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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社会秩序的建立需要以制度为基础。而且，制度也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可以表现为多角度、多层次的，也可以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加以变革。玉器的佩带在其上古、中古及近古时代也都有一定的佩带制度。周王朝以“礼”制社会，而“事鬼敬神而远之”，强调了各族之中自己祖先神的拥有，在其信仰中消除了对远古祖先和众神的礼拜，这一点与商王朝宣扬“众神共处、祖先共尊”的宗教信仰相驳。同时，分封制度和宗法制度的建立，也将周王室、王族推至社会统治的核心。这样一来，王室中的成员的佩玉也出现了制度化。据《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由此可见，不同的玉器，象征不同的身份、地位，在使用上也由某种制度划分。另外，有一种组玉佩在西周中期大为流行起来（在《玉器的题材与设计——上古篇》中已经介绍过），通过繁缛的组合方式，与艳丽的色彩搭配，佩带起来形成非常美观的视觉效果，也突显的身份的高贵，和庄重的气质，这种组玉佩的使用一直延续的东汉末年以前。在这期间，玉佩的组合方式不断的被加以变化，并根据佩带需要逐渐完善，也形成的制度化。其实，在东汉时期用组玉佩的使用制度也是非常完备的，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 “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至考明皇帝，乃为大佩，冲牙、双（王禹）、璜，皆以白玉。” 这段话说明了东汉组玉佩的组合设计方式，以及各部件的名称。但是，黄巾起义以后，社会秩序混乱动荡，东汉的中央政权已然没有了实质性的统治权力。典章制度废弛，皇室、诸侯王和高级贵族专用的佩玉制度荡然无存。不过，有一点我们要注意，佩玉（特别是成套的玉佩）制度毕竟是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观地体现了佩戴者的社会地位。所以，佩玉制度才一直得以发展，只是会经过高潮与低谷而已。 魏晋复兴的组玉佩 “汉末丧乱，绝无玉佩。魏侍中王粲识旧佩，始复作之。今之玉佩，受法于粲也。” “至明帝始复制佩，而汉末又亡绝。魏侍中王粲识其形，乃复造焉。今之佩，粲所制也。” 这两段话分别出自挚虞的《决疑要注》和《隋书·礼仪志》，里面均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王粲。那么这个王粲是何许人呢？据史料文献记载王粲，字仲宣，三国时期魏国人，籍山阳高平（今河南焦作）。《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里面这样写道： “魏国既建，（粲）拜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 从上面三部文献记载中可见，王粲对曹魏的典章礼仪制度的建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王粲对佩玉“识其形，乃复造焉”，以至于魏晋及隋唐的佩玉“今之佩，粲所制也”。那么从考古资料来分析，南京仙鹤观东晋墓出土的组玉佩，得以证实佩玉制度的复兴。这组玉佩的整体结构由2件珩、2件璜、1件玉冲、2件珠组成。组玉佩构件分成上中下三排，顶端是一件玉珩，起到提梁的作用。玉珩造型设计成四孔蝙蝠形，其下垂三列。中间为一件玉珩，造型同样是蝙蝠形，下端为一件梯形的玉冲。顶端玉珩两旁各系一件侧立的玉璜，玉璜上端有1个穿孔，下端有2个穿孔。每件玉璜下各垂一玉珠。行动起来玉珠撞击玉冲，可发出清脆的声音。从这组玉佩的结构设计上看，这一时期的组玉佩造型与组合上，都与前朝出现了差异。与周王朝与汉王朝相比，王粲设计的组玉佩结构做了调整，简化了许多，构思也精巧简单。色彩搭配也不似周王朝的组玉佩艳丽，玉佩上雕纹饰者很秒，多为光素无纹，而汉王朝的组玉佩上多琢刻有精美的纹饰。另外，从相关考古资料来看，魏晋至隋唐时新出现的玉佩种类主要有：蝙蝠形、飞碟形、梯形、半圆形玉佩及云头形。佩带方式一般位于腰部以下，佩挂于革带上，悬垂于身体一侧。 王粲创立玉佩制度的目的，无非是恢复“尊卑有度”的社会秩序。因为，从其时代背景分析，可佩戴组玉佩的人，只是身份和社会地位较高的皇室成员、王公贵族和高级官僚。另外，王粲组玉佩的设计结构，虽然不同于前几朝代，但从其组玉佩的组合形式观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参考与借鉴了周、汉王朝的组玉佩设计。 