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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经验集——万友生 1转载自禅医斋
倡导寒温内外统一的万友生 万兰清整理 编者按：万友生教授自幼继承祖业而学医，又经在江西国医专修院深造，根基雄厚，博古通今。从事中医工作近６０年，不仅临床经验非常丰富，且在教学、科研方面亦成绩斐然。在中医学术理论上长期致力于寒温内外统一的研究，见解独到，卓有成效。本文介绍了万氏自觉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思想，并应用于中医理论研究，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建树。在编辑此稿过程中，深感万氏对伤寒、温病各学派的学术思想精华了如指掌，尤其是对伤寒厥阴病、李东垣所创脾胃学说和阴火理论的研究，称得上是立意高屋建瓴，议论纵横捭阖，既来源于前人，又高于前人，令人折服。且处处联系临床实际，绝非玩弄文字概念之作，故其所创造的理论，对临床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万氏临证独具特色，其辨证思路统寒温内外于一炉，重体质，抓主症，善斡旋，重脾胃，顾阳气，有方有守，主张“大剂量说”而不排斥“小剂量说”，与其学术思想之精华一脉相承，紧紧相扣。所举名案五则，条分缕析，不夸大，不饰非，论得实事求是，有失亦不加掩盖，令人读之爱不释手。医论医话
论及寒温内外统一、五淫之说、经方的临床应用，均是数十年经验的总结，言之有据，言之成理，文辞流畅，逻辑严密，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好文章。最后介绍经验方三首，配伍精辟，平正通达，简便易行，疗效确切，适于推广应用。从事中医教学、科研、临床的同仁，若能认真学习先生的经验，一定会受到深刻的启迪，获益良多。
深入长沙久探幽，寒温一脉本同流；内伤外感终须合，热病书成素愿酬。
———万友生《热病学·跋》
万友生，男，别号松涛。江西省新建县西山乡人，生于１９１７年农历９月２１日。幼从饱学儒士习文十载，爱好书、画、诗、棋。长而奉父命继承祖业（曾祖父乃商而医者，祖父仅承其商业，常以未能继其医业为憾）学医，就读于江西国医专修院，三年（１９３４～１９３７年）有成，出而问世。适值八年抗战、十年内战，携家辗转行医于赣江两岸之城乡。医途虽苦，蔗境弥甘，学验渐丰，医名渐显。
第一卷７８自１９５１年起，参加江西省人民政府卫生厅从事中医工作，先后任江西省中医进修学校、江西中医专科学校和江西中医学院教导副主任，内科和伤寒温病、热病教研室主任，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等职，并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江西省中医学会名誉会长，江西中医学院教授及主任医师。为我国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高级知识分子。
治学崇尚张仲景《伤寒论》和吴鞠通《温病条辨》，兼采上自《内经》、《难经》，下及历代寒温各家学说之长，极力倡导寒温统一。且善取西医及现代科学之长，为我所用。对当代中医界新人新作十分注重，认为中医学只有不断地革新前进，才能跟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步伐，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主要著作有《伤寒知要》、《寒温统一论》和《热病学》三书。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医案、医话１３０余篇。他领衔的国家科委“七五”攻关中医急症科研课题———应用寒温统一热病理论治疗急症（高热、厥脱的临床研究）获１９９１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和江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其中，《寒温统一论》一书还获得中国中医药文化博览会“神农杯”优秀奖。
现正以７５岁高龄，老当益壮地活跃在临床第一线，为其高徒传授技艺，决心为当代中医界首次高层次师承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学术精华
万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医临床、教学、科研诸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点，主要体现在寒温统一与内外统一的热病理论及其厥阴病理论，脾胃理论及其阴火理论的发展上。
一、对热病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万氏的寒温统一和内外统一的热病学术思想，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艰苦过程而逐渐地形成的。
（一）指导思想１．自觉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万氏自５０年代起，即自觉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认为只有正确地运用其观点和方法，才能深刻理解和正确掌握中医学，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他曾写了《从〈实践论〉看中医》和《从〈矛盾论〉看中医》两篇文章，紧密联系中医学，畅谈了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心得体会。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医诊疗疾病的过程，是由感觉（即“四诊”）→判断推理（即“辨证”）的过程，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而这一认识过程的正确与否，又须通过临床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认为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阐述，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特殊性、不平衡性和复杂性，在病因方面强调内因起决定作用等等。正确思想方法的确立，使之在此后４０余年的中医理论与临床，尤其是热病学说的研究中，如获南针。
第一卷７９２．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但事物是在不断地变化的，科学也随之不断地发展着，中医药学也在不断地发展着。发展需要对前人留下的知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推陈出新。几千年文明史积累而成的中医药宝库中，也存在着应予扬弃的糟粕，不能良莠不分，一概接受，经典著作也不例外。比如对《伤寒论》这部不朽的经典，万氏就认为应当实事求是，批判地继承，不能无限拔高到如所谓“一部《伤寒论》可治万病”的峰极之上。
他在１９６２年为江西中医函授大学编写的《伤寒论》讲义中，就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否定了“烧散”治阴阳易的作用。对历代名医名著，也多能在充分肯定其独到见解的基础上，联系实际，分析其不足之处，予以补充、完善。他认为，凡事必先知其不足，然后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若一味尊经崇古，把古人捧潍医学发展的顶峰，则无进取可言。
３．强调理论要通过实践检验：中医理论中的许多问题，往往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对此，有人主张“群言淆乱衷于圣”，即向古圣人求教。万氏则认为应衷于临床实践，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比如对《伤寒论》厥阴病篇这一“千古疑案”，历代医家大都悉由旧章，随文衍义，竟使伤寒厥阴病成为以上热下寒的乌梅丸证为主的疾患。万氏认为，这是不合于伤寒厥阴病的临床实际的。１９８０～１９９１年间，万氏连续发表有关伤寒厥阴病的论文，提出切合现代热病临床实际的观点，受到国内外同仁的赞赏。他认为，只有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是可靠的真理。
（二）三个发展阶段１．对伤寒学说的研究及其《伤寒知要》的完成（１）深入浅出：万氏禀承师训，深入长沙，寝馈其中，乐此不疲。至５０年代末，写成《关于伤寒论的初步研究》和《伤寒概说》。至６０年代初，为江西中医学院函授大学写成计３０万字的《伤寒论讲义》。继而又为厦门大学华侨中医函授部写成计７０万字的《伤寒论函授讲义》和《伤寒医案选》（惜均毁于十年动乱）。
（２）拾遗补缺：万氏对近今研习原有２２篇的《伤寒论》大都只取其中１０篇（即三阴三阳及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而弃置其他１２篇，颇表遗憾。认为“伤寒例”等篇可贵之处不少，仍然值得珍视。从而发表了《对伤寒例、平脉辨证和可以不可方治的体会》一文以拾遗补缺。并把它作为《伤寒总论》编入江西中医学院１９５９年内部出版的《伤寒讲义》中。这一见解，即使在９０年代的今天，仍然值得认真考虑。又，《伤寒论》禹余粮丸方已佚，万氏通过临床验证，体会到古本《伤寒论》的禹余粮丸方疗效确切，可补其缺。并就禹余粮丸证主症“小便已阴疼”加以阐发，着眼于“已”字，辨尿痛一症的虚实。曾以《关于伤寒论禹余粮丸证问题》为题，在《浙江中医药杂志》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对于一见尿痛，不问尿时、尿后，只知清利湿热者，应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３）崇实黜虚：万氏认为《伤寒论》是一部崇实黜虚的辨证论治的经典，它的精萃主要在方与证间。因此，对待历代伤寒注家在理论上的争鸣，必须采取崇实黜虚的态度。即应从其方证实际去衡量，而不应离开方证去空谈。例如伤寒营卫之争，方中行等注家所拘执的桂枝汤治风伤卫、麻黄汤治寒伤营、大青龙汤治风寒两伤营卫的太阳病三纲鼎立之说，是凿分风寒，割裂营卫，不符合太阳病方证实际的。如大青龙汤所主治的实际是表寒里热实证，故其方既用麻黄汤以发散表寒，又用石膏以清解里热，足见此方并非为所谓风寒两伤营卫而设。所以万氏择善而从柯琴之注。再如表实表虚之争，一般认为太阳病风寒邪实于表，不存在虚证，所谓表虚只是相对表实（即汗出脉缓与无汗脉紧）而言，表实麻黄汤证固然是实证，但表虚桂枝汤证却不能认第一卷８０为是虚证。万氏根据太阳病桂枝证原文一再提到脉浮虚弱，并结合前人和自己的经验，证明了它确是表寒证中的虚证（风寒邪实而卫阳正虚），桂枝汤确是辛温解表法中的攻（发散风寒）中带补（扶助卫阳）之方。他所发表的《论风伤卫、寒伤营和风寒两伤营卫》以及《略论太阳病中风表虚与伤寒表实》两文，就是为此而作的。
