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形之玉器 无形之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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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之玉器 无形之玉道

文/虞海燕（北京市文物进出境鉴定所副研究馆员）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讲究“文以载道”，“道以成器，而器以载道”则是“文以载道”的化用。中国传统造物的意境是通过形态语言，传达出一定的趣味和境界，体现出一种审美愉悦。器物设计总是与一定的时代风格、审美风格同步发展，任何一个时代的器物都是该时代特定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结合体，中国古代玉器也不例外。

玉

是原始宗教中神灵的象征

中国史前玉器与原始宗教的关系极为密切，史前玉器是服从于当时的宗教观念并服务于这种巫术祭祀仪式的。

原始人信奉“万物有灵”，自然界中很多动物都是神灵，如鹰、蛙、龟等，它们是沟通人与神之间的重要媒介和工具。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中有很多都是这种助神类玉器，比如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日斯台遗址的玉鸮（图1），鸮呈攀附半张双翅之状，双耳耸立，圆眼微凸，背面有四个孔，可以穿缀于萨满的服饰上。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发现的一座大型墓葬M4中出土的玉凤（图2），长19.5厘米，凤鸟呈高冠回首的卧姿，背面有四对对穿孔，均为竖穿，两两相对。此玉凤出土于墓主人头下，具有通神工具的功能。

图1.

图2.

在这个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件玉人（图3），据郭大顺先生研究，“这件玉雕人像表现的是平卧并作深吸气的姿态……其所要表达的，完全是一种以气作法的神态。”在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中出土了六件玉人，应与红山文化玉人属同类器物，人物形象均为头戴冠饰，手臂和腰部有装饰，两臂弯曲，十指张开置于胸前，其姿态与红山文化玉人的姿态极为接近（图4）。严文明先生认为凌家滩两组玉人虽然有或坐或立的不同，但都是双臂弯曲紧贴上身，双手张开捂住胸前，似乎是在祈祷的样子。

图3.

图4.

“夫玉，亦神物也”，很多玉器被赋予了灵性，具有通天礼神的功用，比如琮、璧、钺等。根据目前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显示，按良渚文化墓葬中随葬玉器的器型、数量等差异，可将墓葬划分出不同的用玉等级，其中出土有琮、璧、钺三类玉器的属于最高等级的墓葬。在良渚文化玉器中玉琮是其最有特色的玉器种类，而且影响最为广泛。

在浙江余杭反山12号墓中出土了一件“玉琮王”（图5）。玉琮上刻有十分精美繁密的神人兽面纹，由神人纹和兽面纹组成的组合纹饰，它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纹饰，被称为神徽（图6）。

图5.

图6.

玉

是政治社会中权力的象征

进入阶级社会后，玉器逐渐发展为为巩固皇权体系和满足皇帝物质文化生活而服务。西周时期是以礼治国的宗法社会。《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六瑞”是指镇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都是以玉制作的用于朝聘的信物，在君臣间表示等级，在邦国交往之间表示礼节。《大宗伯》又云：“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六器”是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是以玉制作的用于礼神的六种器物。

《礼记·玉藻》：“天子佩白玉而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而緼组绶。”由此可以看出佩玉及系玉带子的颜色有着严格有序的等级制度，玉器也成为贵族明贵贱、辨等级的标志物，在历代服饰史上最能体现这一传统的器物就是玉带。

在《周书·李穆传》中有“穆遣使谒隋文帝，并上十三环金带，盖天子之服也”的记载，说明在当时天子之服是使用十三环金带。在隋炀帝陵中出土了一条玉带（图7），这条玉带为蹀躞式环带，有十三环。至唐代，玉带的使用制度已开始明确，欧阳修的《新唐书·车服志》：“以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銙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銙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銙十；深绿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皆银带銙九；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皆鍮石带銙八；黄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铜铁带銙七。”可以看出革带有金、银、铜、玉之别，等级不同质地也不同；带上的带板数量与纹饰也有差异，其中以玉带为最高贵。

图7.

明代玉带在使用制度方面延续了前代只有贵族才得以使用的特点，且用带的制度更加严格。《明史·舆服志》中对玉带的纹饰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在对文武官公服的要求中有这样的叙述：“洪武二十六年定。……腰带：一品玉，或花或素。”明代定陵共出土12条革带，其中玉带10条，大碌带和宝带各1条，玉带中带板质地为白玉和碧玉两种，均为上等玉料所制（图8）。

图8.

玉除了作为礼器和身份标志物外，还广泛应用于皇室的生活之中，用料讲究，雕工精致，金玉宝石共用，富丽堂皇。如金托玉爵杯（图9），以玉仿青铜爵的式样，镂雕螭龙为把，爵身刻龙纹、如意纹及“万”“寿”字，玉爵杯下面是錾刻了海水江崖、二龙戏珠纹并镶嵌红蓝宝石的金托，寓意寿山福海，万寿无疆。

图9.