舶来品——玉带 南北朝结束后，中原迎来的隋唐长达 唐代时对玉带的使用，已经有了相应的规定，《新唐书·车服志》（卷二四）： “其后（指高宗显庆元年），以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銙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銙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銙十；深绿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皆银带銙九；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皆 “唐代起梁带之制：三品以上玉梁宝钿，五品以上金梁宝钿，六品以下金饰隐起而已。” 由此证实在唐代玉带的使用，与官阶、身份的等级需要相符合，也说明玉梁宝钿带比金梁宝钿带等级更高更为珍贵。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发现十条玉带，其中九条玉带銙由银盒盛装。银盒上有墨书，对玉带銙的玉色、形制、带銙数量，以及是否有带扣（称为玦）皆有明确的记载。《新唐书·李靖传》中曾写道： “靖破萧铣时所赐于阗玉带，十三銙，七方六圆，銙各附环，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唐韦端符《卫公故物记》对此副玉带作了更为说细的描述： “有玉带一，首末为玉，十有三，方者七，挫两隅者六，每缀环焉为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傅云，环者，列佩用也。玉之粹者，若含怡然，泽者，若焕释然，公擒萧铣时所赐，于阗献三带其一些也。” 以上记载的玉带为方形带銙七件、半圆形带銙六件。另外，除了何家村窖藏发现的玉带外，陕西省长安县南里王村、河南省陕县西崖村、西安市丈八沟均出土过唐代玉带銙。这些玉带主要由带銙（半圆形銙、方形銙）及铊尾、带扣组成。其结构设计，应是镶在一条革带之上，缠于腰间，可带给佩戴者华丽高贵之感。有些玉带无纹饰设计，带有纹饰的设计主要狮纹，或伎乐纹，其中狮纹玉带比较少见。狮纹栩栩如生，蹲、坐、立、行各种姿态表现的淋漓尽致。伎乐纹主要表现的是胡人奏乐，与胡人舞蹈的艺术形象。胡人为身着胡服，盘坐在圆毯或方毯上，演奏各种乐器，如排萧、横笛、和鼓、拍扳等，或舞动石国的胡腾舞。另外一些带銙则有胡人献物等纹饰题材。这些题材一是反映生活内容，二是彰显出社会的开放，和文化交融的内涵。因为，狮子本不产于中国，胡人的舞、乐也与汉民族的传统舞、乐不同，能将外来文化设计在玉带之上，可见唐代社会、文化、思想的开放、融合。这种纹饰也不在是单纯的装饰性图案了。 对于纹饰的琢刻工艺，唐代的玉带没有采用平雕和浅浮雕，而采用较深的浮雕工艺。用以突出纹饰的轮廓和图像化感觉。在器表周边也不加装饰，只由边沿向内琢成斜坡，通过光线折射，使主体纹饰的形象生动自然。 玉带的发展 美国学者顾立雅曾对中国文化有这样的观点： “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是独特的，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不曾中断的发展能力，这一特征似乎可以追溯到商代以前华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商文化，如同所有的伟大文化一样是一种折衷文化，它受到多方文化的滋养，但这些影响与技术，一旦被接受，即面临着与入侵中国的任何哲学，任何宗教和任何人同样的命运，他们被依据中国的国情而吸收、发展，然后转化为该文化的有机部分，从根本上保持着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玉带就是如此，经过 “一品玉，二品犀，三品、四品金，五品银（金及）花，六品、七品银，八品、九品乌角。” 制度依然存在，所以载体也因文化的稳定，持续下来。下面笔者简单介绍一下明代玉带的题材、设计与唐代玉带的差异之处。 明代距今仅六百四十余年，其时代的玉带也较为多见，第一点就是纹饰题材的差异。明代的玉带纹饰较唐代玉带的纹饰取材更广泛，动植物题材、人物题材类别更多，还多了文字题材。因此题材的内容更具有民族特色，世俗性更强。龙纹、鹿纹、云鹤纹等为兽纹的主要内容，花卉纹以吉祥花草为主要表现题材，人物纹饰则有百子、百臣的图案，喜字、寿字图案的表现意义则更为直接。另外兽纹中也有狮纹，但与唐代玉带狮纹写实风格不同。明代玉带的狮纹则是更艺术化的狮子，或更为直接设计为舞狮。第二点则是工艺设计的差异。唐代的玉带使用较深的浮雕工艺，再利用边沿凹陷，营造视觉的立体感。明代的玉带使用透雕工艺，甚至可琢透出两层或三层的图案纹饰。利用多层不同的图案，形成层次感，突出主题，并且有动态的视觉感受，亦真且亦幻。明代玉带形制多为三台、六桃、七排方、二辅弼、二铊尾，共二十件，有时也略有变化。明定陵出土的十件玉带则是明代玉带最高规格的表现，也说明玉带的佩带制度在明代依然存在。 玉器在承载文化的同时，也鉴证的了制度的存在与实施。上述的玉器，每一个题材，每一个设计，也不无关系的说明，玉器最终的表现是传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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