（４）由博返约：６０年代后，万氏对伤寒病因病机等重大理论问题，已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作了系统整理和深入阐发。如他继《伤寒郁阳化热论》和《再论伤寒郁阳化热》后，发表了《伤寒病因病机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从而由博返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著成了《伤寒知要》。此书言简意赅，畅谈了理论研究心得和临床治疗体会，力求突出其精华，抓住其本质，以知其要。尤其是以伤寒厥阴病为突破口，大量地引进了近世温病厥阴证治以充实之，开拓了寒温统一的思路。
２．对温病学说的研究及其《寒温统一论》的完成（１）寒温一脉同流：万氏对在《伤寒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温病各家学说的研究中发现，几乎每一位有成就的温病学家，都是在对《伤寒论》作了精深的研究之后，发现其对温病论述之不足而予以补充完善的。温病各家著作中，处处显露出羽翼《伤寒论》的用心。如《温病条辨》针对《伤寒论》太阳篇风温逆证有证无方的缺陷，发明风温卫、气、营、血各阶段辨证与治法方药；又针对《伤寒论》厥阴病篇对厥阴病主症、病机、主方等论述不清的疑窦，阐明了厥阴温病昏、痉等主症的热闭心包、热动肝风等主要病机，并创立了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等清开法主方（被后世誉为“三宝”）。万氏把温病厥阴病与伤寒厥阴病合看，这一疑问就涣然冰释了。作为《伤寒论》的继续发展，温病各家学说在外感热病热化证方面的成就是超越了《伤寒论》的。显然，这是前人认识外感热病寒化与热化两个主要方面的过程，这一过程尽管是漫长的，它毕竟是完成了。只是由于伤寒和温病两派传人逐渐形成了门户之见，划若鸿沟，不相为谋，致使寒温之争历数百年而不息。这在过去一段时期内，虽曾有过因百家争鸣而推陈出新的积极意义，但今天看来，这种门户之见只能各自限制自身的发展，已毫无积极意义可言。现今中医临床大都兼收并蓄而左右逢源，并常依临症需要，灵活变通，寒温合用。一个高明的中医，必然是对寒、温两说均有研究的理论家。因此，万氏在研究伤寒学说的同时也研究温病学说，他从５０年代起，就发表了《寒温纵横论》和《温病概说》、《温热论初探》，且为江西中医学院撰写了《温病讲义》，并对伏邪学说进行了深入探索，发表了《从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谈到温病的新感和伏气》和《论伏邪与内因的关系》等文。
（２）寒温统一归真：在深入研究了寒、温各自的理论之后，发现寒、温两说实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前人分别发现、发展了它的一面。时至今日，我们理应予以综合，使其完整。为此，万氏晚年致力于伤寒与温病的病因病机及其内在联系的探讨，试图从基本理论上使其归于一统。在发表了《伤寒病因病机论》后，又发表了《温病病因病机论》和《寒温病机论》。在此基础上，发现伤寒与温病在各自发病的外因（外五淫毒、外五疫毒）、内因（内五淫邪、内五体质）及其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等方面均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这就是他之所以发表《关于伤寒六经和温病三焦、卫气营血辨证论治体系的统一问题》，《八纲统一寒温证治，建立热病学科体系》等文的思想基础，也是他明确提出“寒温统一”主张的根据。早在７０年代初，他就曾为江西中医学院主编过《热病学讲义》，发表过《关于伤寒与温病合编为热病学的商榷》一文。当８０年代初国内医坛就此展开广泛讨论时，他又连续发表了《寒温统一的理论与临床》、《漫话寒温统一》和《再第一卷８１谈寒温统一》等文，最后著成了《寒温统一论》，为建立外感热病辨证论治体系作出了贡献。
３．对寒、温、内、外统一的热病学说的研究及其《热病学》的完成（１）热病寒、温、内、外统一的思想基础：伤寒学说是论述一切外感热病的学说，内涵是广泛的。但由于“狭义伤寒”的概念根深蒂固，使之易与《伤寒论》划等号，故将“广义伤寒”的提法回归《内经》“热病”是有现实意义的。这不仅可以理顺伤寒、温病、热病等的病名概念的关系，而且有利于把与外感热病密切相关的内伤热病说统括起来讨论，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完整的热病学科。
对此，万氏早在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所作的《讨论八纲、六经、三焦、卫气营血和脏腑经络辨证论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不可分割性》的学术报告中，就已具有这一思想基础。
这一学术思想形成的过程是先进行了寒温统一，而后才发展成内外统一的。前述７０年代初主编《热病学讲义》，发表《关于伤寒和温病合编为热病学的商榷》，并主持建立了热病教研室，培养了一些熟悉且能融汇伤寒和温病两门课程的教学人才，但还仅限于寒温统一，未达内外统一。其后，万氏在从事寒温统一的理论与临床研究过程中，深切地感到，外感热病常因复杂的内伤情况而影响着热病的发展过程和转归，而大多数的内伤热病又常常由外感热病诱发，或病程中兼夹着外感热病。并认为这正是仲景外感伤寒与内伤杂病汇合，著成《伤寒杂病论》的主旨所在。
（２）热病寒、温、内、外统一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中医的外感热病理论，固须将伤寒、温病的理论系统综合，加以整理，成为一个完整的外感热病理论；内伤热病理论也须全面整理，使之与外感热病理论冶于一炉，让二者在《热病学》中熔为一体，则是现代临床的需要和热病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在现代临床上，大量的外感热病是由西医接诊的。他们广泛应用的抗生素一般来说是有效的，但也存在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普遍存在耐药性、毒副反应、易过敏，以及用之不妥而出现的菌群失调；对免疫机能低下的个体疗效不理想；对病毒感染性热病无效等等。而这些，又常常与患者的个体特异性（如伏邪的存在、体质的阴阳偏颇、内伤疾病的影响等）有关。中医对此有较大的优势，事实上有许多严重的外感热病，当西医束手无策时，中医运用外感与内伤相结合的观点，常可应手取效。中医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的理论和临床经验，但何以病人往往不找中医而先找西医呢？为什么一般中医望危急重症之热病而却步？难道不是“中医治不了急性病”的俗见所致吗？而这一俗见之所以盛行，归根结底，还是我们未能把中医热病学术继承发扬好。
万氏在《论热病的寒温统一和内外统一》一文中，历述外感热病与内伤热病的内在联系，指出在外感热病中常可见到气郁、食滞、痰积、血淤发热和气虚、血虚、阴虚、阳虚发热等内伤热病，从而明确地提出了热病内外统一的学术主张。几经寒暑，数易其稿，终于著成了寒、温、内、外统一的《热病学》，为建立热病学科体系竭尽心力。
站在寒、温、内、外统一的这个新的起点上，如何使这一学术主张付诸实现，并使在现代热病临床中发挥指导作用？这比之提出这一主张难度更大，涉及面更广。有鉴于此，万氏带领一班人，提出并设计了“应用寒温统一热病理论指导治疗急症的临床研究”课题（该题曾被列入国家科委“七五”攻关项目），以寒温内外统一的热病理论为指导，对多种发热性疾病进行前瞻性研究，结果表明，以八纲统六经、三焦、卫气营血和脏腑的辨证论治体系，能适应当前热病临床实践的需要，能启迪临床思路，提高疗效。
输液现已成为现代临床治疗热病的重要治疗手段。我们发现，它虽然有明显的救阴作用，第一卷８２但因热病患者在津伤的同时也耗气，气虚则难于运化直接输入血中的大量水液，常常出现湿遏之象。在燥热尚不至酿成蕴蒸之势，在湿热证或寒证则往往助湿伤阳，或冰伏其邪，或伤阳入里，令病势转重，缠绵难愈。对此，我们提出了“辨证输液”的主张，即：适量输液（以舌质转润为适量，舌苔转腻为过量）、温控输液（寒证和夹湿证维持恒温３２℃～３５℃；热重于湿证为３０℃，温热证为２５℃；燥热化火、过高热时为１０℃以下）。并对湿重于热证提出“治湿不远温”的原则，认为只有用药偏温，才能较快地祛除湿邪，孤立其热，从而达到加速治愈的效果。
综观万氏对热病学说的理论与临床的研究不难看出：科学的研究思想与方法，永不止步的钻研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作风，是万氏得以深入寒温堂奥，再跳出寒温窠臼，在继承与发展热病学说上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
二、对厥阴病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厥阴病理论，肇始于岐黄，形成于仲景，发展于后世伤寒、温病学家，从理论到临床，均有丰富的内容。惜乎后世寒温分立门户，不相为谋，凡持伤寒阴阳六经说论厥阴病的，只是自限于《伤寒论》厥阴病篇，而难以明白晓畅，竟将持温病三焦、卫气营血说者大量有关厥阴病研究的成就拒之门外，坐令其成为“千古疑案”，使后学迷惑者久矣。万氏有鉴及此，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出发，就临床之所见、所需，实事求是地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厥阴病概念，并系统地论述了它的理法方药，以期有利于当今临床运用，从而提高其疗效，促进其理论的发展。
