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港城门史话
时间：
2014年05月11日 10:25
来源：
贵港日报
编辑：谭倩华
清《广西通志》记载：“贵县旧城设窝铺二十四间，为门五：东西北各一，南二。城墙高十尺，有奇女墙，五尺有奇，上下左右周围计二万余尺，明万历间增高到一丈五尺，厚八尺，周五百九十丈，垛口一千二百二十五。”
光绪《贵县志》记录了贵港的城垣变迁史：从郁江南岸的汉吴陆绩故城，到唐元和年间迁于北岸筑土城，元代至正年间将土城改为石砌并设五座城门，明万历年间改砌青砖并增高，清康熙年间重修。在咸丰、同治期间，因兵燹战乱，贵港老城“基址尽平，仅存城门旧迹”。光绪初年，知县何昭然倡议重建，后历经七位知县接力修缮，整个五门内城才重新全部合拢，贵港老城恢复了有完整的城墙、城门、瓮门及箭门的城防体系，再度形成以官府衙门为重心的一座全封闭的临江传统城池。
大南门：客运码头
贵港老城前据郁江为濠，东湖、井塘及南涧诸水环绕于后，西端则以鲤鱼江天堑为险。老城范围西起西门桥，东达大东码头，南抵郁江干流，北至建设东路，最核心的地段为旧县治衙门地，即港北区政府旧址。与县衙门正对面的大南门城楼，是贵港老城内陆势最高的区域。大南门紧临郁江，在交通主要依靠水路的古代，大南门充当着客运码头的角色。
明代隆庆四年（1570年），贵县官营驿站——怀泽驿由城东二里迁建于郁江边的大南门外，由陆路驿站转换成水陆两栖驿站，这处水陆无缝切换的新怀泽驿站，成为传递文书、官员来往及运输等中途停泊、住宿的地方。据《明吴敬夫重建怀泽驿记》记载：“甫二月而驿已告成，……使客往来、舟车便于驻泊，亦可通国家血脉于上下。”
清代顺治十四年（1657年），怀泽驿被裁撤，包括大南门石步在内的驿站附属设施日趋残破。康熙二年（1663年），贡生曾光国捐资设大南门外义渡，成为两岸民众过江的首选渡口，也是外埠人员沿水路抵贵登陆的码头渡口。为避免出现争先恐后的拥挤现象，曾光国在江边礁石崖壁上题额“过渡莫争船”五个大字，类似当代车站码头出入口处的醒目提示。
清末民初，随着西江-郁江沿岸城市相继对外开埠通商，经济贸易迅速发展，封闭的城墙成了城市扩张的桎梏。民国十年（1921年），贵县地方人士倡议拆用城砖以供建筑。民国十六年（1927年），县长李荫唐下令拆全城垛口以建第二市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贵县掀起全面拆墙建街浪潮，五门之间的城墙全部拆除，先后辟建东门街等11条马路。至解放前，仅留下大南门城楼。
现存大南门城楼是贵港城市历史的根脉，铭记着这座历史名城的峥峥往昔岁月。2009年，大南门成为贵港市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小南门：征税关口
光绪《贵县志》记载：“自道光间，商人停办广西盐，法屡变更，贵县盐引亦久停，遂无督销之事，遭兵燹后于同治年间，在小南门城楼设缉私盐厂，禁上江商船载运，惟零星贩卖熟盐概从宽免，民间称便。”
贵县是非产盐区，盐业历来由官衙专营，盐货从外埠调运经郁江水路抵达小南门外江边，卸船登岸入城前，先经设在小南门城楼的缉私盐厂报关查验，大宗生盐征税通关，零星熟盐则免税通关。大宗食盐经小南门入城后，就近贮存于小南门附近的“旧盐埠地”——今址为县西小学。
清代官方专营货物在小南门外下船停泊，查验通关后，才得以合法流通，因此小南门在五座城门中充当着征税关口的独特角色，相当于货运码头的地位。民国十六年（1927年），设立国税机构，名为贵县盐务验缉厂，仍沿袭清制，将盐务验缉机构设在小南门。
此外，在古代全靠城墙抵御大江洪水，因此大凡临江城池的城墙兼有军事防御和防洪减灾的双重功能。濒临郁江的大、小南门及之间的城墙，如同一道高耸坚固的防洪堤坝，将贵港老城与郁江相隔离，在一般洪水年份，凭借完整封闭的城墙，五门之内俨然是一个安全岛。但在大洪水年份，城墙有时是阻挡不了洪峰的冲击的。
光绪《贵县志》记载：“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大水自东门至西门颓塌无算。”另据1993年版《贵港市志》描述，民国初期曾有几次大的水灾，最大一次为民国二年（1913年），当时有完整的城墙，起到了防洪的作用，城内没有被浸，但洪水侵入城墙外街区，从水流沟倒流入东湖，从南涧井泛入城北广阔区域，北门城墙边至七里桥一片汪洋。
时至今日，小南门残存的城基墙砖，以及“小南门巷”这个地名仍在无言地诉说着五门之中“水关”的往事。
西门：瓮城之门
瓮城，又称月城，是在城外所筑的半圆形的小城，作掩护城门、加强防御之用。据光绪《贵县志》的城厢图所示，西门是贵港老城五门之中惟一设有瓮城的城门。西门之外有瓮城，瓮城之外又有西门桥，形成了城外——西门桥——瓮城——西门——城内的多重西门防御体系。
五门之中仅在西门修筑瓮城，是由于城内西街（后与五长巷合并称西五街）是清代贵县籍任官职最高的封疆大吏——四川总督陈璚的家族聚居地，包括光禄第、大夫第、怡园等成片连体的建筑群。为加强这位清廷从一品大官在西街府宅的防护力度，在光绪年间重修城池时，在西门增筑瓮城，以策陈璚家族之安全。
