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841年的厦门（上）：屿仔尾炮台黄绍坚
屿仔尾海面：第一次冲突
南炮台离厦门并不远，它就在厦门胡里山炮台的大海对面，与胡里山炮台直线距离仅仅4.7公里。旧时，这两个炮台直线以西的海面，称为厦门港；两个炮台中间的水道，就是厦门港的主航道。如今，集装箱货轮、油轮、渔船、挖沙船、快艇、小舢舨，或快或慢地穿行其间，一派忙碌祥和的景象。 从位于厦门鹭江道上的厦门旅游客运码头出发，坐20分钟的快艇，到达漳州港客运中心码头，再转乘1路公交车，三站，就到了南炮台。这里属于漳州市龙海市港尾镇石坑村屿仔尾自然村，南炮台就位于屿仔尾村海边的镜台山上[1]。 从地图上看，屿仔尾一带，是大陆伸向海中的一个岬角，镜台山正位于这个岬角的顶端。它的对面，就是厦门岛；西侧，是著名的鼓浪屿、厦门港客运港区、东渡港区、嵩屿港区、海沧港区、漳州招银港区、以及九龙江入海口[2]；东侧，是厦门港外的岛链：浯屿、青屿、二担岛、大担岛、烈屿（小金门岛）……该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840年1月26日（清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廷任命邓廷桢为闽浙总督[3]。曾在广东协助林则徐禁烟的邓廷桢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闽省海防，力图遏制鸦片贩子武装走私的猖獗势头。《福建海防史》中说：“以厦门为例，当时（布置）有水师850名，陆兵800名，另水勇300余名，沿岸置有火炮280余门。”[4]不过，当时的邓廷桢，并没有意识到战争的临近[5]。 1840年7月2日（清道光二十年六月初四日），第二批北上定海的英军途经厦门外海时，派出一艘风帆动力、拥有42门火炮的重型护卫舰“布朗迪”号（Blonde）[6]，在舰长胞诅上校（Bourchier）指挥下，于当天中午从青屿一带驶入厦门港外[7]，停泊在屿仔尾海面[8]，准备向对岸的厦门守军递交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3rd Viscount Palmerston）致中国宰相的信的副本。派出全副武装的军舰进入他国内港，递交所谓的“外交文书”，无疑是一种战争挑衅行为。在美国学者费伊（Peter Ward Fay）所著的《鸦片战争：1840-1842》一书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当天下午，英商怡和洋行职员罗伯聃（Robert Thom）充作翻译，举着白旗，划着小艇欲在厦门登岸，白旗上除了写明他的任务之外，还有一句赤裸裸的威胁：若向小艇开枪开炮，将会招来英国“一个最可怕的报复！你们小心！你们小心！”[9] 但厦门守军显然并不理解白旗的含义，更不理会英国人的威胁。他们开枪射箭，拒绝英国人登岸，“布朗迪”号则开炮还击。经过7月2日下午和7月3日上午两次试探，英国人始终未能登岸当面递交所谓的“外交文书”，只得将它放进一个漂流瓶里，见到一位渔夫拾起后，便于1840年7月3日下午驶出厦门港外，赶往舟山与英军大部队会合[10]。 这次交火之后，英国人称击毙了清军5或6人，自己并无损失[11]。邓廷桢则以奏折形式，向道光皇帝谎报战功说，当场刺死英军1人、开枪射箭击中至少3人、打伤英军多人、战后于海面上又打捞到英军遗体1具，“夷船即日逃窜”；清军一方则被敌炮击毙9人、受伤14人，炮台、兵房和滨海民房被毁数处[12]。此外，民妇陈黄氏也在冲突中被英军炮弹打死[13]。后来，有学者根据邓廷桢这份吹牛皮的奏折及其它材料，将这次交火称为鸦片战争中第一次厦门保卫战的胜利。我觉得，还是历史学者茅海建的说法比较可靠：这次战斗“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攻防战斗”，“在这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中，清军损失更大，不能将这次战斗称为清军获得击退英军进攻的胜利。”[14]
屿仔尾炮墩：第二次冲突
如今紧挨着南炮台西侧，就是正在建设中的漳州招银港区，满载土石的大卡车往来奔驰，滚滚烟尘被卷扬到空中，缓缓落在《南炮台简介》石碑上。这块石碑，由招商局漳州开发区管委会于2010年立在南炮台大门口，石碑中有一段介绍：“南炮台位于原屿仔尾村镜台山上，又称屿仔尾炮台……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春，闽浙总督邓廷祯为配合林则徐禁烟御海备战而筑。” 这样的描述肯定错了。虽然邓廷桢、黄爵滋等人于1840年4月28日（清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上疏建议在福建沿海添建用沙袋垒成的炮墩[15]，但1840年7月2日，当英舰“布郎迪”号驶进厦门港外时，就停泊在屿仔尾海面，并没有遭到炮击，可见那时屿仔尾炮墩尚未建成。邓廷桢兴建屿仔尾炮墩，应该是在中英厦门第一次冲突之后，即1840年夏。