（一）从源到流，澄清面目首先，从《内经》看：《内经》论及厥阴病的多篇中，应以《素问·热论》篇为主。其言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伤寒一日，巨阳受之……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两感于寒者，病一日则巨阳与少阴俱病……三日则少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六日死。”结合《素问·诊要经终论》篇“厥阴络者……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来看，显然，《素问》厥阴病的主症有二：一为昏厥，即上述“不知人”；二为痉厥，即上述“舌卷”、“囊缩”。其病所则落实在手足厥阴经脉及其所属的心包与肝，治疗仅有针刺的汗、泄两法，预后多归死亡。总的看来，《内经》奠定了厥阴病理论的基础，虽则简朴了些，但大体上把外感病最后陷入神昏痉厥的危重急症阶段归属于厥阴病这一点，迄今仍不失为正确。
其次，从《伤寒论》看：《伤寒论》厥阴病比较明确的概念有三：一是厥阴病乃外感热病的最后阶段，该篇放在六经之末，预后条文最多，立意十分明显；二是厥阴病主症是厥，这从该篇论厥条文所占比重之大可以看出；三是厥阴病阶段面临的生死预后，阳返则生，阳不返则死，这可从该篇５５条原文中有２５条是以厥热胜复来判断生死预后看出。其疑窦与不足主要是：厥阴病特征性临床表现不明。从《伤寒论》全书来看，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五篇都是在继承《素问·热论》等篇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唯独厥阴一篇竟无只字言及上述《素问》厥阴病之症，这是不能不令人怀疑的。现在一般通行的《伤寒论》厥阴病篇共有５５条，其中只有４条明文提到厥阴病，所述脉症又很简略，且未出方；其余５１条大都是泛论厥、热、呕、利等文，《金匮玉函经》且把另列为“辨厥利呕哕病形证治”篇，置之于厥阴病篇４条之外。这就毋怪乎引起近贤陆渊第一卷８３雷在其所著《伤寒论今释》中发出了“伤寒厥阴篇竟是千古疑案”的慨叹。但是，《伤寒论》厥阴病篇虽无上述昏痉明文，若能从其全书广泛深入地探索，仍然是有迹可寻的。如：太阳温病逆传厥阴，由于热闭心包，肝之阳风内动，而见热盛神昏鼾睡、语言难出、直视、瘛；阳明病并厥阴，由于胃热上冲心包，引动肝之阳风，而见潮热、不大便、神昏谵语、循衣摸床、惕而不安、直视、脉弦；少阳病并厥阴，由于神魂不宁，而见惊悸谵语；少阴病并厥阴，由于密闭心包，肝之阴风内动，而见昏厥肤冷、躁无暂安时；以及脏结的痛引少腹入阴筋；阴阳易的少腹里急引阴中拘挛等，即其例证。由此可见，《伤寒论》厥阴病篇虽无昏痉之名，但从全书来看，却有昏痉之实。
从而可知其厥阴病篇无只字言及上述《素问》“舌卷”、“囊缩”、“不知人”等厥阴病主症，竟然自食其在自序中“撰用素问九卷”之言，显然是有脱简的。惟因后世伤寒学家出于尊崇仲景，不敢稍越雷池，大都恪守一般通行的《伤寒论》厥阴病篇５５条，随文衍义，虽亦言之成理，却难令人无疑，尤其是以上热下寒的“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为厥阴病主症，显然不符合伤寒热病按六经传变规律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厥阴病危急重症的临床实际，更难令人信服。至于以厥为厥阴病主症，虽似可从，但仅局限于肢厥（四肢厥冷）和体厥（通身厥冷），而未涉及到昏厥和痉厥，也难令人满意。其中厥热胜复虽有似于厥阴病特征性临床表现，但本症近今无人得见，只能存疑，未可曲解。又由于厥阴病昏痉主症不明，因而厥阴病的寒厥或热厥与少阴病寒厥或阳明病热厥的鉴别点也就不够明确，尤其在少阴病或阳明病并厥阴时，无法辨清病机重点是在厥阴，抑或在少阴或阳明，而难以作针对性的处理。《伤寒论》在这方面显然是有缺陷的，尤其是缺乏针对厥阴病昏痉的开窍熄风方药。
再次，从温病学说看：温病学家针对《伤寒论》厥阴病篇的不足，作了大量的补充。例如叶天士《温热论》开宗明义指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和《三时伏气外感篇》“风温者……治在上焦，肺位最高，邪必先伤，此手太阴气分先病，失治则入手厥阴心包络，血分亦伤”，以及吴鞠通《温病条辨》上焦篇太阴温病逆传心包、神昏谵语、舌謇肢厥条所注“厥者，尽也。阴阳极造其偏，皆能致厥，伤寒之厥，足厥阴病也。温热之厥，手厥阴病也。舌卷囊缩，虽同系厥阴现症，要之舌属手，囊属足也。盖舌为心窍，包络代心用事，肾囊前后皆肝经所过，断不可以阴阳二厥混而为一，若陶节庵所云，冷过肘膝便为阴寒，恣用大热。再热厥之中亦有三种，“有邪在络居多，而阳明证少者，则从芳香，本条所云是也；有邪持阳明，阳明太实，上冲心包，神迷肢厥，甚至通体皆厥，当从下法，本论载入中焦篇；有日久邪杀阴亏而厥者，则从育阴潜阳法，本论载入下焦篇”等，都对《内经》、《伤寒论》和《温热论》的厥阴病理论有所发展。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吴鞠通对热厥理论的发展虽功不可没，但似乎手足厥阴分属阳（热）厥与阴（寒）厥，并以之为鉴别点大加强调，则有失偏颇，且不符合临床实际。因为寒厥证由少阴进入厥阴阶段时，也是既厥且昏且痉的。尽管吴氏热厥证中未提囊缩一症，但肝风痉厥瘛则比比皆是，他自己就没有把足厥阴证排斥在热厥之外。显然这是吴氏智者之一失。
综观上述，不难澄清厥阴病的真面目，并作出如下结论：凡外感热病发展到最后阶段，邪闭心包，肝风内动，呈现神昏痉厥等危急重症的，就是厥阴病。
（二）寒温结合，证治详明１．从太阳温病逆传厥阴和太阴温病逆传心包看：《伤寒论》太阳温病逆传厥阴，由于热闭心包，肝风内动，而现“身灼热”、“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直视失溲”、“如惊痫时瘛”第一卷８４等症。仲景已有明示，只是当时对此尚缺乏经验，未能提出方治，徒见其“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而已。温病学家对此则有突破性进展，如叶天士《温热论》，首先揭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机理，吴鞠通则在《温病条辨》中详论其证治，如上焦篇说“太阴温病……神昏谵语者，清宫汤主之，牛黄丸、紫雪丹、局方至宝丹亦主之。”“大人者痫……热初入营，肝风内动，手中瘛，可于清营汤中加钩藤、丹皮、羚羊角”的清宫开窍法和凉肝熄风法，更显然是对太阳温病逆传厥阴和太阴温病逆传心包证治的贡献。
２．从伤寒阳明病并厥阴和阳明温病热冲心包看：由于阳明胃络通心，与心包络（以至于肝）关系密切，所以阳明胃热太盛，可循胃络上冲心包，扰乱神明，甚至引动肝风，而见神昏谵语痉厥等厥阴证。这在《伤寒论》阳明篇和《温病条辨》中焦篇都是一致的。但伤寒学家治疗此证，只知攻下，不晓凉开，尚嫌不足。温病学家治此则较为全面，既不忘攻下，更重视凉开。如“阳明温病，面目俱赤，肢厥，甚至通体皆厥，不瘛，但神昏，不大便七八日以外，小便赤，脉沉伏。或并脉亦厥，胸腹满坚，甚至拒按，喜凉饮者，大承气汤主之。”“阳明温病，汗多谵语，舌苔老黄而干者，先与小承气汤。”“阳明温病，无汗，小便不利，谵语者，先与牛黄丸，不大便，再与调胃承气汤。”“阳明温病，下利谵语，阳明脉实或滑疾者，小承气汤主之；脉不实者，牛黄丸主之，紫雪丹亦主之。”“阳明温病……神昏谵语者，安宫牛黄丸主之。”“阳明温病，下之不通，……邪闭心包，神昏舌短，内窍不通，饮不解渴者，牛黄承气汤主之”等，即其例证。由此可见，阳明温病并入厥阴的治法，不仅有专主大、小承气攻下的，也有专主牛黄、紫雪凉开的，还有先与牛黄凉开，而后与调胃承气攻下和以牛黄凉开为主而兼与大黄攻下的，必须根据其病情矛盾的主次方面不同，而灵活地掌握运用。这也显然是《温病条辨》对《伤寒论》阳明病并厥阴的更为深入的发展。
３．从伤寒少阴病并厥阴和温病少阴病并厥阴看：由于少阴心肾和厥阴心包络与肝关系极为密切，故其为病常互相影响，或由彼而及此，或由此而及彼。但从伤寒热病六经传变规律来看，则是少阴在前而厥阴在后的。所以《伤寒论》根据《内经》六经传变次序而以厥阴病篇殿其后，《温病条辨》下焦篇首先提出少阴温病治宜育阴潜阳法，方用加减复脉汤的阴虚阳亢证，是由“邪在阳明久羁”发展而成，显示了阳明胃土燥伤少阴肾水，由中焦传至下焦的病机；然后提出由于阴虚阳亢，水不涵木，以致肝风内动而发展成为厥阴温病治宜滋阴熄风法，方主大定风珠（即由加减复脉汤方加三甲、五味子、鸡子黄组成）的阴虚风动证。由此可见，厥阴病确是伤寒热病六经传变的最后阶段。有人认为，上述看法只适宜于下焦温病，而不适宜于上焦温病，因为温病以上、中、下焦相当于病程的初、中、末期的缘故。其实这并不是绝对的，就上焦温病而言，虽然温病多起于上焦太阴肺卫分，并常顺传至中焦阳明胃气分，但是由太阴肺逆传至厥阴心包营血分甚至引动肝风的，则又属于卫、气、营、血病程的最后阶段，不能简单而机械地把温病的上焦完全等同于病程的初期。下焦厥阴温病也是以昏痉为主症的，这可从其“痉厥神昏，舌短烦躁，手少阴证未罢者，先与牛黄、紫雪辈开窍搜邪；再予复脉存阴，三甲潜阳”条及其注解“痉厥神昏，舌謇烦躁，统而言之为厥阴证。然有手经、足经之分：在上焦以清邪为主，若邪尚有余，必先以搜邪”中很清楚地看得出来。这是就厥阴热化危证而言，至于厥阴寒化危证，同样是以昏痉为主症的。如《伤寒论》所谓“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名藏厥”和“病胁下素有痞，连在脐旁，痛引少腹，入阴筋者，此名藏结，死”两条，是即厥阴寒化危证的例证。尤其是前条，可以说是厥阴寒化危证的主文，因为伤寒脉微而厥，本属少阴之阴第一卷８５盛阳衰，当用四逆汤以急温之；由于延误失治，至七八日而现通身肤冷、手足躁无暂安时之症，这是少阴病陷厥阴的寒化恶候。从《素问·刺热》所谓“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来体会，既然肝热的手足躁不得安卧，必身热而小便色黄；那么肝寒的手足躁无暂安时，就必身寒而小便色白。至其“热争则狂言及惊”，则显然包含有昏痉在内。并可推知厥阴“藏厥”的手足躁无暂安时，亦必包含有昏痉在内。因为不仅热闭心包，肝之阳风内动，可以出现昏痉，寒闭心包，肝之阴风内动，亦可出现昏痉之故。本条还可与“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条合参，从其“躁烦四逆”轻于本条“肤冷”“躁无暂安时”来看，可见仲景对厥阴“藏厥”不出方治，实不言而喻，故后世注家多云不治。