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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收到《广西文学》创刊60年纪念专号，看到诗人刘频的文章，方知道他写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编辑生涯，1985年我开始做诗歌编辑，并非一个从校门出来的人有多少能耐“改天换地”，最应该铭记的是当时的副主编张辛，他是我接触过的最开明的前辈，我一上任就可编“大学生征文”，并在一个民歌传统非常丰厚的地域编发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完全得益于他的支持。我会单独为张辛老师写篇文章。刚才搜索，方知刘频在他的网易博客贴了此文，转载过来，仅是对青春岁月的怀念。）
应约为《广西文学》杂志创刊60周年纪念专刊而写——
一本杂志和一个诗人的30年
刘频
一本杂志，打开了我30年的诗歌写作之旅。——她就是《广西文学》。我少年时代恰逢“文革”后期。在那个文化荒芜的年代里，母亲订阅的这本杂志一直陪伴着我孤寂的生活。我记得，那时她叫《广西文艺》。当年，这份装帧简单、纸张粗糙的杂志，满足了一个孩子的精神渴求和做作家的梦想。那时，我已经开始学习写诗。
对我而言，《广西文学》是我诗歌写作的起飞之地。
1979年，我进入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后，开始了系统的诗歌写作。1982年，在我大三的时候，我把写于1981年的几首诗作投稿给《广西文学》，当时的诗歌编辑柯炽先生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拟采用我的诗稿。柯炽先生是位认真、热忱的人，在信中他鼓励我多写多读。这位长于民歌搜集整理与写作的老编辑，谆谆嘱咐我要注意从古典诗歌和民歌吸取写作的养分。至今，我仍记得柯炽先生那种很放达、很独特的字体。在诗作发表之前，他还打电话到中文系，询问我是男还是女的（当时的杂志都标注女性作者的性别）。之后，编辑部还将打印清样寄给我，经我校对无误后再寄回编辑部。几个月后，这几首诗居然发表在《广西文学》诗歌栏目的头条，这是我第一次在《广西文学》发表诗歌，这无异于给一个毛头青年装上了飞向诗歌天空的翅膀。那时，我19岁。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杨克担纲《广西文学》的诗歌编辑。作为一个编辑和诗人，“阳光男孩”杨克在对广西现代派诗歌的启蒙和培育上，做了大量工作。那时，《广西文学》加大了对青年作者扶持的力度，不时组织我们参加笔会，或体验生活。那时杨克非常强调读书。特别是“百越境界”的主张提出以后，大家在一起时，他和林白（那时叫林白薇）经常向我们介绍一些观念新锐的书籍，并和我们交流读书心得。1985年，《广西文学》举办“梧州笔会”，我和杨克住一间房。当时他在写红水河的系列组诗，有一个晚上他在通宵构思，结果一宿只憋出两句诗。他对自己的创作就是这样苛求，对广西青年诗人的写作也是很苛求，这种写作上精益求精的品格，促进了广西诗歌水准的整体提升，也使我形成了在写诗时以句甚至以词为单位的习惯。我一直以为，这个一脸笑意、面容俊朗的杨克，是广西现代派诗歌的“教父”。由于他在《广西文学》的努力，从而完成了广西诗歌从传统诗歌向现代派诗歌的大迁徙。我也一直记得，当时集合在《广西文学》旗下的青年诗人们，眸子里闪动的理想主义的光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一直和冯艳冰副主编保持较多的联系。这是我诗歌写作的勃发期，仅在《广西文学》我就发表了近百首诗歌。艳冰副主编是位很有亲和力的人，每次她打电话来约稿，我都很喜欢她那种如她性格一样温婉柔绵的声音，喜欢她那种和作者诚挚交流的语气，在这当中，她会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一些新的理念。有一次，在召开一个文学颁奖会前，她希望我在会上朗诵我在《广西文学》发表的获奖诗作《在时代中的羞愧》，我抱歉说我背不得。而她说她背得我这首诗，我以为她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后来，女诗人琬琦告诉我，艳冰副主编在玉林讲学时，确实能够完整地背出我的这首诗并给与会者作了分析。她对作者的作品的熟悉程度，令我讶异、感动。我最钦佩的还是她建立在理论功底之上的编辑眼光和策划能力，她能够整体把握广西诗歌发展的脉络和方向，使之贴近全国诗歌前沿，并挖掘出一拨拨诗歌新人，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写作梯队，使广西现代诗歌由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移动。
在我与《广西文学》结缘的30年中，杂志社的罗传洲、李宝靖、严风华、覃瑞强、张辛、凌渡、黄堃、韦露、牛依河等，他们或为我的前辈、师长，或为我的同辈、文友，也给予了我的诗歌创作以热诚的扶持。和很多诗人一样，当我能够在除广西以外更广阔的空间鸟翔鱼跃，但我一直深情感念长期抚育我成长的《广西文学》。今年，是《广西文学》创刊60周年，我只想对她说：羔羊跪乳，深恩不忘！
2011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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