清代乾隆时期是玉器发展的鼎盛时期，这和乾隆皇帝嗜玉成癖有极大关系，从玉器的选材到设计、雕琢，宫廷造办处更是不惜工本，同时也成就了玉器发展的高峰。玉如意在明清两代比较多见，尤其是清代。此时如意已没有实用功能，成为皇室的赏玩之物，是一种象征吉祥的陈设品，也常被作为赏赐品或礼品。这是一柄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古希天子玉如意（图10），如意头篆书填金“古希天子”，柄身刻有楷书填金乾隆四十八年所作御制诗一首。

图10.

清代的大型玉山非常著名，它是利用天然玉料，随形设计雕刻，将自然界的山水林木、人物、亭阁浓缩在一块玉石上，收到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反映了自然界美的本质。

清代乾隆年间制成的“大禹治水图”大型玉雕（图11、图12），玉料取自新疆和阗密勒塔山，是扬州玉工的杰作，高达224公分。这件玉山子上所表现的图景是以清宫旧藏宋代《大禹治水图》为稿本，展现了大禹带领民众治水的宏大场面。其上刻有乾隆戊申年新正月御题诗文及注释。它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大的玉雕作品，代表了中国古代玉雕工艺的最高水平，是乾隆皇帝向世人展示非凡国力的宏伟巨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图11、12.

玉

是儒家思想中道德的象征

从目前考古资料看，西周时期很多贵族墓出土了组玉佩，对应《礼记·玉藻》所述“古之君子必佩玉”的说法，可以应证西周贵族盛行佩戴组玉佩的事实，如山西省曲沃县晋侯墓地出土的玉组佩，由282件各式玉器组合而成，出土于墓主的胸腹部（图13）。

图13.

自西周以来，玉除了代表身份高贵之外，又被赋予另一层深意，将玉和人的品德联系起来，“君子比德于玉”的思想开始形成并发展起来，《礼记·玉藻》曰：“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以玉比人”或“以人比玉”成为一种文化形式，并深深植根于人的思想中。孔子提出的玉德说，给君子必佩玉的说法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根据，玉被人格化、道德化，成为谦谦君子高洁品德的象征。以玉温润有光泽的特性来对应儒家学说的思想基础“仁”，使玉成为“仁政德治”的象征。儒家以儒学观念，诠释了玉德，将玉与人的道德联系起来，才赋予了玉长久的生命力，从而使玉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玉

是世俗生活中祥瑞的象征

随着时代的发展，工商业逐步兴起，玉器的商品化生产日渐繁盛。玉除了为帝王朝廷专用之外，自宋代以后民间用玉逐渐增多，展现出与帝王用玉不同的生动清新的艺术风格。以玉雕琢动物、植物、山水、人物以及组合图案等纹饰，通过谐音、比喻等艺术手法来表达多子多福、福寿延年、阖家平安、祛病消灾等美好愿望，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意境。在纹饰方面，表现为由抽象走向具体，现实生活中的动植物题材成为主流。比如浙江杭州出土的玉凤形佩（图14）、陕西省西安市西安交通大学出土的玉松鹤龟鹿纹佩（图15），其纤秀清新的装饰风格就是受到当时花鸟画的影响，并在玉器上得以展现。四川省广汉市和兴乡联合村出土的玉婴戏饰（图16）和玉龟游荷叶纹饰（图17），则显示出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情趣。

图14.

图15.

图16.

图17.

明代中晚期城市经济繁荣，玉器产量增加，苏州成为治玉中心。著名玉工陆子刚就出自苏州专诸巷。这是苏州博物馆藏的一件人物纹玉牌（图18），此玉牌琢子冈款，用材精良，构图巧妙，刀工精湛。这种玉牌在明清时期非常流行。比如广东省博物馆藏明代螭纹玉牌（图19）。这个时期有大量装饰玉传世，多取材吉祥寓意，反映了人们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河北省民俗博物馆所藏清代子辰玉佩（图20），玉质白润，龙身上伏卧一只小老鼠，情趣盎然。此外，山西博物院藏的清代喜鹊登梅玉佩、湖北省博物馆藏的清代和合二仙玉佩（图21）等。

图18.

图19.

图20.

图21.

明清时期一些实用器陈设品、文房用具，也都是取材于生活，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并借纹饰的吉祥寓意表达美好愿望。如河南省博物院藏明代桃形玉洗（图22）、湖南省博物馆藏明代荷叶形玉笔舔、开封市博物馆藏清代捧桃玉双猴、天津博物馆藏清代玉三阳开泰（图23）、北京艺术博物馆藏清代衔桃灵玉双鹤、首都博物馆藏清双桃形玉水丞、河北省民俗博物馆藏清代佛手形玉鼻烟壶（图24）等。

图22.

图23.

图24.

古人通过有形之玉器，传达无形之玉道，表达了某种精神意境。它蕴含了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表现了不同时期的审美情趣与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心与物、形与神、材与艺、用与美的统一。

（SYK-HJ/S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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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文化创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