但从“少阴病，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条来看，又未尝不可试用通脉四逆汤合吴茱萸汤，并适当加入温热的开窍熄风药以抢救之。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外感病的厥阴危证，大都包含着少阴阳盛或阴虚，阴盛或阳虚的病理基础在内。即：厥阴热化危证（如热闭心包或水不涵木而肝之阳风内动的昏痉等症）是在少阴阳盛或阴虚的病理基础上发展而成；厥阴寒化危证（如寒闭心包或水助木邪而肝之阴风内动的昏痉等症）是在少阴阴盛或阳虚的病理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三）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了解了前人对厥阴病的研究成就与不足之后，摆在我们面前有待解决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厥阴病的实质是什么？其主要病证、病机怎样？临床如何治疗？预后怎样？“七五”期间，我们对流行性出血热这一急性传染病进行了临床研究，共观察治疗４００余例，其中１０％以上出现了痉厥神昏的厥阴病症，中医组病死率仅３６６％，西医组为１０７１％（Ｐ＜００１）。对厥阴病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取得了一些第一手临床资料。现仅以此为例，就上述问题提出以下看法，供同道参考。 名老中医经验集——万友生 2
１．厥阴病的实质：是外感热病的最后阶段，是手足厥阴经脉及其所系脏腑的病理变化。
对此，古今研究看法大体一致。
２．厥阴病的主症：是神昏痉厥。吴鞠通在自注《温病条辨》下焦篇１８条时指出：“痉厥神昏，舌謇烦躁，统而言之，曰厥阴证。”临床实践也完全证实：外感热病最终阶段总是陷入昏迷状态的。热证如此，寒证亦无不如此。病在少阴，神志尚清，进入厥阴，就神志不清了，而一旦陷入厥阴，往往救治极难。因此，我们在出血热的临床工作中，特别强调注意“先兆厥阴证”，即观察患者的神志与体征。只要患者烦躁甚，或语言不便，舌体欠灵，或白日嗜睡，错语（如答非所问），或夜间多梦呓、谵语，或偶见无意识动作，等等，均应看作疫邪将要进入厥阴的先兆，必须及时开闭驱邪，扶正固脱，阻断其向厥阴发展。这一措施，有效地防止了病情的恶化，使许多病人避免了进入厥阴阶段。
３．厥阴病的病机：是阴盛阳竭或阳盛阴竭或阴竭阳脱。吴鞠通在自注上焦篇１７条“邪入心包，舌謇肢厥”时指出：“厥者，尽也，阴阳极造其偏，皆能致厥。”译成白话就是说：“厥阴是三阴之尽，阴盛阳竭固可为寒厥，阳盛阴竭亦可为热厥。”把厥阴病病机阐述得何等地精确！至其来路，寒厥证可由少阴寒厥发展而来；热厥证如《温病条辨》所述有三焦之分：上焦由温邪“逆传心包”所致，中焦由“阳明太实，上冲心包”而成，下焦由手少阴证“日久邪杀阴亏”所致；阴竭阳脱证则多由热厥转为寒厥而成。在出血热的临床治疗中，上述各证均可见到。如休克期有疫邪直中少阴的阴盛格阳证，若救治不及，一二日即由淡漠→烦躁→恍惚→躁扰→神昏而陷入厥阴寒厥死亡；有起病二三日即疫邪逆传心包出现高热、昏迷、谵语、躁扰、出血、尿少的厥阴热厥第一卷８６证（发热与休克、少尿三期重迭），若入院太迟，厥阴证悉具，亦多归于死亡；亦有病至七八日（少尿期），邪热与瘀血、水湿内结阳明胃肠，二便不通，势成关格，延至二三日，瘀热内闭心窍，出现谵语、躁扰、神昏的厥阴证者，若能积极地通泄瘀热水邪，以解阳明之结，开厥阴之闭，扶正驱邪以宣畅三焦气机，尚有希望挽救，否则，亦难免一死；还有病至十余日，尿毒症不解（少尿期或多尿前期），瘀热水内结，阴液大量耗伤，正气日见亏竭，渐至极度衰竭，体温不升，演成阴竭阳脱证而亡者。
４．厥阴病的治疗：从目前临床水平来看，厥阴证悉具时，即使集中、西医学之长，亦难以救治。因而，加强对前述“先兆厥阴证”的预防性治疗（也可说是“截断疗法”）是救治成功的关键。
要做到及时治疗“先兆厥阴证”，除对厥阴证的先兆临床表现要有细致的观察、高度的警惕性外，还要对厥阴病的病机发展趋势有足够的了解。“先兆厥阴证”的治疗原则有二：辨证论治与中西医结合。具体运用如下：（１）先兆厥阴热厥证：除上焦热病“逆传心包”的先兆不甚明显，往往措手不及之外，中、下二焦阳明、少阴热厥转成厥阴热厥者，均有一个渐进过程，先兆症状完全可以把握。治疗原则是：救阴津、开热闭、熄阳风。首重驱邪开窍。应在当用方药中，因闭窍之邪的不同，加用不同的开窍熄风药。如热闭选用清开灵注射液（北京中医学院附属实验药厂制）或牛黄醒脑静注射液（上海产）加入当用液体中静脉推注或点滴，能口服者可用“三宝”；瘀热闭选用神农３３号注射液（天津危重急症研究所研制）静注或犀珀至宝丹微丸（江西中医学院研制）口服；湿闭选用玉枢丹或苏合香丸口服等。在中医增液针、养阴针（重庆中医研究所研制）等大输液尚未推广使用之前，西医大输液亦有救阴之功，应结合使用（临床实际已普遍使用）。若有气阴两亏证，宜用参麦注射液（四川雅安制药厂产）加入液体中静滴，益气养阴救脱之力甚强，邪实而正虚甚者用之，无助热恋邪之弊，有扶正固脱以利上述祛邪药发挥作用之功。
（２）先兆厥阴寒厥证：常由少阴寒厥恶化而来。在阴盛格阳或戴阳时，往往伴见神志恍惚或无意识扰动等厥阴先兆症状。治疗原则是回阳救逆，开寒闭、熄阴风。首重破阴回阳。可选用参附注射液（四川雅安制药厂产）、参附青注射液（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研制）加入液体中静注，或合用大剂通脉四逆加猪胆、人尿、葱白等。据我们的体验，上述方药犹有难为力者，建议起用生附子制剂，如北京中医学院研制的“心脉灵”注射液（通脉四逆汤的新剂型），静脉给药，或可担此重任（此药惜乎尚未能生产）。
（３）先兆阴竭阳脱证：比之前两证，更有一个渐进过程，可行未雨绸缪之计，将上述二证治法综合起来，辨证治之。
（４）厥阴病的预后：两句话：“阳复则生，阳绝则死”，“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前者是对寒厥而言，后者是对热厥而言。后世把《伤寒论》厥阴病篇诸多厥热胜复原文理解为厥阴阴尽阳生，阴阳进退之机。即一阳得生则厥少热多而愈，阴尽而阳不生则厥多热少、一蹶不振而亡。证之临床，病至厥阴，心、脑、肝、肾、阴、阳、气、血、津、液皆病，救治为难，死多生少，不死即生。而始终不死的原因，有赖于阴阳相系一线，未致离决。
随着中、西医学对危急重症研究的逐渐深入，厥阴病的理论与临床必将得到较大的发展。
其中至关重要的是：①中医深入厥阴病临床，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是发展厥阴病理论与临床的基础；②大力开展急救中药的剂型改革，让中医用上可供辨证运用的系列静脉用中成药，是使厥阴病的治疗获得突破的关键。
第一卷８７三、对脾胃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一）对脾胃生理的认识１．脾胃是元气之本：元气是健康之本，而脾胃则是元气之本。命门真阳虽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根，是人由胚胎生长发育成人的原动力，但既生之后，人体的生长发育，一切生理活动，全靠脾胃水谷精气的维持，故《内经》有“人受气于谷”和“得谷者昌，失谷者亡”的定论。先天禀赋再足，若没有后天脾胃的充养，就难以维持生命。因此，在既生之后的生命活动中，脾胃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２．脾升是升降运动的关键：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在这个“小宇宙”中，与自然界一样存在生生不息的升降浮沉运动。而在人体内的升降浮沉运动中，最重要的就是脾胃的升清降浊。
在脾胃的升降问题上，万氏指出，脾升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活动的关键。认为前人所谓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胃气，就是指脾的升发之气。如果脾气不能升发，反而下陷，则水谷不能运化，气血生化无源，五脏六腑失养，元气就会匮乏和消沉，生机也就不能活跃如常，而发生种种病变。这就是李东垣提出的“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理论依据，而升发脾胃阳气，也就成为李氏《脾胃论》的理论核心。但是，万氏对李氏独重脾升之论，认为不够全面，因为在人体升降浮沉的生理活动中，脾升和胃降相辅相成，是必须并重而未可偏执的，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只不过脾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已。
（二）对脾胃病理的认识１．气火关系失调：人体生命活动全靠气来维持，气足则健康，气虚则病作，故《内经》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和“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之说。而气虚病作的关键则在于脾胃中气受到损伤。李东垣创立阴火说，其基本论点即“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首次把《内经》“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的理论引申到脾胃气虚与阴火产生的关系中来。但是，李氏却未能把脾胃气虚与阴火随生的机理阐述明白，而只是一再强调“脾胃既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脾胃虚则火邪乘之而生大热”等等。可见李氏虽然发现了脾胃病理中气火关系失调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但仅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万氏有鉴于此，对阴火产生的机理，气火关系失调的所以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说，气有余而化火，乃属一种实性亢奋，可称之为实火，多见于新病壮实之人，例如外感病的实热证；气不足而生热，乃属一种虚性亢奋，可称之为虚火，多见于久病虚弱的人，例如内伤病的虚热证。在虚热证中，因阴虚而导致阳亢的阴虚热证为其常，因气虚不能内守，向上向外浮越而显露出虚阳亢奋之象的气虚热证为其变。但这种虚阳亢奋，是因脾胃气虚而向上向外浮越所致，它和少阴阴盛格（戴）阳证是因心肾阳衰而向上向外浮越的虚阳亢奋又同中有异，不可混淆。