《清史稿·邓廷桢传》中说，邓廷桢被任命为闽浙总督之后，“购洋炮十四（门）运闽”，并在福建沿岸的沙滩上赶建炮墩。这种炮墩，针对海沙浮动不稳的特点，用5-10层沙袋垒起，厚2-4层，长度从十余丈至百余丈不等[16]，置炮其中，清军福建水师舰船则停泊在炮墩外，互相掩护[17]。尤其是得知1840年7月5日浙江定海遭英军攻击第一次沦陷之后，1840年7月上旬，邓廷桢致信时任福建汀漳龙道的李昭美，提醒他“至炮火尤为紧要，凡紧要口岸，务须坚筑炮墩，多安大炮”[18]。1840年8月5日（清道光二十年七月初八日），邓廷桢再次急信催促李昭美，命令他于漳州沿岸“要隘处所，多多堆筑”炮墩[19]。后来，1840年11月27日（清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四日），时任刑部侍郎的黄爵滋在复查中英厦门第二次冲突之后，也向道光皇帝报告称：“至（农历）七月内，（厦门港两岸）砂墩炮位布置已具”[20]。可见，1840年夏，邓廷桢兴建的是“屿仔尾炮墩”，而非“屿仔尾炮台”。 在屿仔尾赶建炮墩的努力，并没有白费。1840年8月21日傍晚（清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载有28门火炮的英国护卫舰“鳄鱼”号（Alligator）[21]和英国武装运输船“布里玛”号（Braemar），到达厦门港外执行封锁任务[22]。这实际上是一个酝酿已久的阴谋。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职员林赛（H.Hamilton Lindsay）化名为“胡夏米”（Hoo-Hea-Mee），对中国沿海进行间谍侦察。1835年7月24日，他致信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建议战争爆发时，英国应在广州、厦门、上海、天津四个主要港口附近派驻小型舰队，以封锁中国沿海贸易[23]。1839年8月7日，巴麦尊在一次会议上表示，战争爆发后，将派出英国海军“封锁珠江口到东北一线的沿海，或者还要占领厦门，以便截断台湾米粮的供应——这种供应是福建人所必不可少的”[24]。1839年10月18日，巴麦尊在发给英国侵华全权副代表义律（Charles Elliot）的秘件中，明确指示：“陛下政府现在的想法是：……占领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或厦门镇（城），或其它任何岛屿，凡是能够用作远征军的供应中心与行动基地、并且将来也可以作为不列颠之商务安全根据地的就行；陛下政府是有意于永久占有这样地方的。陛下政府还打算立即开始捕捉、并扣押海军所能弄到手的一切中国船只”[25]。 遵循这样的指示，“鳄鱼”号和“布里玛”号开始在厦门港外扣留商船，封锁港口。1840年8月22日、23日、24日（清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英军经青屿海面进入厦门港外，先后三次与厦门沿岸白石汛哨所（今厦门环岛路曾山站附近白石炮台遗址）、大炮台（今厦门大学白城海滨至厦门港沙坡尾一线）、水操台（今厦门大学白城教师宿舍）、鼓浪屿炮台（今厦门鼓浪屿漳州路5号原英国领事公馆）、屿仔尾炮墩及驻守厦门的清军福建水师舰船发生交火。尤其是1840年8月24日上午（清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七日），英军放下三只舢舨，追逐进口商船。时任福建兴泉永道刘耀椿，派出水勇驾驶四只划龙船，与之激烈交火，从今天的厦门环岛路曾厝垵一带海面，一直打到屿仔尾海面。“鳄鱼”号开炮掩护，驻守屿仔尾炮墩的游击谢国标则开三炮还击，划龙船上的水勇也向英军舢舨开炮，击中英军舢舨一只，打死打伤英军五人，击退了英军的骚扰[26]。8月26日夜间（清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英军撤离厦门港外[27]。 事后，汇总双方战报来看，在这次冲突中，英军基本达到封锁厦门港口的目的，“将16艘鲁莽的（清军）风帆战船击沉在礁石与浅海间，并且在他们（‘鳄鱼’号和‘布里玛’号）停留（厦门港外）的一周时间里，俘获了任何（在海面上）航行的东西。”[28]英军至少死伤5人，“战舰（指‘鳄鱼’号）主桅上的武器被打掉，还有一发炮弹打进舰壳，依然留在那儿。”[29]清朝方面则一如既往地谎报战功，不论是邓廷桢的奏折，或是黄爵滋的复查报告，都只提“三日内兵丁伤毙6名”，游击任经猷“被炮殒命”[30]，“其余岸上官兵均无损伤”[31]，绝口不提在这次冲突中清军福建水师方面16艘战船的损失。 同样，有学者认为这次冲突是厦门取得第二次击退英军进攻的胜利。我还是赞同历史学者茅海建的判断。他说：“不管战斗的经过如何，结果对谁有利，它毕竟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攻防战斗，这表现为英军的进攻目的并不明确。如果将此次战斗称为厦门清军击退了英军第二次进攻，立论似不稳妥。”[32] 屿仔尾炮台：厦门保卫战前的准备
