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似城，家乃天堂

婚姻是完整人生的精髓。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学富五车的人还是大字不识几个的人，都要步入婚姻殿堂。有些人的婚姻，可能会有波折，或离异，或丧偶，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婚姻承载了自己几乎全部的人生，并且自己担当主人公演绎出或是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甘苦与共，或是见异思迁始乱终弃的梅花二度，或是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意乱情迷。

 

关于婚姻，中国的文人向来不乏绝妙的比喻，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论——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那是民国时代的境况。换作现在，可不还是这样？有部电视剧叫做《咱们结婚吧》，确是把准了恋爱中男女的脉搏，让期待走进围城的年轻人看的是心潮澎湃。在他们看来，结婚不是恋爱的坟墓，而是恋爱的完成。还有一部电视剧叫《蜗居》，那个围城中生活的官员宋思明，在围城之外将感情宣泄的如黄河决堤般，确是很让人感动了一把，并使人以为走出婚姻围城的人，并非全是大逆不道，或许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以及“食色，性也”解释更为贴切和准确。

 

历经风雨甘苦却始终携手并肩相濡以沫的夫妻，是婚姻的楷模，是婚姻的范本。生活是一部无法预料的复杂的旅行，谁也不知道与己同行的人到底会被那一处不起眼的风景诱惑。走快了，会产生让人感受不到关切的距离；走近了，会产生使人感受得到妨碍的拥挤。如何把好这个度，确是夫妻相处的艺术。对此，林语堂先生曾拿自己的婚姻做比方，说：“我好比一个气球，她就是沉重的坠头儿，若不是她拉着，我还不知要飞到哪儿去呢？”飞高了，会缺氧，气球会因为内外压强差而爆裂；飞低了，会被楼房的棱角或树木的枝条碰触而爆裂。所以，要飞的不高不低，上可使得自己随心飞翔，下可带得爱人一揽风光，而不是像给鸟儿的翅膀戴上黄金，令它永远无法腾空飞翔。

 

那时代的人，可不都像林语堂与廖翠凤，胡适与江东秀，能够经受新式思想的影响而坚定地从一而终。曾经视中国人大张旗鼓锣鼓喧天这般热闹场景的结婚典礼为性交广告的鲁迅先生，便勇敢地辞退了父母之命的旧式婚姻。在与许广平结识之前，鲁迅先生从不与自己的妻子同房，大概是以为那种没有爱情的肉体结合无非是生物的本能反应罢了，于是，才在大冬天都穿的非常单薄，以压制正常男人源自生物本能的性欲。鲁迅终究未离婚，也终究与自己的学生生了情，生了子，这在同时代并不稀奇，因为人们，尤其是那些前卫思想的学者，都有足够的勇气追求婚姻自由，并可藉以表达自己的同旧事物旧道德决裂的立场与态度。

 

现在，社会观念已今非昔比，离婚已然成为公民的权利自由。“妻子不贞，丈夫有一半责任。丈夫不贞，太太也有一半责任。如果把对方逼得落荒而逃，责任更大。”（柏杨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只有到两个人彼此不能作为命运的分享者而终生分享命运时，离婚才成为无法规避的宿命。记得周星驰电影《大内密探零零发》中刘嘉玲扮演的零零发的妻子每次吵架后都要藏在老地方，零零发责怪她没有新意，而她却说：“我怕你找不到。”如此温馨的假托，确是维系婚姻的大智慧。而这正是当下轻率选择分手的人们需要补充的课程。

 

辜鸿铭关于婚姻的茶壶理论，着实是别出心裁。他说，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把茶壶可以配几个茶杯，所以男人纳妾天经地义；而每个茶杯只能配一把茶壶，所以女人应该从一而终。现在的人，比如媒体爆出的贪官包养几房情妇，比如有钱的人养了几房姨太，则全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者。这不能全怪男人坏，因为“当着心爱的男人，每个女人都有返老还童的绝技”（钱钟书语），而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做得了柳下惠，面对女色坐怀不乱。当时，陆小曼听到辜鸿铭的怪论，就告诫徐志摩说，“你不能拿辜先生的茶壶理论做借口，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却只能属于个人。今后我只用你这把牙刷刷牙，你也不许向别的茶杯里倒水。”可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对辜鸿铭先生的茶壶理论作出的有力回应。看当下，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大有人在，这虽符合了辜鸿铭先生提出的茶壶理论，但由于背叛了婚姻必须的忠诚义务，破坏了法律确立的伦理秩序，自应得到法律与道德的批判和鞭笞。

 

“情人过的像夫妻，是做作；夫妻过的像情人，是境界。”这话说的很有道理，但终究记不得是谁说过的了。对于与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个人，我们应该充满感激，尽量理解，学会包容，因为有他（她），我们孤单的前行才有了命运分享者，我们漂泊的人生才有了家庭补给港，诚如伏尔泰所言：“对于亚当，天堂是他的家，而他的后裔，家就是天堂。”（文/冯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