脾胃气火关系失调的病理状态，除上述气虚阴火亢盛外，还有一种气郁阴火亢盛之证。前者万氏名之曰“阴火虚证”，后者名之为“阴火实证”。阴火实证的产生，缘由阴邪（外感寒湿，或内伤生冷，或忧思郁结等）郁遏阳气，令阳气不得发泄而出现的“火”象。这种“火”象，既不同于第一卷８８气有余而化火的实性亢奋之象，又有异于阴亏或气虚而生热的虚性亢奋之象，此种郁火，只须宣散，解其郁闭，令“火”得以发泄则愈。
上述阴火虚、实证，东垣虽均有涉及，但终因语焉不详而难以领会。万氏将其条分缕析，使之合于规范，令人耳目一新，说理浅显，易懂易学，便于掌握运用。
２．升降运动失常：脾胃居于中焦，是人体气机升降运动的枢纽。脾胃健运，就能维持如《内经》所说的“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的正常升降运动。若脾胃气虚，升降失常，则内而五脏六腑，外而四肢九窍，都会发生病变。因而，脾胃升降失常，是脾胃病理的又一重要方面。它可以引起上、中、下三焦及其所络属的脏腑的各种病证。举例来说：脾胃升降失常，直接引起中焦不和，而现脘腹痞满胀痛之症，就是因为脾不升清，胃不降浊，中气壅滞不通所致。脾气不升而反下陷，常见神疲肢倦而嗜卧或久泄不止而脱肛；胃气不降而反上逆，常见呕恶嗳气而不思饮食。
脾胃升降失常，间接引起上焦不和，或在肺而现咳喘痰多之症，就是由于“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脾虚不能运化水谷变成精微上输于肺，反而化生痰湿上泛于肺，使肺气宣降不利所致。或在心而出现失眠之症，就是由于“胃不和则卧不安”，胃之浊阴不降，循胃络通心而上扰心神；或由于脾虚气血生化无源，血不养心而心神不安所致。
脾胃升降失常，间接引起下焦不和，或在肝而现胁痛满闷之症，就是由于脾虚失运，脾气壅滞以致肝失疏泄所致。即使先因肝郁，也终必传脾，而应以治脾为主。或在肾而现腰痛浮肿之症，就是由于脾虚生湿，湿聚成水，水湿困肾所致。
万氏认为，李东垣对脾阳不足，不能主升，湿土病现的病机论述较详，而对胃阴不足，不能主降，燥土病现的病机论述较少。后世叶天士有鉴于此，提出脾胃分论，创养胃阴法，以弥补东垣升脾有余而降胃不足之缺憾。万氏对此，能兼收并蓄，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三）脾胃病变的治法方药万氏认为，李东垣善治脾胃，应是金元以前的最高水平，但到了今天，其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至少两个方面：一是偏重脾胃之阳，而忽略脾胃之阴，温补脾胃之方虽多，滋养胃阴之法极少。二是对脏器间相互影响的认识也存在不足，只着重阐述了脾胃和肺、肾的相互影响，而对脾胃和心、肝的相互影响则略而不详。因此，在讨论脾胃病变的理法方药时，不仅要注意到脾胃阴阳两个方面，也要同时注意到脾胃与肺、心、肝、肾四脏的相互影响。为此，万氏拟定脾胃寒热虚实证治要点如下：１．脾胃寒热实证治（１）脾胃寒实证治：多因内外淫邪的寒湿犯中，脾胃为其所困，以致中气失运，而现脘腹胀满疼痛拒按，呕恶不思饮食，大便溏泻，舌苔白腻润滑，脉迟紧等症的，宜用香砂平胃散以温运中气，祛寒燥湿；若兼见嗳腐吞酸口淡恶食等寒滞症的，则宜加山楂、六曲、谷麦芽、鸡内金等以温消食积。若因寒饮留中，而见脘腹痞满，水声沥沥，时吐痰水，舌苔白滑，脉弦迟等症的，宜用小半夏加茯苓汤更加枳实、陈皮、桂枝等以温中逐寒饮。若因久痢沉寒痼冷内结，而现腹胀满痛拒按，下痢白冻而里急后重，甚至大便不通，舌苔白腻，脉沉弦迟等症的，则宜用温脾汤加减以温下寒积。若因寒凝血瘀而现脘腹硬痛固定不移，舌有青紫瘀斑，脉涩等症的，宜用手拈散第一卷８９加桂枝、乳香等以温化瘀血。
（２）脾胃热实证治：多因内外淫邪的湿热或燥热犯中，如太阴湿温的三仁汤证、连朴饮证和阳明燥热的白虎汤证、承气汤证等。若因胃火上炎，以致口疮、牙龈肿痛，甚至吐衄血的，宜用清胃散或泻心汤以清泄胃火。若因热滞中阻，而现脘腹胀满疼痛拒按不大便，嗳腐吞酸，口苦恶食，舌苔黄腻，脉滑数等症的，宜用保和丸合小承气汤等以清导食积。若因浊痰凝聚，而现心下痞满、不食不饥不便、舌苔黄腻、脉滑数等症的，宜用半夏泻心汤去人参、干姜、大枣、甘草，加枳实、杏仁辛开苦降以化浊痰。若因热痰壅结，而现心下硬满疼痛拒按、舌苔黄腻、脉滑数等症的，宜用小陷胸汤加枳实等以清化热痰兼宽中下气。若因水热内结，而从心下至少腹硬满疼痛不可近手、舌苔黄腻、脉弦滑数等症的，宜用大陷胸汤或十枣汤以逐水热。若因瘀血蓄积肠间，而现少腹硬满、大便不通、小便自利（或不利）、如狂甚至发狂等症的，宜用桃仁承气汤或抵当汤以下瘀血。若因热结血瘀而现脘腹硬痛固定不移、舌有紫红瘀斑、脉涩等症的，宜用失笑散加丹参、赤白芍、乳香、没药、桃仁、红花等以清化瘀血。若因瘀血内结于脾，而现左胁腹痞块的，宜用鳖甲煎丸以活血化瘀消痞。
至于因脾胃内蕴湿热而生虫的，多见脐腹时痛时止、口吐清涎、夜寐齿、肌瘦面黄有斑点、唇内有白点、舌苔花剥等症，一般可用化虫丸以驱虫止痛；但病性属寒而伴有舌淡苔白脉迟等症的，宜用理中安蛔汤；病性属热而伴有舌红苔黄脉数等症的，宜用连梅安蛔汤；病性属寒热虚实错杂而伴有渴不欲饮、饥不欲食、舌苔白黄相兼等症的，宜用乌梅丸。
２．脾胃寒热虚证治（１）脾胃虚寒证治：属于脾胃气虚的，多见神疲肢倦、少气懒言、不思饮食、肌肉消瘦、胃痛喜按喜温、舌质淡红、脉缓弱等症，宜用香砂六君子汤以健脾益气，温胃祛寒。若因脾气虚导致阴火旺，而现久泻不止、久热不退、烦渴不思饮食、神疲肢倦、少气懒言、脉数而虚大或细弱等症的，则宜用补中益气汤升补脾气以降阴火。若因脾气下陷以致脱肛的，亦宜用补中益气汤升举脾气以收脱肛。若因脾气虚不能统血而见大便下血不止的，则宜用归脾汤以补气摄血。若因脾气虚不能摄精而见膏淋或白带淋沥等症的，都可用参苓白术散加减以补气摄精止带。若由脾胃气虚发展成为脾胃阳虚的，除现有上述脾胃气虚证外，还多现有身寒肢冷、脘腹冷痛喜热按、时吐清水、大便溏泻、舌质淡白、脉沉迟弱等症，宜用附子理中汤温补脾阳以化寒湿。
（２）脾胃虚热证治：本证是因脾胃阴液不足所致。多见胃中灼热、饥而食难下咽、咽干口燥、或胃中热痛而大便干结难下、舌质干红或舌心光剥、脉细数等症，宜用益胃汤或增液汤等滋养脾胃阴液以清热润燥。
若属于脾胃阴阳气液两虚的，则必同时现有上述寒热虚证，如胃中热痛而大便溏泻、或胃中冷痛而大便燥结、或舌红苔黄而脉迟缓弱、或舌淡苔白而脉弦细数，等等。投药稍偏，即难接受，一般宜用资生丸等平补脾胃法以稳步取效，不可急躁图功。
脾胃病常与肺、心、肝、肾有关。例如：脾胃病涉及于肺的，由于“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因脾虚生痰上泛于肺，而现咳喘痰多、不思饮食、神疲肢倦、大便溏泻等症的，宜用六君子汤以健脾化痰为主。脾胃病涉及于心的，常见胃不和而卧不安，宜用半夏糯米汤或温胆汤以和胃安神。脾胃涉及于肝的，常见土虚招致木克的腹中急痛而脉弦等症，宜用小建中汤以培土制木。脾胃病涉及于肾的，常见腰冷痛而沉重等症，宜用甘姜苓术汤以培土制水。由于脾胃为后天之本，在五脏六腑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无论脾胃病影响到其它脏腑，或其它脏腑第一卷９０病影响到脾胃，只要症见肌肉消瘦、不思饮食，消化功能日差，气血日见衰竭，都必须以健补脾胃为主。否则，脾胃一败，就难以救治了。前人所谓“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确为至理。
（四）临床应用举隅１．补法的临床应用脾胃方面例案例一，夏某，男，３８岁。久患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病，饥时痛作，喜热畏冷，午后尤甚，嗳气、矢气则舒；胃纳减退，只能少进软食；大便溏泄，脉缓弱。投予香砂六君子汤，药下即觉腹中气机运转，矢气增多，胃痛显减。连进十余剂后，胃痛止，纳渐增，可进硬饭。因守方长服而痊愈。
按：消化道溃疡常见气虚寒痛证，万氏善用香砂六君子汤，缘起于一段令人难忘的往事：抗战时期，万氏客居峡江，患胃痛甚剧，卧床月余，米食难进，仅能喝点汤水，大肉尽脱、形容枯槁，势颇危殆。当时万氏年纪尚轻，行医未久，经验不足，在中西药杂投无效的困境中，幸自试用此方获效，即坚持服至病愈。从此，万氏每遇此证即用此方，疗效满意。
例二，杨某，男，４６岁。久患消化道溃疡（Ｘ线钡餐透视检查见：胃大、小弯共九个溃疡点，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幽门狭窄，胃下垂），胃痛，吐血，黑便（大便索结如羊矢），尿赤，胃纳甚差，舌苔酱黑而质红，脉象细数。投予石斛清胃汤加减（石斛、丹参、赤芍、白芍、甘草、生蒲黄、灵脂、山楂、藕节、白芨、仙鹤草、白药、火麻仁、蜂蜜）。连服５剂，胃痛大减，吐血止，大便畅通而黑便明显减少，黑苔转黄，食增神旺。再进５剂，诸症基本消失，守方加减以巩固疗效。
按：本例属脾胃阴虚证，只是由于胃中瘀热充斥，故在养阴清热之中化瘀、止血、止痛。
例三，李某，女，４９岁。胃中灼热多年，饥时尤甚，饮冷则舒，晨起胃脘有气包突起，约半小时自消，手足心热，大便秘结，小便黄热，脉细数而弱。投予石斛清胃汤加减，初服有效，再进无功，后加寒凉泻火药则胃中异常难受而另就他医。
按：本例实属脾胃气阴两亏证，养阴清热稍过即气虚证加重。若复诊时改用平补脾胃的方药，或可稳步图功。通过这一失败例的教训，万氏对脾胃气阴两亏证的治疗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后来遇此证时多能以平补脾胃为主取效。如一男，久患消化道溃疡，胃中灼热而大便素溏今硬，舌苔微黄而脉象弦迟。投以异功散合焦三仙、内金，连服６剂而灼热除，诸症减，守方继进而愈。
肺脾方面例案丁某，男，６１岁。久患肺结核，骨蒸寒热，长期不已，卧床不起，咳嗽痰多，不思饮食，脉细数而虚。投予六君子汤加黄芪、银柴胡、地骨皮３剂，即骨蒸退而胃纳增，惟盗汗仍多，守方去银柴胡、地骨皮，加龙骨、牡蛎，坚持服用２００余剂，终至病愈体丰，康健胜昔。
按：此即补土生金之法。又肺结核病常见咯血，阴虚火旺者固常用养阴清肺止血法；气虚不摄血者，又须用温补摄血法，参、芪即可胜任；若阳虚者，还可用甘草干姜汤。总以补脾着眼。
