 其他蜀将与羌胡蛮夷接触较多者如马忠、张嶷、董和、诸葛亮等均能得到少数民族的好感或追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蜀汉对少数民族的榨取较轻，如上引文所说，“姜维每出北征，羌胡出马牛羊毡联及义谷裨军粮”。又如张嶷为越巂太守，在官三年，既令夷种男女“莫不致力”于“缮治城郭”，又夺取夷徼久自固食的“盐铁及漆”，改为宫府经营。至于诸葛亮，更是令各少数民族“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的能手。但是，在封建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方式上，用和抚的办法以相招引，总比挥舞钢刀大棒来驱使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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