如今的南炮台，是一座防守严密的炮城，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周长约240米，在西南方向开有一门，门上镌有“播荡烟尘”四字。炮城围墙采用夯土及条石混筑而成，墙高6米（滨海处高约20米），厚1.5米，设有女墙、垛口、枪眼和跑马道。炮城内部，设主炮位一座、辅助炮位六座，并建有兵舍、濠沟、弹药库、练兵场等[33]。 但是，南炮台现在的样子，并非鸦片战争中屿仔尾炮台的原样。综合《厦门市志》、《漳州市志》和《龙海县志》中的相关记载可知，1876年（清光绪二年），清廷在屿仔尾炮台的基础上，修建南炮台炮城，筑女墙和炮孔[34]。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为南炮台添配350磅弹瓦斯前膛炮1尊、17生克虏伯后膛炮1尊、英国老炮及土炮6尊，常驻士兵20名[35]。1891年再次扩建[36]。其后，在抗日战争中，1937年9月3日，南炮台守军在炮台主官何荣冠的指挥下，协助厦门守军抵抗日军侵略，发炮击伤日舰“若竹”号[37]。1938年5月12日清晨，已占领厦门的日军，出动军舰、飞机袭击南炮台，炸毁南炮台火药库、大炮及运弹轨道，南炮台被毁[38]。1953年，为了修建厦门高集海堤（高崎至集美），南炮台残存的克虏伯主炮，被拉去填入海中[39]。直到1990年，当时的龙海县人民武装部和龙海县港尾镇石坑村，共同筹措资金，才在南炮台遗址上建起国防园[40]。2007年，招商局漳州开发区管委会再次修缮南炮台[41]，并于2009年仿广东沙角炮台的克虏伯大炮样式，仿造280毫米口径克虏伯大炮一门[42]，放置在南炮台的主炮位上。 可是，1841年的屿仔尾炮台究竟是怎样的呢？现存的资料并没有详细的描述。不过，参与侵华的英军中尉约翰·奥特隆尼（John Ouchterlony），于1844年在伦敦出版了一部《对华作战记》。他是英国皇家地质学会会员，所以在书中附有一张现场速写画《对厦门的猛攻》（Storming of Amoy）。从画中可以看出，画面右侧，是厦门的“长列炮台”（今厦门大学白城海滨至厦门港沙坡尾一线），左侧的小山岗上，就是屿仔尾炮台。当年的屿仔尾炮台，已明显建有围墙、垛口和炮位[43]。 这是时任闽浙总督颜伯焘努力的结果。 颜伯焘这个人，现在被一些历史著作描述为鸦片战争中的软弱派、投降派甚至卖国贼，与被描述为民族英雄的邓廷桢，形成鲜明的反差。但这种评价并不公正。1840年9月29日（清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颜伯焘接替邓廷桢，被任命为闽浙总督[44]。他到任后，“先后调派兵丁共16500余名，外标兵3000名……水师兵2632名”，全面加强闽省海防[45]。根据历史学者茅海建统计，“颜伯焘等人根据前两次战斗英军皆从南水道突入的经验，积极改善厦门岛南岸、鼓浪屿、海澄县屿仔尾三个重点地区的防御工事。”在厦门岛南岸，颜伯焘将邓廷桢用沙袋垒成的炮墩，改建为用花岗岩大石砌成的线式炮兵阵地，称“石壁炮台”（英国人称为“长列炮台”，the Long Battery），长500丈，高1丈，厚8尺，共设大炮100门；在石壁炮台以东、以西地区，设炮62门；在鼓浪屿上设炮76门；又将屿仔尾炮墩改建为屿仔尾炮台，设炮41门。以上各处共设火炮279门，部署守军2799人[46]。此外，颜伯焘还在厦门岛东、北方向的五通、高崎，以及厦门港外岛链浯屿、青屿、大担岛、烈屿（小金门岛）等处，亦均布置炮位和士兵守卫，同时还下令在厦门赶建战船、火炮。厦门沦陷后，据参与这场战斗、在英国风帆动力、拥有18门火炮的小型护卫舰“摩底士底”号（Modeste）上服役的副官宾汉（J. Elliot Bingham）统计，仅在厦门岛、鼓浪屿、筼筜港（英国人称为side Bay）、厦门的船坞（英国人称为Little Goove）等地，英军缴获的火炮，竟然多达628门。可供作为参照的数字是，1840年7月5日，英军攻陷浙江重镇定海时，缴获的火炮数为173门[47]。 经过各种努力，到1841年8月厦门沦陷前夕，“颜伯焘在厦门一带共安设火炮数百位，部署清军5680名；他为了保证清军未重点设防地区的安全，还雇募水勇、练勇共9274名，以配合清军，各保地方。”[48]这样的布防，加上前两次中英厦门冲突之后，邓廷桢等人谎报战功的行为，使得道光皇帝充满了盲目、甚至近乎疯狂的乐观情绪。1841年3月14日（清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道光皇帝下谕颜伯焘，“傥有夷船窜入，立即督率兵勇，痛加剿洗，务令片帆不返，以靖海疆。”[49]1841年3月26日（清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初四日），道光皇帝再次严令颜伯焘：“设或（夷船）窜突闽洋，即当并力攻击痛加剿洗，以伸天讨而快人心。”[50] 但是，清廷从上到下对近代世界的无知和自大、清军指挥和战斗体系的混乱、清军火炮和战舰装备的落后等因素，注定了即将到来的厦门保卫战，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正如茅海建所说：“清军只是一支中古式的武装力量，厦门防务的加强也只是最大可能地运用各种传统防御手段……一支传统的清军用传统的方式，是不能战胜近代化的英军的。”