心脾方面例案李某，男，１９岁。患嗜伊红细胞增多症。低热月余不退，久泻不止，胸闷、心悸、失眠，纳少，时腹痛，脉细数而弱。血检：白细胞４１７００／ｍｍ３，嗜伊红细胞占８４％。予参苓白术散加焦三仙、内金、枣仁、柏子仁、合欢皮、夜交藤等３剂，脘腹胀痛加甚；守方加木香、佛手、大腹皮、莱菔子，再进５剂，诸症大减，血检：白细胞降至１４７００／ｍｍ３，嗜伊红细胞仅占３４％；守方去腹皮、第一卷９１莱菔子，５剂后诸症消失，血象基本正常（白细胞９４００／ｍｍ３，嗜伊７％）。守方加减以巩固疗效。
按：本例心脾气血两亏，且兼中焦气滞较甚，初投平补脾胃之剂虽属对症，但行滞不力，益气药反增其滞，故腹胀痛加甚；二诊加用行气药后，消、补得当，疗效显著；虑其脾气虚甚，故及时减去行气药。由于增减进退卓然有序，故取得高效、稳效。
肝脾方面例案陈某，女，４０岁。患慢性肝炎，肝功能久不正常，右胁时痛，胃脘亦痛，口淡，纳差，痰多，神疲肢倦，苔腻，脉弱。初诊香砂六君子汤加焦三仙，连服１０剂，胃痛停止，肝痛亦稍减轻，痰除，但精神仍差；复诊守上方去木香、砂仁，加柴胡、枳实、白芍、红参，再进１５剂，肝痛全除，精神眠食均佳，复查肝功能恢复正常。三诊仍守上方以巩固疗效。
按：万氏认为，肝病必传脾，若肝病脉不弦而弱，是脾虚已甚之象，治法当以补脾为主。本例慢性肝炎由于脾虚已甚，故在初诊时专用香砂六君子汤加焦三仙以健脾助运；而在脾虚病情改善之后，复诊时即合用四逆散以调肝（柴胡以疏肝，枳实以平肝，白芍以柔肝，甘草以缓肝）。
由于治法先后有序，故获良效。万氏治疗慢性肝炎肝脾同病之证，常用四逆散合异功散以平调之（肝痛甚者合金铃子散，纳差甚者加焦三仙），稳而效宏，值得珍视。
肾脾方面例案姜某，女，２５岁。患慢性肾盂肾炎。腰酸痛甚，头面肢体浮肿，怯寒较甚，间或微热，不汗出，神疲肢倦，不思饮食，腹时胀满，大便时结时溏，小便黄浊，舌苔微黄，脉迟。投以四君子汤合白茅根汤、麻黄附子甘草汤，加白芍、浮萍。连服６剂，腰酸痛除，肿消。守方加减以巩固疗效。
按：腰痛水肿属肾，但常与脾相关。万氏认为，脾虚失运，则土不制水，肾水乃失其常，而能病人。其于脾虚失运而寒湿困肾，出现腰痛水肿者，常用五苓散、五皮饮等方；若脾虚失运而湿热困肾者，常用四君子汤配自拟白茅根汤取效。本例虽兼见阳虚，但湿热证显，故白茅根汤与麻黄附子甘草汤同用。
２．攻法的临床应用升降并重例案肖某某，男，３６岁。患胃下垂８个月。腹胀甚而时痛，有下坠感，胸闷，纳差，舌红，脉弦有力。初诊投以升麻１５克、柴胡１５克、葛根３０克、陈皮１５克、枳壳３０克。连服３剂，腹胀减半，脉弦见退；守方再进５剂，腹胀基本解除，余症均见好转。仍守方再进以收功。
清补兼施例案周某某，女，４２岁。脐腹胀满硬痛已４年。每天除早上空腹时脐腹胀无所苦外，余时均感胀满硬痛，不思饮食，口苦，大便时结时溏，脉弱。初投枳术丸方加味（枳实１５克、焦白术３０克、陈皮３０克、厚朴１０克、大腹皮１５克、青木香１５克、山楂３０克、六曲１０克、谷麦芽各１５克、鸡内金１０克），连服３０剂，脐腹胀满硬痛全除。随访多年，未见复发。
行气通腑例案万某某，男，４３岁。患急性肠梗阻。突然剧烈腹痛，住院保守治疗，痛虽稍减而腹胀日增，大便三日未行，服大黄苏打片而腹痛加剧。因患者坚决拒绝手术治疗而就诊于中医。万氏见其以腹胀为主，其痛不甚，喜按，不能食，稍进食则腹痛加剧，小便自可，舌苔白黄厚腻，脉缓。
认为证以气滞为主，不可攻下，只可行气导滞。方用莱菔子３０克、大腹皮３０克、陈皮６０克、枳壳１５克、枳实１５克、鸡内金末１５克（冲）。服１剂后约三时许，即得软便一次，先黑后黄，但量第一卷９２不多，腹胀稍减，微痛已止。继进３剂，每日得大便一次，腹胀渐除，口味仍差，已旬余未能进食。系由腑气虽通于下，而尚不运于中，乃守上方减大腹皮为１５克、陈皮为３０克，加山楂１５克、六曲１０克、谷麦芽各１５克，更进３剂而痊愈。
化痰降逆例案例一，叶某某，男，３１岁。呕吐时作时止已２０年，常发作于冬春季节。近时呕吐月余不止，每日午饭后必呕吐一次，呕吐物为酸苦水和白痰，呕吐前有时脐腹剧痛，呕吐后其痛即止。
早、晚饭后不吐。口干渴喜热饮，虽尚知饥思食，但口淡乏味，食下即脘胀、噫气、肠鸣，大便软条色黄而日行二次，舌苔前几天黑而润滑，现已减退，舌心仅余少许，舌根苔黄腻，舌质红，脉滑。初投以苓连二陈汤合小半夏汤（半夏３０克、陈皮３０克、茯苓３０克、黄连５克、黄芩５克、生姜１５克、生甘草１０克）。服第一剂，午饭后即未呕吐，只是稍有恶心。服第二剂，午饭后既未呕吐，亦未恶心，肠鸣渐止，黑苔全退，黄苔亦减。复诊守方再进４剂，呕吐未再发生，胃纳增加。仍守方加减以巩固疗效。
例二，张某某，男，４１岁。噫气不除已３个月，久治无效。每日噫气频作，动则增剧，静则稍减，心下痞硬，不思食，口干渴饮。初诊投以旋复代赭汤合橘皮竹茹汤加减（旋复花３０克、代赭石３０克、陈皮３０克、竹茹１０克、半夏１５克、枳壳１０克、麦冬１５克、枇杷叶１５克），连服７剂，噫气和心下痞硬全除，脘腹舒适，食增渴止而愈。
化瘀止痛例案张某某，男，３２岁。久患胃溃疡不愈，因住入某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术后心下脐上刀口处一团硬结胀满疼痛拒按，呻吟床褥，难以转侧，虽经采用各种西药镇痛而无效，病人痛苦已极。
舌红苔黄，脉弦。万氏会诊投以芍药甘草汤合失笑散、金铃子散加味（赤白芍各１５克、生甘草１５克、生蒲黄３０克、五灵脂３０克、延胡索１５克、川楝子１５克、丹参３０克、三七末１０克、山楂肉３０克），当日连服２剂。一剂后痛即大减，并得安睡片刻；再剂痛减十之七八，自觉轻松，能下床活动，并能下楼上厕所。次日复诊，嘱守原方再进以尽全功。后据一位实习医生面告，因住院医生改方减量，服后病又增剧，只好仍用原方原量，续服６剂而痊愈。
四、对阴火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自李杲创立阴火说和甘温除热法后，虽历代医家在临床上用之多验，但由于李氏在理论上阐述的不够明确，甚至相互抵触，因而引起后世争论颇多。例如：既指明“阴火者，心火也”，又说“肾为阴火”；既肯定“脾胃不足之源，乃阳气不足，阴气有余”，而“脾胃既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脾胃虚，则火乘之而生大热”，“惟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反复强调“大忌苦寒之药损其脾胃”，却又说：“甘寒以泻其火”，“加寒水之药降其阴火，黄柏、黄连之类是也”，“黄芩补肺气，泄阴火之下行。”不仅把生理之火与病理之火，而且把寒性的阴火与热性的阴火都混为一谈，致使阴火概念模糊不清，令人费解、误解或曲解者久矣。考李氏在提出了阴火说之后，之所以有时在阴火中杂以阳火，是以临床常见阴、阳火相兼为病，而在甘温法中辅以甘寒甚至苦寒等法获效为根据的经验总结，从临床上看，是可取的，只是在理论上对阴火和阳火的区别与联系界定未清，致令阴火这一临床常见、多发病证，至今未能被大多数人所认识。
因此，进一步阐明阴火理论，使之合于规范，是求取认识阴火的本质，提高临床疗效的关键。
第一卷９３（一）澄清阴火概念阴火是相对于阳火提出的病理概念。这里的“火”，是指热的现象；“阴”，是指该热象的性质。换句话说，即阴火指病性为阴寒而病证为火热的病理概念。
李杲创立的阴火说，虽然肯定了脾胃元气虚弱是阴火产生的根源，但未能确立阴火相对独立于阳火的概念，已如前述。李时珍对此作了明确的鉴别。他说：“诸阳火，遇草而炽，得木而燔，可以湿伏，可以水灭；诸阴火，不焚草木而流金石，得湿愈焰，遇水益炽，以水扑之，则光焰诣天，物穷方止，以火逐之，以灰扑之，则灼性自消，火焰自灭。”（《本草纲目》第一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５年）这就是说，可以燔灼津液，用寒凉药能消除的火是阳火；反之，用寒凉药火象反增，用温热药能消除的火则是阴火。也就是说，阳火的病性与症象均为热，属标本俱热证；阴火则病性为寒而病证为热，属标热本寒证。唯其为此，阴火这一概念才具有独立于阳火的意义。
（二）深入探讨阴火的病因病机１．病因：阴火的产生，多由饮食不节、劳倦过度、七情郁结、起居不慎等，令元气大伤；或寒湿阴邪外郁，或生冷饮食内遏，令阳气不得宣发透达所致。前者发为阴火虚证，后者发为阴火实证。
李杲指出：“饮食失节，劳役形质，阴火乘于坤土之中……首先由喜、怒、悲、忧、恐，为五贼所伤，而后胃气不行。”对脾胃阴火虚证的产生原因作了深入的探索，提出了明确的理论。但对肾虚阴火及阴火实证，则未能揭示得同样昭然，我们只能从他的临床治验中寻找线索。如在《脾胃论·调理脾胃治验·升阳散火汤》中提到：“胃虚过食冷物，抑遏阳气于脾土，火郁则发之。”又在同一章节的“麻黄人参芍药汤”案中指出：“表有大寒壅遏里热，火邪不得舒伸，故血出于口。因思仲景太阳伤寒，当以麻黄汤发汗，而不与之，遂成衄血，却与之立愈，与此甚同。”又在“神圣复气汤”案中指出：“上热如火，下寒如冰……此皆寒火来复火土之雠也……大抵肾并膀胱经中有寒，元气不足者皆宜服之。”还在“阴病治阳，阳病治阴”中说到：“另有上热下寒，……若阴中火旺，上腾于天，致六阳反不衰而上充者……慎勿独泻其六阳。此病阳亢，乃阴火之邪滋之”，为我们认识肾虚阴火与阴火实证提供了依据。
２．病机：火热之证，无论阳火或阴火，皆由阳气亢奋所致，而其阳气亢奋又各有其虚实之分。这里仅就阴火而言：（１）阴火虚证：《内经》云“阳气者，烦劳则张”，是说烦劳即会引动阳气亢奋。阳气虚弱者，当外邪入侵，或饮食生冷，或七情太过，或形体劳倦时，即易引动虚阳亢奋而见阳气向上向外升浮之虚性亢奋之象。
此证病机之所以多在脾胃，系因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无论饮食、劳倦、七情，皆首伤脾胃，损及元气之故。而脾胃虚弱日久，又可导致他脏不足而兼见多脏虚证，万氏统称之为“脾虚阴火证”。
若肾阳大亏，龙火不能潜藏而向上向外浮越的，则称之为“肾虚阴火证”。
（２）阴火实证：阳气为阴邪所郁，不得宣发所致。此证既包括内伤饮食生冷所致的阳郁里证，也包括外感寒湿阴邪所致的阳郁表证。当今临床上，一般习用可“抗病毒”的板蓝根甚至牛第一卷９４黄之类给感冒发热，造成表寒（湿）闭遏者不少，或久咳不已变成慢性支气管炎；或长期鼻塞难通成为各种鼻炎；或咽喉干红梗堵，久之不已，演成咽炎；或低热不退，查无原因……，若不知阴火实证，当用升阳散火，宣开肺卫治法，终难求愈。
（３）阴火与阳火相兼证：阴火虚证日久气损及血，阳损及阴，可兼见阳火虚证（即阴虚之火）。阴火实证日久阳郁化火，常可兼见阳火实证（即阳盛之火）。更有阴火虚实相兼之证日久，阴血与阳气俱亏，气郁与化火并存，形成阴阳虚实错杂证者，临床并不罕见。这也许就是李杲在《脾胃论》中确立了甘温除热法以治脾虚阴火之后，又多处出现合用甘寒或苦寒法的根源所在吧。但应强调的是，脾虚阴火证是只宜甘温除热法而大忌苦寒之药泻胃土的，只是在：兼有气郁阴火实证时，可加辛温之药以升散郁火；兼有阴血虚的阳火虚证时，可加甘寒之药养阴降火；兼有气郁化火的阳火实证时，可加苦寒之药以直折之。而加用寒凉药时又须注意“从权”二字，不可忽略。 名老中医经验集——万友生 3