西门瓮城之外，还有一座西门桥。西门桥横跨南涧井水系之河渠，犹如人工护城河，西门桥以西的鲤鱼江则是西门瓮城外围的天然护城河。西门桥河渠联通南涧、井塘诸湖泊水系。康熙年间，知县陈敷和重修西门桥，进士李彬为此撰写《邑候陈敷和重修西门桥记》碑记立于西门桥边，这块碑记直到光绪末年仍存。到民国时，西门桥在拆城建街浪潮中被辟为道路，成为连接城西与城内的坦途。
西门桥——南涧——井塘排水沟渠是贵港老城内最古老的排水设施，从城北的井塘水系联结西门外的南涧水系，最后经西门桥沟渠直通郁江。这条排水沟渠起到蓄水排洪的调节作用，可防止江水上泛，避免了江湖洪水倒灌入城。
解放后，在西门桥的土筑堤坝基础上建成防洪闸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改用片石砌并加高堤坝，八十年代建成排涝站，极大地提高了郁江汛期西门片区的排洪能力，缓解了内涝积水。
如今，西门已成为历史名词，西门及瓮城所残留的基石残砖仍偶现于南涧旧地的民宅房前屋后，尚有“西门桥”这一沿用至今的地名宣示着西门的最后遗迹。
东门：陆路通道
在贵港老城五门中，大、小南门直抵郁江岸边，西门及北门外围有鲤鱼江、南涧、井塘诸水系环绕，惟独东门连接陆路交通主干道。怀泽驿迁建大南门外之前，位于城东二里陆路，与东门相连。东门城楼旧址位于原朝阳饭店与县东街街口的交汇处。
民国《贵县志》记载：“县署，今贵县县政府，在县城东门内，即县署旧址。”“废教谕署，在县城东门内，县政府右。”“贵县地方金库，在县城东门内，县政府右，废教谕署旧址。”可见，东门与县治衙门（民国改称县署）是相邻并连成一片的，大南门位于县衙门南面，而县衙门的东侧，则是东门城楼。
明代徐霞客于当年途经贵县时，在其游记中留下了关于贵县东门的只言片语：“……又五里，则路两旁皆巨塘潴水，……又一里，过接龙桥。……又西一里，由贵县东门抵南门，则大江在其下矣。静闻与顾仆所附舟，已先泊南门久。下午下舡。”这段弥足珍贵的文献记载，忠实地记录了明代贵县城垣、湖泊河流与街区之间的格局分布及走向。
徐霞客独自徒步到达城外的东湖地区，从登龙桥穿过东湖，到达东门城外，由东门进入城内，并从东门“又西一里”到达大南门，与先期通过水路到达大南门外怀泽驿站等候多时的同伴顺利汇合，继续西行的旅程。
在清、民时代，东门是城内政治中心与城外繁华商业区域的分界线。在拆城建街的浪潮中，东门被夷为平地，东门街商圈的繁华便扩散波及城内，尤以东门——大东码头为中心的区域最为繁华喧嚣，商号当铺、会馆戏院、酒楼食肆，商铺林立，犹似贵县“外滩”。
北门：民国刑场
北门，位于贵港老城北部偏西方向，北门外历来是蔓草丛生、水塘密布的荒郊野地。光绪《贵县志》记载：“康熙知县林兆惠修筑，惟北门自明末兵燹闭塞未启。”可见，北门在明末时，因战乱而处于闭塞状态。到清代康熙年间，知县林兆惠重修五门老城时，依旧是维持北门长期封闭不敞开的旧例。
到了雍正年间，北门外这片荒芜之地有了零星的开垦。光绪《贵县志》记载：“先农坛，北门外，清雍正五年建，耕田四亩九分。”“社稷坛，北门外，雍正十一年修建。”
在民国时代，“北门外”这三个字代表的是血腥和死亡。根据《贵县党史资料选辑》介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革命志士都是就义于北门外。
1927年9月，石卡农协会主席李福田、干部姜祖成两人被国民政府杀害于北门外。1928年3月，因覃塘排厚村事件，中共贵县地下党县委书记陈培仁及其他四位革命同志在北门外就义。1930年11月，东（井塘）南（溪桥）洋（七桥）三乡革命运动中的南溪桥支部书记杨德云、东井塘党员林毓昂、妇女会干部吴秀芳三人在北门外被杀害。1931年10月，中共贵县地下党县委委员李焕廷、洋七桥支部书记杨道平、东井塘支部书记傅兆周、中共贵县地下党西区支部书记闭烈等人在北门外就义。北门外，成为贵县民国时代执行死刑的场所。
目前，贵港五座城门遗迹作为老城的历史印痕，已经成为品读这座古城历史的符号。市井坊间熟知的大东码头之地名源出东门，西门遗留有西门桥，北门则有北门市场沿袭其名，小南门尚有小南门巷可觅其踪迹，保留至今的大南门城楼则是老城历史文化的地标。
这些贵港老城遗留的城门地名担当了延续本土文化血脉的使命，成为贵港人对老城记忆的载体，更是贵港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标志。保护和利用好这份历史遗产，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树立本土文化自信、弘扬贵港精神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稿件来源 贵港日报 作者 杨旭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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