[51]（未完待续，请见《1840-1841年的厦门（下）：厦门沦陷，江继芸殉国》）（2013年1月18日星期五6时13分改定）  《厦门和鼓浪屿，长炮台》。选自The Chinese War，by John Ouchterlony，London，1844     南炮台（又称“屿仔尾炮台”），位于漳州龙海市港尾镇石坑村屿仔尾自然村镜台山上  鼓浪屿炮台旧址（厦门鼓浪屿漳州路5号，原英国领事公馆） 从鼓浪屿炮台旧址上远眺（厦门鼓浪屿漳州路5号，原英国领事公馆），图中礁石为鼓浪屿印斗石 [5] 茅海建：《鸦片战争时期厦门之战研究》：“从邓廷桢到闽后的奏折中可以看出，他丝毫没有意识到战争已迫在眉睫，反而对下属‘告以夷人之无能为，我师之大可用’，以振奋福建清军查禁鸦片的斗志；又由于以往鸦片走私船窜入厦门较少，他也根本未下令在厦门加强防御，反是命令该处文武官员率领驻防厦门的水师战船前往他处缉拿鸦片走私船。”见《近代史研究》，1993年04期，14页。
[6] The Chinese War：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by Lieutenant John Ouchterlony，F.G.S.,Saunders and Otley，London，1844，p51。 坚案：Peter Ward Fay所著的《The Opium War，1840-1842》一书中也说，布郎迪号是一艘载有42门火炮的重型护卫舰，见该书附录《List of Characters》，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5，pXXV。 但麦克弗森《征华二年记》中却说“布郎迪”号载有44门火炮，见Two Years In China，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xpedition，by D. McPherson，M.D.，Second Edition，Saunders and Otley，London，1843，p16。 又：柏纳德《“复仇神”号轮船航行作战记》中也说，“布郎迪”号载有44门火炮。见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编：《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163页。 [14] 茅海建：《鸦片战争时期厦门之战研究》，《近代史研究》，1993年04期，20页，31页。
[21] Two Years in China：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xpedition，by D. McPherson，M.D.，second edition，Saunders and Otley，Conduit Street，London，1843，p17。
坚案：但费伊《鸦片战争：1940-1842》一书中，却说“鳄鱼”号有26门火炮。见The Opium War，1840-1842，by Peter Ward Fay，List of Characters，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5，pXXV。 [28] The Opium War，1840-1842，by Peter Ward Fay，List of Characters，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5，p244。 [32] 茅海建：《鸦片战争时期厦门之战研究》，《近代史研究》，1993年04期，24页。
[35] 《厦门市志》卷20《军事·要地、设施·炮台》附《清末厦门沿海要口炮台一览表》。
[43] Storming of Amoy。The Chinese War，by Lieutenant John Ouchterlony，F.G.S.，Saunders and Otley，London，1844，p176。
[46] 茅海建：《鸦片战争时期厦门之战研究》，《近代史研究》，1993年04期，25页。
[47] Table showing the number of GUNS captured from the Chinese，between the commencement of 1840 and the end of 1842。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by Commander J. Elliot Bingham，B.N.，Henry Colburn Publisher，London，M DCCC XLIII（1843），Vol II，p445-446。 [48] 茅海建：《鸦片战争时期厦门之战研究》，《近代史研究》，1993年04期，2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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