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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四季，如果说少年是一支歌、青年是一首诗、老年是一篇散文，那么中年则是一部小说。
人生四季，如果说少年是一支歌、青年是一首诗、老年是一篇散文，那么中年则是一部小说。歌者，“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诗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散文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至若小说，“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我以为，中年心境，多少都与悲凉有关。至少于我是这样。 其实，按传统人生分法，作为“50后”的我，该是老年了。所幸如今四十五前都还是青年，因而自己尚可在中年队列里暂且赖上几天。但今天我更想说的是世纪之交处在典型中年阶段的自己。 世纪之交，我在岭南的广州。说起来，我在广州生活了二十一年，仅在暨南大学任教就有十七年。平心而论，广州固然有排外倾向，但对我这个北方佬还算是友善的。毕竟当年有广州姑娘嫁给了我，教授这个正高职称也是在广州捞得的。更重要的是，翻译家也好翻译匠也罢，其第一步无疑始于广州。至少，村上春树的主要作品是我吃着广州大米翻译出来的，并且得到了认可和好评。在别人眼里，我或许是个如日中天的中青年教授和翻译家。不料，就在那个时候，我的人生陡然跌入了低谷。 表面上，没有领导看我不顺眼，没有同事数落我的不是，更没有人暗中使坏。我自己也并没有无精打采面黄肌瘦。然而我知道———我的生命之舟驶入了夜幕下暗礁遍布的航道。白天在书桌前对着摊开的稿纸一两个小时硬是一个字也写不出，夜深人静常常独自踱去窗口，默默望着灯火阑珊的夜景。我隐约感觉，我再不能在广州这座城市待下去了，或者说这里已不是久居之地。那时我刚过四十五岁。 那时我来到了青岛。我虽然祖籍蓬莱，和青岛同属胶东半岛，但来青岛是第一次，来山东也是第一次。我想是长眠于胶东半岛的先辈亲人唤醒我身上潜在的血缘因子，使得我对青岛一见如故。说得唯心些，恍惚觉得儿时梦中某个场景倏然复苏过来。一切都有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给了我无可名状的慰藉，使我一时忘却了一两年来浸没心头的悲凉。 天佑人助，几个月后我正式调来青岛海洋大学任教。那是一九九九年秋季开学期前的事。于是我在青岛迎来了新世纪的钟声。 上课之余我开始尝试写作，写散文写杂文。我是翻译家，更是中国人，村上春树再优秀也是日本人———一个中国大男人名字总是小两号跟在日本人名字后面，总让人心有不爽。幸运的是，刚写就被青岛这座城市接受和喜爱。几年写下来，写成了“半拉子”作家———广州让我成为翻译家，青岛帮我成为作家，而且都是在中年阶段。这么着，至今我也没为我的中年北上感到后悔。在这个意义上，是青岛、是胶东故土让我翻开了中年这部小说新的一章。 林少华/著名作家、翻译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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