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的物价,是以铜铁钱表示,南宋夹用纸币。白银只作大数目的支付，不用来表示物价,南宋流通银会子的区域可能是例外。乾道九年曾有用银支付铜价的事例，四斤铜付一两白银，但在全国看来，民间的日常交易，不用白银；所以不能说是十足的货币。只有租税的折纳，往往用银；银价的纪录，也比任何前代要多。
宋代因为铜铁钱的购买力逐渐降低，纸币更是膨胀得厉害，所以用钱钞计算的银价，也有上涨的趋势。宋初每两大概千文上下，后来涨成每两三千多文。虽然有官价与市价之别，而且铜钱区与铁钱区的价格不相同，但上涨的倾向，是可以看出来的。
大体上，在十世纪后半，每两约合铜钱七八百文。一千多文的兑价大概是用四川铁钱计算。十一世纪前半银价开始上涨，每两由七八百文涨到一千多文。但天圣五年的数字是小铁钱计算的，小铁钱十文值铜钱一文。康定庆历间的高价也是用大钱和铁钱计算的，不能同其它的数字比较。后半就在四川也不过千多文一两。十二世纪前半每两自一千二三百文到两千五百文，后半则每两三千到三千三百文。十三世纪前半每两也是三千三百文上下。都是以省陌计算，大约以七十七文为一百，但各地可能并不一律。而且官值一般高于市价。
如果宋代是以白银来表示物价，一定要比用钱文计算的物价稳定得多。试以米价为例，若换算成白银，则在宋代的两三百年间，虽然也是常常波动，而且长期看来，上涨成三倍。在十世纪底每石约值银二钱多，每公石值银十六公分。到十二世纪后半，每石平均约值银八钱，或每公石值银四十六公分。十三世纪后半的初年（宝祐年间）四川每石值银六钱六分六，或每公石三十七八公分，但比起用钱文计算的米价来，要稳定得多。
整个宋代的米价，如果以白银计算，每公石平均为八九钱。十一世纪米价还低，那是赵宋最繁荣的时代，生产增加，货币数量也多，但十二世纪前半物价特别高，因为那时蔡京等人主政，铸大钱，使钱的价值减低；又启外祸，国内动乱，生产受阻而减少。然而十二世纪后半，江南的米价还不算太高。
绢价的情形以白银计算，涨得更加缓和。以铜钱计算的绢价，自宋初的千钱一匹，建炎时涨到两千；南渡后三千四千五千，一直涨下去，最高到过一万钱一匹。但如果折成银价，则除了绍兴年间的波动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涨跌，宋初一匹是一两二三钱，末年也不过一两二钱。
宋代两百多年的绢价，用白银来计算，平均每匹约一两三钱上下。除了南宋绍兴年间以外，银绢价格约略一同起落。这是什么缘故呢？是不是因为绢是输出品、而欧洲和中亚细亚一带的人都是用白银来支付、使中国银绢的比价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因而比较稳定呢？似乎不是。因为宋代的绢价，比起其它朝代的绢价来，却不能说是稳定。唐代的绢价就要低得多。初唐和晚唐，每匹绢只合得五六钱白银；只有安史乱后可能例外，但我们不知道当时的银价。后来明代的绢价也比宋代低。这就不能用国际影响来解释了。
白银的购买力，虽然比钱文稳定，但其减低的倾向，是很明显的。这种降低，应当是由于白银的跌价。白银的数量也增加了：一方面是本国生产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外国白银的流入或本国白银外流的减少。唐代产银，每年不过一、二万两。北宋产额大增：至道末十四万五千多两，天禧末八十八万三千余两，皇祐中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元丰元年二十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五两。据说最高到过一千八百六十多万两。南渡以后，银矿停闭很多，生产困难，而且金银铜钱外流，所以白银的购买力，没有再向下跌。
北宋产银的地方很多，将近有三十州。其中以信州（江西）为最多，每年到过十万两以上。其余如陇州、南剑州、潭州、等地，年产都到过几万两。黄金对钱文的价格，在宋代特别高。唐末每两到过八千文，宋初涨到过一万，接着一度下跌，咸平年间跌到五千。大概因此有人运金出境。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就问到为什么京城金银涨价。有人说是回鹘人收买运往外国，也有人说是由于国内的浪费。仁宗以后，大概金价涨得比银价快。天圣五年金价每两上涨一贯，银价似乎不动。广南金价每两只要八千八百文，那是产金地的收购价格，比一般价格要便宜，不能用作标准。明道二年当局下诏，册宝法物，凡用金的都改用银，而以金涂之。大观三年将当十钱改作当三，曾引起抢购黄金的风潮，金价一定上涨。靖康元年，金银价扶摇直上，尤其是金价。崇宁到绍兴那一期间以钱文计算的金银价格的上涨，尤其是金价的上涨，除了钱币本身的跌价以外，还有别的原因：第一是黄金生产的减退；皇祐中每年只有一万五千零九十五两；治平中减为五千四百三十九两；元丰元年也只有一万零七百一十两。第二是民间窖藏需要的增加。因为崇宁到绍兴，正是宋朝社会最不安定的一个时期。人民不问是在战区或在非战区，都会增加对于金银、尤其是对于黄金的需要。在战区的人看来，逃难的时候，黄金是最便于携带的财富；在非战区的人看来，因为时局的动荡，需要黄金来储藏。第三是金人尽量地搜括。