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的，要忍耐，要等待，要等待下一轮圆月的到来，要等待下一季花的盛开——就算知道其实没有，也要喜孜孜地等待…… 一、 如果你要问我那些年流落到香港的女人到底就什么样子？ 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居然就是潘迪华。 为什么不是《花样年华》里把旗袍穿得跟一只危险的筷子一样的张曼玉呢？ 废话，张曼玉的苏丽珍是演的，而潘迪华的孙太太是的的确确活生生的，而且，那种通透、节制、即娇又嗲的上海女人的味道又岂是从小在英国长大玛姬张所能理解的呢。所以玛姬张回忆拍《花样年华》时的最深印象是拍这个戏的时候她很不开心，这种不开心有恋爱的原因，喔，你知道我在说谁……也有生理原因，谁让美术大师张叔平给她订制了二三十身美伦美奂却一丝赘肉也不能有的各色旗袍——旗袍这东西就是上海女人的神秘道具，它像一个神秘的符咒，一上身就让这女人由不得自己，你不能胖，更不能晃，“连脱高跟鞋的姿势都得讲究，不能有大动作。”（1）这么一具纤毫毕现的绸子枷锁在身，任是谁也不会开心，于是乎玛姬张拍戏的时候一旦休息，一坐下立时要把旗袍的高领子解开透透气，这动作在潘迪华这样的上海女人眼里就是异数，真正的上海女人是绝对不会自己公然在外时把旗袍领子解开的，但真正的上海女人也不会对别人的行为有任何评价，潘迪华只是体谅地说：“也难怪，她的旗袍领子太高了”。 二、 潘迪华，江湖人送外号潘姐姐，永远维持着她大明星的派头，一袭掐腰缎子旗袍，肩膀上一张将跌末跌的粉红裘皮，雍荣华贵、派头十足，下巴永远抬得高高的，永远看得到她嘴角边那颗风情万种的痣。《色·戒》里她教汤唯打十三张，那上海太太的味道将李安看呆，“那四十根指头，每根上面都长满了眼睛和嘴巴，全是戏。”（2）《花样年华》里原本没有房东太太这个角色，开拍八个月后，导演王家卫在电影院撞到潘迪华，那一口“味道勿要忒好”的老上海话和袅袅娜娜的背影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硬生生地在电影里给她安插一个角色，孙太太浑圆起伏的腰肢、镶蕾丝的旗袍、还有欲言又止的一句半句上海话，果然把流落在香港的上海女人那又厉害又窝心的精明演了透，她是现成的一幅上海图画，1990年女作家淳子坐着有轨电车去跑马地拜访她，傍晚时分，“潘迪华倚在落地长窗前等我，她衣着的颜色和屋子里光线，譬如纽约二十年代的油画。最初一刻，仿佛是一台布景。” “味道这种东西是训练不出来的，是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一点一点泡出来的”，潘迪华自已这么说，她身上的味道来自常熟路歌剧院隔壁的祖屋，来自霞飞路上的梧桐，来自租界里的树影斑驳的钢琴曲，来自收音机里周璇的《夜上海》，来自伦敦求学时冒着黑烟的火车的味道，来自那么多年的明星生涯，来自一生的爱恨情仇，和着巴西人Xavier Cugat写的六十年代夜总会最流行的Big Bang，她是上海这个城市在异乡时“纯度最高的反响（著名钢琴家陈钢语）”这就是潘迪华的上海女人味，这味道里有优雅也有透彻，但更多的是那些因为无法言说而生出的沉默，所谓的上海味道是一幅美丽的乌黑的天鹅绒，那沉甸甸的轻盈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所谓优雅的奥妙不就在于拘束，而透彻几乎完全来源于痛苦么。在贾樟柯的2010年上映的传记片《海上传奇》里，潘迪华回忆了她为什么来香港“那时的男人名正言顺有几个太太……1949年时代变动了，爸爸必须选择一个太太，于是我妈妈主动提出来她走，于是就带着我来到了香港……做点小生意，跑单帮……”《色·戒》里汤唯跑单帮是为了杀汉奸，潘迪华的妈妈是为了生活，母女俩寄居在有“小上海”之称的北角，金庸那时就爱泡北角的咖啡馆，在那里搭上了一个16岁的少女成就一段不伦之恋，这是题外话。 和所有在1949年跑出来的上海人一样，他们都觉得自己很快就能回家，所以他们不肯学广东话，也不买房，一群上海人聚集在一起，打打麻将，过过日子，用用上海娘姨，找找上海裁缝，谁曾想到心高气傲的他们偏偏就要在这“像乡下”弹丸之地呆上一辈子。“开始还蛮好的”，只可惜跑单帮做的是违法的生意，“充公了，于是就一无所有。”母亲扛不动生活了，女儿来扛，于是出来唱歌，起步于夜总会，那时的香港，要不唱英文歌要不唱时代曲，所谓时代曲就是从上海传过来的普通话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走红的时候也曾周游列国、位列香港五大歌后，1972年雄心万丈去做音乐剧，请顾嘉辉做曲，《白娘娘》演了60场，蚀了100万，用她的话说是足足蚀去麦当劳道十二层豪宅，李小龙家和她家是世家，李小龙看了她的歌剧，叹道﹕“Rebecca，people in Hong Kong are not ready for it， you are at least ahead oftime 15 years”。 生命兜兜转转，几起几落，消声匿迹到1991年，60岁的她遇到王家卫，专演上海女人，挑剔又精致，又开始了事业第二春。 三、 关于她的过去，没有太多人知道，知道的也不大提，大家都怜惜她。 影影绰绰的新闻是早婚，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女性一样，遇人不淑，也有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女性一样。有人说她是周星驰前女友于文凤的父亲于镜波的第一任妻子，但并无人证实，她自己到底也不大肯提，她的朋友都知道她育有一子，但很年轻就离她而去，“那时我太忙于工作”，一提到早逝的儿子必泪流满面，“八字批我和儿子的命格相克，有时真的不得不信命。”搬新居的时候，按老派明星的规矩也要请相熟的记者拍照，照片里房子不大，那时我们才知道六七十岁的她还要照顾患了老年痴呆症的高龄母亲，母亲很早生她，只大她16岁，两人像姐妹多过像母女， “我不能说我现在不开心，走这条路，就要忍受这些痛苦和磨难。” 生命很短。 但有时，又很长。 谁又知道这是条什么路呢，从上海到香港，大时代风云际会，小人物只学会随势而为，她是1984年第一个回上海办演唱会的港星，也是年级最大的几个得过金马奖的女演员，但凡见人，一定“扮到好似雀仔”，一口纯熟的上海话夹一点点英语，招待客人，泡红茶、摆干果，礼数十足，在片场，人人都敬她一声潘姐姐，她轻轻纠正，你，就叫我Rebecca。 你看，你看，上海女人就是这样，即便孤身一人，也要体体面面，不介意真情外露，但到底留着些分寸，“我们那个时代的女性大多是沉默的、不太吭声，要忍耐、要等待。” 是的，要忍耐，要等待，要等待下一轮圆月的到来，要等待下一季花的盛开——就算知道其实没有，也要喜孜孜地等待……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