（三）指出阴火的辨证要点１．标热证发热：阴火发热可为低热，亦可为高热，大多为间歇热（间隔时间长短不一，短者以小时计，长者可数十日一发），呈波动热型。发热时或伴汗出恶风寒等症。
胃中灼热：是脾虚阴火证的常见症状。多因中焦清阳不升，浊阴难降，清浊相干，郁结于中焦所致。虽灼热而得冷饮反剧。
口苦干渴：为气虚不能升津止润所致。多不欲饮或喜热饮。
舌糜、口疮、牙龈肿痛、咽痛：脾胃阴火或肾虚阴火的常见症状。多伴见舌体胖淡而嫩，边有齿痕，苔白，或便溏等症。
此外还可见到便秘、尿灼、脉数等症。总之，阴火的“火象”繁多，不一而足，但必有本寒之象伴随。
２．本寒证身寒或恶风寒：患者素体性寒、易感，或虽发热而伴恶风寒。此为阴火发热证最为多见的本寒象。
头昏气短、极度乏力、口淡、不饥、纳少、纳后脘胀、大便软烂或溏泻或虽秘而质软：这些脾胃阳气虚证，为阴火虚证所必具，是医者得以从众多标热证中辨认出阴火证的着眼点。
舌胖嫩淡红而多齿痕、苔白：这是阴火虚证的常见舌象。若见白苔厚腻，为脾胃气虚日久，运化失职，湿浊内生；若更见白底黄苔垢秽，是为湿郁日久所致，不可认作实热而妄用苦寒。
脉虚弱或迟：是阴火证常见之脉。即使其人脉数大，亦必不耐重按。
３．兼夹证兼血虚：有失血史（黑便、崩漏、肠风下血或慢性咳血等），或气虚日久，由气及血，见唇舌淡白，心悸面白光，脉细或芤等症。
兼阴虚：久病阳损及阴，而见五心烦热，咽干舌燥，渴喜冷饮，胃中嘈杂似饥，大便干结，脉细数等症。
兼实热：多见口舌生疮而口苦口臭，心烦失眠，大便干结，舌尖绛，舌苔黄等症。
第一卷９５（四）临证遣方用药１．阴火虚证脾虚阴火证：法宜甘温补脾益气除热法，以补中益气汤为主方，其中：黄芪必须重用（３０～６０克）；人参则随患者气虚的轻重程度选用党参（３０～６０克），或白参、红参（１０～１５克），兼阴津亏者加西洋参（１０～１５克）；炙甘草在此为泻阴火主药之一，当重用（１０～１５克），不可认作和药，若标热旺盛者，宜用生甘草（１０～１５克）；升麻、柴胡升阳解郁，一般须用１０～１５克；当归补血、和血以配阳气，若脾虚便溏者，应少用或不用，以防滑肠；陈皮用于大队升补药中，起和降作用，以达到升清降浊，补而不滞的目的，用量当在１０～３０克之间，少则难当此任。
若兼阴亏较甚者，还可合生脉饮或径用参麦针静脉注射，其效尤捷。
肾虚阴火证：治宜甘温补肾回阳除热法，以通脉四逆汤为主方。无论外感内伤，病至格阳、戴阳，均属危急重症，应大剂回阳救逆，姜附参草用量均在３０克以上，必要时应加葱白、猪胆汁、人尿、龙骨、牡蛎等通阳和阴、反佐潜纳。还应同时静脉注射参附针，力挽危亡。若肾阴亦亏，浮火常炎，口糜舌烂，反复难愈者，又当选附桂八味丸以缓图之。
２．阴火实证：治宜辛温散热法，如属湿邪壅中，火郁于脾者，可用升阳醒脾散火的升阳散火汤（气不虚者，应去人参）或火郁汤（《兰室秘藏》方）。如属寒邪外束，火郁于肺者，可用开表宣肺散火的麻黄汤，或三拗汤加桔梗。
３．阴火阳火虚实相兼证：治宜甘温合甘寒或苦寒法。如阴火虚证兼有阳火虚证的，可用甘温合甘寒法的黄芪人参汤。阴火虚证兼有阳火实证的，可用甘温合苦寒法的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还有阴阳寒热错杂的虚证，用药稍偏，即难接受（即所谓“虚不受补”），当取平补之法，可用参苓白术散等。
（五）临床应用举隅１．阴火虚证例案例一，急淋化疗过程中合并大叶性肺炎高热患者，经中西医结合（清热解毒与抗生素疗法）治疗无效，宣告病危。家属抱一线希望求治于万氏。诊见患者高热而多汗肢冷（背心尤寒），面白如纸，声音低微，极度疲乏，恶心厌食，咳嗽胸痛，咯铁锈色痰，脉虚弱甚。此气虚将脱而热伤肺络之脾虚阴火证，即与大剂补中益气汤（红参、洋参、党参同用，且党参、黄芪用量皆为５０克），２剂即热降，１０剂而神旺，更少加宣降肺气药，２０剂后肺部炎症吸收，急淋血象缓解，临床诸症消失出院。
例二，感冒高热半月，愈治愈重患者，自云虽发热而不恶寒，观之却衣着倍于常人不觉温，咳嗽痰少，头身沉重，双腿难提，苔面腻似湿困，舌红便干又似实热，然夜卧大汗湿透衣被，极度疲乏，小便清，脉数而弱甚，气虚之象毕露。万氏诊为脾虚阴火证，予大剂补中益气汤加葛根等，１剂热退，２剂神清气爽，便调，守方一周痊愈。
例三，一两岁女孩，出生后不久即便溏，继而发热不退，经某医院确诊为败血症，久治不效。
万氏会诊时，见患儿身大热而四末常冷，便泄日五六行，神萎，食少，舌红苔黄，指纹紫红，诊为脾虚阴火证，予大剂补中益气汤去当归，很快泻止热退，坚持服药１月，肢温尿清渴止，食增神旺，血培养阴转，调理３月痊愈。值得一提的是，此例病程中一度因久病伤阴，便泻特甚而合用第一卷９６过生脉散，后又因不慎受寒饮冷而由脾气虚发展为脾阳虚，出现下利完谷不化而合用过附子理中汤，但都在渴、利止后仍坚持补中益气汤益气以生血，终获痊愈，并健康成长。
例四，一老妇形盛面赤，自云“火体”，动则“上火”，眼鼻口中冒“火”，咽痛如裂，牙疼，手足心热甚，久治不效，殊以为苦。万氏细诊之，其人虽“火大”而从不欲饮，得冷反难受，多年来，大便日十余行而溏，且难禁，极度乏力，腰痛尤甚，舌胖淡嫩脉弱。其气虚之象甚著，而前医药多寒凉，宜其不效。遂诊为脾虚阴火证。予补中益气汤（党参与洋参、生甘草与炙甘草同用）去当归，用银柴胡，加山药、莲子、石斛、桔梗，兼护脾阴、保肺气，３剂咽痛除，诸“火”尽消，气力增，继服一周而多年痼疾得愈。
例五，一男患“回归热型结节性非化脓性脂膜炎”国内辗转医治两年无效。每隔４～７天发作寒战高热，肢厥，皮下结节多发如枣、豆大，持续６～９天热自退，结节随消。发作时身疼咽痛渴喜沸汤而不多饮，便软尿清，间歇期面白光神萎浮肿，舌淡苔白厚而滑，脉微细数。万氏门人按真寒假热证论治，初见成效而后又停滞不前，在万氏指导下，予大剂四逆汤加味，方中主药附子用量由３０克而６０克，而９０克，而１２０克，最后加至１５０克，先后服药１６０余剂，方告痊愈。
２．阴火实证例案一男风寒感冒服凉解药后，声音难出月余，咽喉如火灼，有异物感，渴喜热饮，舌苔厚腻边黄中黑，黑多黄少，脉浮弦。万氏认为是属寒闭火郁于肺的阴火实证，先予升阳散火汤去参、芍之壅敛，加翘、薄、僵蚕、蝉衣、蒌皮等清宣，服１４剂后症虽稍减，但声音仍未大出，继予三拗汤加桔梗，７剂而声音大出，并觉喉间异物有推向外出之感，继进７剂获愈。
３．阴火阳火虚实错杂证例案一女青年便秘两年，恒一周一便，质硬色黄黑难下，渴喜冷饮，时腹胀满，左腹痛，纳少，困倦乏力，自云每日睡眠少于１０小时即感不支。形寒，面白光，动则气短难续，脉弱舌淡黄白。万氏认为是属脾虚致滞，滞久生热的阴火阳火虚实错杂证，予补中益气汤合小承气，１剂即便通，先硬后软，连服１０剂而愈。
临证特色
一、辨证思路（一）统寒温，兼收内外寒温统一与内外统一的学术思想使临床辨证思路更加开阔和全面，万氏曾为其领衔的国家“七五”攻关热病研究科研课题制订了一个“发热辨证论治方案”，充分体现了在寒温内外统一的学术思想指导下的辨证思路。举例来说：如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的合并感染，若仅见其感染高热，一味用抗生素或清热解毒中药攻邪，常无效验，致炎症久攻不下，甚至令体内菌群失调，继发霉菌感染者，常屡见不鲜。万氏常第一卷９７用甘温除热法的补中益气汤方获效。他认为本方不仅能扶正以治内伤（黄芪、人参、白术、当归、甘草等可提高免疫功能），而且能祛邪以治外感（升麻、柴胡等可抗感染），实为虚人外感病安内攘外的良方。
又如老年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时，既要具有寒温统一观，明辨其外感表寒或表热或表寒郁热之证，而分别治以辛温（如麻黄汤）或辛凉（如麻杏甘石汤）或辛温合辛凉（如大青龙汤）之法；又要具有内外统一观，明辨其内伤里寒或里热或里寒热错杂之证，而分别辅以或温或清或温清并用的补法以扶正祛邪，才能提高疗效。万氏常用的白果三拗三子六君汤方之所以对表里俱寒的本证有良效，就是在上述观点指引下创制而成的。
再如慢性风湿性关节炎急性发作时，必须辨明其是属风寒湿痹抑或属风热湿痹，而分别治以桂枝附子汤或麻杏苡甘汤等，才能提高疗效。万氏认为用桂枝附子汤治风寒湿痹不必去芍药，并常用桂枝汤加术附屡效。如曾治刘某某一案，男，５１岁。患风湿性关节炎已２０余年，形寒特甚，极易感冒，近因急性发作而周身关节尽痛，尤以腰膝疼痛为甚，行走须人扶持，舌苔白润，脉沉细弱。投以桂枝汤加术附，更加黄芪、防风、当归、牛膝、桑寄生、杜仲、续断等，连服十剂，诸痛全除，上班工作。又有风热湿痹一案，罗某某，男，２６岁。患慢性风湿性关节炎急性发作，右膝关节肿痛灼热，不能站立行走，周身皮肤散见红疹，入暮发热，汗出恶风寒，口渴甚而喜热饮，大便干结，小便黄热，舌苔白黄相兼，脉浮数。投以麻杏苡甘汤加防己、防风、桂枝、赤白芍、知母、牛膝、木瓜、白茅根、赤小豆等，连服１２剂而愈。
（二）重体质，善别阴阳八纲是所有辨证纲领的总纲，而阴阳又是八纲的总纲。治病不明阴阳，如入迷雾之中。“明于阴阳，如惑之解，如醉之醒。”（《灵枢·病传》，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１９５６年第１版７６页）张介宾说：“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景岳全书·阴阳篇》，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１版１８页）万氏认为，明辨患者体质，是正确审察阴阳的捷径。如阴寒体质者，患病多从寒化，虽感阳邪，亦不宜过用寒凉，应预见其耗气转阴的可能；阳热体质者，患病多从热化，虽感阴邪，亦不宜过用温热，应预见其伤津转阳的可能。尤以病情迁延日久，阴阳寒热错杂的疑难病证，一时难辨阴阳，详细了解其体质，确能有助于指迷定向。是故万氏临证，特别注意对每一患者体质情况的了解。如冬夏所苦，饮食喜恶，屎尿质色等等，从中鉴别其人体质的阴阳，以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可能趋势，从而在治病时注意防范，预为绸缪。如其人素体形寒易感，是为卫阳虚，治病时必须注意在攻邪中扶助卫阳，以标本兼顾。如其人素体纳少便溏，是为中阳虚，治病时必须注意补脾，仓廪足，而后可议用兵。如其人素体阴虚火旺，虽受凉于一时，可预测其化热之机先，治必慎用劫阴化燥之品，而处处顾护其阴。更有一种阴阳气血俱亏，五脏六腑多病之人，体质羸弱，用药稍偏，即捉襟见肘，俗话说“按得头来脚又翘”，最为难治。此时掌握患者体质就有决定性意义，一般采用平性药物，择其关键之处入手，可稳取效。