例如在宣和末汴京将陷的时候，金人对于议和的条件，是先要犒师金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宋室向民间搜括的结果，只得到黄金二十余万两，白银四百余万两。靖康元年十二月金人又遣使来要黄金一千万锭，白银二千万锭，当局又大事搜括，于是金价涨到每两五万文，银价每两三千五百文。其实宫中还有不少的金银不肯拿出来，偏要榨取老百姓那一点储蓄。由于白银购买力下跌，金银比价发生很大的变化。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初，金银比价还是一比六点二五，大概千年来变动得很少。十二世纪的二十年代恐怕就开始在变，因为天圣五年金价已上涨，自然会使金银比价变动，可能变成一比七点五。崇宁三年银价每两一千二百五十文，而金价在哲宗徽宗时据说是每两一万文，折算起来，是一比八。这种折算不是十分妥当的，因金银两者的价格，不是同一来源，两者可能地区不同，也可能计算的标准不同，因为当时有铜钱，有铁钱，有小平钱，有大钱，这些钱的价格都是不同的。大观三年当十钱改作当三，闻讯者争购黄金，金价一定上涨，金银比价自然会发生变化。但无论如何，在靖康年间，金银比价是大变了。自一比十二点八到一比十四点二五。到绍兴四年还是一比十三。以后似乎又稍平复，隆兴二年可能是一比十一上下，但嘉定初似乎又到过一比十二。不过这两种比价也是一种推算，不一定很可靠。银价对金价的相对下跌，单从国内金银生产的比例以及对于金银需要的比例也可以解释。在供给方面：十一世纪前半的皇祐中，金银生产量的比例是金一银十四点五六。后半的治平中是金一银五十七点九五；元丰元年是金一银二十点一一。在需要方面：十二世纪前半的宣和末年金人所要求的犒师费是金一银十，靖康元年底的一次是金一银二；而当局向民间搜括的结果，所得是金一银二十。隆兴二年凡阬冶监官每年能收买金四千两银十万两的即升官，可见当时还是金少银多。这些条件，已足够使金银比价发生变动。中国金银比价的这种变动，是中国特殊的条件造成的，不是受到外国金银比价变动的影响。因为虽然当时欧洲有些地区的金银比价是一比十一到十二，但中国同它们没有直接接触，而同中国关系密切的阿拉伯世界的金银比价仍旧是一比六上下。虽然如此，外国白银的流入中国，仍有影响中国银价的可能。我们对这两三百年中国际间金银的移动，不能有具体的数字提出来。但是根据欧洲和中亚的情形来看，白银的流入中国是有可能的。唐宋间，东西贸易，有阿拉伯人的仲介，非常旺盛。尤其自九世纪以来，佛兰克帝国的查理大帝同阿拉伯帝国的关系良好，由阿拉伯人把中国的丝帛运往欧洲。当时欧洲生产落后，没有什么商品为东方所需要，只能用金银偿付货价。十世纪时欧洲的金银比价是一比十一到十二，而中国是一比六点二五，阿拉伯也是一比六，所以双方都以使用白银为有利。欧洲在十世纪时白银产量虽有限，但中亚一带是产银区，而奇怪的是这一区域在十世纪底普遍感到白银的缺乏，以至于停止铸造银币，而以低级金属来代替。它们的白银往哪里去了呢？有人说是流到北方俄国和波罗的海一带去了；但也可能有流到中国来买丝绢的。中国的金银比价一直到十一世纪初似乎仍没有变动。十二三世纪欧洲的白银生产特别增加，所以欧洲的白银若有东来的事，当以这一时期为最盛。恰好中国银价的相对跌落是在这一期间，阿拉伯的金银比价大概仍旧是一比六。因为钱文和白银的购买力都有减退的倾向，而以钱文和白银计算的金价则上涨，所以黄金的购买力最为稳定。如果我们假定十世纪后半和十一世纪前半的金银比价为一比六点二五，十一世纪后半为一比八，十二世纪前半为一比十三，后半和十三世纪前半为一比十二，则黄金对米的购买力，在三百年间，约减低百分之六十六。至于绢价，若以黄金计算，则不但没有上涨，反而有下跌，即每匹由十世纪后半的二钱跌为十二世纪后半的一钱三分。不过绢价的资料更加缺乏，尤其是在十世纪后半，只有三种价格，而且相差很大，每匹自六百到一千八百，所以不适于用来同十一二世纪比较。就是金价、米价以及金银比价的资料，也不够充分。宋室南渡后，黄金对白银，有慢慢回跌的倾向。回跌的原因，除了不再应金人的苛索外，还有黄金从外国输入。例如日本便是一个输出黄金的国家。在宋元两代，日本的金价低于中国。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即日本白河天皇应德二年）的时候，日本的金银比价是一比五，而中国在咸平年间和大中祥符年间都是一比六点二五，元祐年间没有资料，可能金价已上涨到一比七或一比八，因为靖康年间的比价是一比十三和十四。所以日本人以输送黄金到中国来为有利。日本在平安时期末期砂金生产很盛，产区在藤原氏的领土内，当时日本的政权正掌握在藤原氏的手中，藤原清衡所建立的中尊寺中的光堂是包金的，其经堂所藏的经书传说是清衡用砂金十万五千两向宋朝皇帝买去的。实际上，日本对华输出品中，几乎以砂金占第一位，一年中最多达四五千两。在理宗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的时候，日本的金价是每两六百五十文。中国当局对于日本货本有抽分博买的办法，自理宗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起，准许日本的黄金到中国自由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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