在了解体质时还要注意不被假象所迷惑。由于中医学是在中国土生土长而成的，因而具有深厚的根基，为人民群众所熟悉和信赖，不少患者常能判断自身是“火体”或“寒体”。但医者对此又不可遽信，必须仔细进行询查，方能断定。因为患者毕竟不是医生，他们只能凭感觉而意会，不能洞察本质，有时难免得出错误甚至相反的结论。如不少人说自己是“火体”，依据是第一卷９８吃辛辣炙等燥热食物即口舌起火疱，或经常发生口疮，或时感身热心烦等。但经医者仔细询查，则其人纳少便溏，口淡不欲饮水，神疲肢倦，少气懒言，显属脾虚阴火之证，其“火”象属阴非阳，其体质属寒非热，当用甘温除热法取效。若从阳热论治，误用寒凉，必其“火”反难已，而气虚脾弱愈甚。
（三）抓主症，单刀直入凡为医者，临床必抓主症，围绕主症辨其病机，求其根本，然后治之。万氏对主症突出，病机单纯之证，常取单刀直入之法，选用药少力专之经方重剂为治。例如将芍药甘草汤用于下列疾患：１．顽固头痛：如治方某某，女，７５岁。患左侧偏头痛，时作时止已二三年。近年加剧，头痛日轻夜重，痛时头如火灼，不欲言语，头晕不能起床，脉弦。投以芍药甘草汤加味：白芍３０克、生甘草３０克、川芎１５克。当天煎服１剂，傍晚即感右侧头部发烧，而左侧头痛停止，彻夜未再发作。次晨头痛虽作，但很轻微，头晕亦减。从此守方长服而愈。
２．“慢肝”胁痛：如治黄某某，男，３６岁。患慢性肝炎，肝脾肿大，两胁疼痛而以右胁为甚，并牵引腰酸痛，头顶亦痛，特别嗜睡，舌红苔薄白，脉浮取则弦，沉取则弱，但尚能食。投以芍药甘草汤加味：白芍３０克、甘草１５克、柴胡１０克、枳实１０克、白芷３０克。连服６剂，胁痛大减，头痛嗜睡全除，患者自觉病去十之九。继守上方加减以善后。
３．下肢游火：如治潘某某，男，４５岁。４个多月来，左下肢阵发游走性肌肉间如火灼日１０余次，后逐渐集中到左髋部，火灼感区域如掌大，有自内达外感。大便结如羊矢，有时咽干口燥，脉弦而细。投予芍药甘草汤：白芍６０克、赤芍３０克、生甘草３０克。２剂大效，１０剂痊愈。
（四）善斡旋，全面关顾万氏认为，对于一些复杂的病证，必须掌握全局，点面结合，用药多而不乱，井井有条，方能克敌制胜。例如以下二案：例一，红斑狼疮案。钱某某，女，４７岁。患局限性红斑狼疮久治无效。现红斑散布于眉心、前额、口角等处，并有灼热、麻辣、痒感，怕日晒和近火，头晕时痛，烦躁出汗，夜寐不安，手足心热，上下肢关节疼痛，腰痛，面浮脚肿，神疲肢倦，食欲极差（每餐只能强食５０左右），大便秘结，经常自服牛黄解毒片，得大便通利则稍舒，月经不通已三四个月，舌质紫暗多瘀斑，脉细弱。
万氏为立活血化瘀、清热解毒、利水消肿、祛风除湿、通经活络、补气补血、健脾助运合法，而以活血化瘀、清热解毒为主，药用升麻、鳖甲、犀角、生地、赤白芍、丹皮、桃仁、红花、当归、丹参、紫草、紫地丁、紫荆皮、鸡血藤、秦艽、桑枝、桑寄生、白鲜皮、刺七厘、白茅根、生苡仁、赤小豆、党参、黄芪、山楂、六曲、谷麦芽、鸡内金等。初服４剂，有肠鸣腹痛下黑色溏便日三四行的反应，后渐止而便通畅。８剂后红斑稍退。１８剂后红斑明显减退变黑，麻辣感减轻，头痛止，腰及关节痛基本解除，饥而思食，每餐可进食１００～１５０克。３８剂后新斑不生，旧斑继退，烦躁全除，头昏由持续性转为轻微的偶发。４８剂后，月经来潮，头晕全除。８８剂后，红斑基本消退，眠食二便均正常。再进２０剂后，临床痊愈。最后改汤为丸以巩固疗效。
例二，血瘀脑海案。李某某，男，４５岁。患脑震荡后遗症、脑颅外伤综合征、外伤后神经官能症。病起于后脑外伤，遗留头昏、头胀，尤其后脑有紧张发热感，并伴脑鸣、目胀，项强不能左第一卷９９顾右盼，右边头皮麻木，后脑连项、背直至足跟有拘急感，行走时尤为明显，走路时只能前进或后退，不能左右转，因而不敢外出。稍看书报，后脑即有抓紧、扭转感，记忆力及思维能力极差，动作迟钝，严重时目不欲睁，口不欲言，身不欲动，已多年不能看电影、电视。夜寐时常突然感到舌边刀划样疼痛，即起床照镜，又无异常。舌正红，苔微黄，脉缓耐按而欠流利。饮食二便睡眠尚可。由于服药甚多，遂对中医药略有所知，自云服补中益气药则胃脘连胁饱胀不思食、头更昏；服凉肝熄风药则迟钝、健忘加重；服活血通络药虽较平稳，但于病无功。万氏认为此病以血瘀为主要病机，但因病程长，用药杂，已呈虚实错杂、胶结难解之象。法当以活血化瘀为主，辅以通经活络，平肝熄风，健脾益气。方用：桃仁１０克、红花５克、当归１０克、赤白芍各３０克、川芎５克、生地３０克、丹参１５克、地龙１５克、山甲珠５克、橘络１０克、丝瓜络１０克、葛根３０克、枸杞子１５克、菊花１０克、党参１５克、焦白术１５克、山药３０克、莲子３０克、甘草５克。连服３剂，每剂都有一股气上冲头顶约五六分钟之久。服至四五剂时，后脑觉有两条筋舒展开来。
但有肝区胀、鼻干、目涩、腹胀（但能矢气）等反应。继服７剂，诸症均减。因守方连服４个多月而痊愈。
二、论治原则（一）首重脾胃万氏强调指出，在人既生之后，一切正常生理活动，均有赖于后天脾胃的正常运转，即使先天肾精，也要靠后天水谷化生的精微之不断充养。人病之后，只要脾胃尚强，其病易治。否则，只有先把脾胃功能调至正常，而后方可议其它。治病诸药，只有当脾胃能够受纳、运化、吸收时，才能发挥作用。是故万氏临床最重脾胃，尝谓：“只要存在脾胃功能不正常，就一定要以调治脾胃为主，无论治何病，此原则不变。”对于脾胃虚甚之证，则无论何脏疾病相兼，也无论何种实邪夹杂，都必须先治其脾胃。认为脾家实，胃气和，诸邪自可驱之而出，诸脏自然得养。他曾感慨地回忆文革时期的一段往事：当时被关在“牛棚”，营养状况极差，万氏脾胃素弱，由于饮食不洁，患蛔虫病甚剧，脘腹胀痛拒按便闭，一难友给服西药“一轻松”后，不但大便仍不下，连小便亦不利，自知垂危，幸获准住院治疗。经管医生恰为熟知者，遂请万氏自为处方，当时万氏自思，邪虽大实而正已大虚，脾胃将败，攻药（驱蛔）难投。即议投健脾和胃行气导滞之剂，１剂而大便得下，竟尽为蛔虫，全无粪便，腹症大为松减，继予调理（未用任何驱蛔药）而愈。万氏这类健脾扶正以驱邪的案例遍及各种急、慢性疾病，且多是在病情危殆、中西药无效的情况下，运用补脾疗法转危为安的。
（二）以阳气为本万氏认为，阳气是人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正如张景岳所强调的：“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景岳全书·大宝论》）。阳存则生，阳亡则死。故万氏临证，处处注意固护阳气，不但阳气虚者，必以温补阳气为先，即使阳气暂不虚者，只要有潜在耗气伤阳之可能，亦必慎用寒凉，或中病即止，或邪气甫衰，虚象微露，即予匡扶，不令加甚。如在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的过程中，由于充分认识到湿热证湿偏重时伤阳耗气的必然性，故能在初期（发热期）就第一卷１００严密监察患者精神委靡、气短、肢凉、脉细弱等热病耗气伤阳现象，及时注射红参制剂的参麦针甚至参附针，常可令患者越过低血压休克期或仅呈一过性低血压状态，不致陷入厥脱；即使在邪气最盛的少尿期，只要患者表现为水湿偏重而正气稍弱，就严格掌握“治湿不远温”的原则，多用苦温、芳香及淡渗之品，少用苦寒，谨防伤阳，以冀湿从燥化，郁伏之热得宣而邪有出路，转入多尿期；在邪少虚多或热病瘥后的多尿期或恢复期，也不持热病伤阴的成见，而对热病耗气，湿重伤阳有足够的警惕，但见舌质淡白胖大，小便清长频数，口淡多津，脉虚细软，便以益气扶阳为主，少用甘寒滋腻之品。事实证明，此法对减轻本病瘥后遗留损害，加速康复是有利的。
在当今静脉补液普遍运用的情况下，滋阴法实在是无病不用，只有太过，少有不及，而一般医者大多囿于热病伤阴之成见，忽视热病耗气之常理，对急性热病唯恐凉之不力，视温药为大禁，令人不无遗憾。
（三）临证治疗有方有守对日常接触的大量慢性疾病及疑难杂症，万氏十分强调要有方有守。
所谓有方，首先是指起用著名古方（经方和时方），或一方为主，或多方组合。万氏尝谓古方沿用至今，千锤百炼，其可重复性之强，非同小可，能用必用，比之随意凑合成方，不知强多少倍。其次是指按医理和经验自组新方。万氏认为，古方是历代医家对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医药成就进行总结后，结合自己的经验而形成的，是适应时代发展的产物。今天，我们同样应根据当代疾病谱的改变和医药发展的新形势，结合自己的经验，形成对当代疾病具有独特疗效的新方。
做到有方还仅仅是一半，另一半则是有守。治病有方，若即生效，自不难守方。若用后平平，症无进退，则大多认为无效，或病家求愈心切，而另就高明；或医者急功近利，而改弦更张，能守方者几希。万氏常说，慢性疾病或疑难杂症，病史长，疗程用药杂，不仅该病本身病情顽固，且多兼有医源性、药源性及患者耐药性等因素，治疗常难速效，必须耐心调治，切忌急躁图功。因此，一方下去，只要患者能够接受，无不良反应，虽无起色，也是佳兆，应坚持守方。同时还要预先耐心向病家说明，求取患者的充分合作。只有医患双方配合默契，信心坚定，才能共奏事功。
（四）主张“大剂量说”万氏临证处方用量一般偏大，据万氏所见，临床常有这样的事例，同一医生，同一疾病，用药相同，若患者服中药多者，常难速效；而平素极少服药者，则收效较快。原因何在？除去感邪之多少，体质之强弱等因素外，患者个体的耐药性是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具耐药性者，如不加大用药剂量，每难奏效。例如某医为一心阳虚证的心悸患者对症处以桂枝甘草汤方，其中桂枝１０克、炙甘草５克，不应；万氏曰，此患者心病痼疾，服药甚多，轻量投之，有如隔靴抓痒。遂于其原方中加重桂枝为３０克，炙甘草为３０克，即效。
对于平素极少服药者，是否就不必大剂量呢？否。不具耐药性者，如其体质壮实而病证顽重，也须用大剂量才能获得速效。万氏认为这比之用小剂量效微且需较长时间服药，至少有如下优点：一是疗效显著，疗程短，康复快；二是不易产生耐药性；三是减少复诊次数与缩短服药时间，给患者带来较多好处，尤其是节省开支。如一农村小男孩患风湿热，膝、踝关节红肿热痛，左下肢内翻、跛行，万氏予大剂量桂枝芍药知母汤方加味，３剂即痛止而不跛行。若用小剂第一卷１０１量，必难如此速效。
其实，大剂量并非万氏独用，君不见当今中西医药剂量都偏大吗？尤其是西医，曾几何时，青霉素水剂每日２０万单位肌肉注射早已逐渐加大到每日２４０万单位静脉滴注了。
（五）不排斥“小剂量说”万氏治病虽然常用大剂量，但也常用一般剂量，有时还用小剂量，主要视病情而定。对于病人体质娇弱，不任重剂；或神经过敏，惧怕重剂；或粗知医药，疑虑重重等等，常用小剂量制方取效。如一中年妇女，体素娇弱，患“乙肝”，证属肝郁脾虚。肝区时痛，神疲肢倦，纳少乏味，口苦齿衄，心情抑郁，多愁善感，常自学中西医学有关资料，处处联系自身，疑虑重重，久治无效。
万氏投以小剂量的逍遥散疏肝、四君子汤健脾、金铃子散止痛（方中柴胡５克、枳壳５克、白芍５克、当归５克、太子参１０克、白术５克、茯苓１０克、甘草３克、生姜３片、薄荷３克、延胡索５克、金铃子５克），并守方达半年之久，始告痊愈，即其例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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