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西北高原的天空湛蓝湛蓝的，燥热的夏天已经过去。远处的山峰呈现着各种各样的颜色。
22日上午11时，兰州火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在不停的移动着，T197次列车即将发出。
这时，从进站口匆匆走来一老一少两个人。老的是一位农村妇女打扮，看上去有五十开外的样子，上身着一件青色对襟布褂，下身是一件蓝色筒裤。虽然步履匆匆，但不乏稳健。她的身旁紧跟的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民警，浓眉大眼，憨厚的脸庞显露出的是刚毅和果敢。他一手提一只帆布手提包，一手搀扶着这位大娘，登上了这趟即将西去的列车。
她，李大娘，名字叫徐树芬。她的实际年龄是六十五岁，由于她的身板非常壮实，见到她的人都以为是五十出头的样子。这位和她一起走来的青年民警，姓杨，三十出头，但已经是有十年警龄的老警官了。他们将搭乘这趟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列车，开始一次特殊的远行。
这次千里远行，对于李大娘来说，魂牵梦萦，即将十年了，今天在杨警官的帮助下才得以成行。杨警官在百忙在抽时间陪她一同去千里之外探望在那里服刑的儿子。
他们刚坐下来，汽笛已经鸣响。火车拖着长长的吼叫，缓缓开动了。随即，道路两旁的高楼大厦纷纷向后奔跑起来，眨眼间，列车已经远离了喧嚣的城市，道路两旁的树木多起来了，一片片金黄的田野扑面而来，列车在绵绵的山峦间肆意穿越者。那远处的山峰，如同是从茫茫大漠奔跑而来的阵阵驼群，昂着头纷纷向后奔去。看着窗外迅速变换的各种景物，红黄相间的树叶，墨绿色的山峦，奔腾的河水......这一切，使她眼花缭乱，时而清晰如画，时而隐隐如梦，她的思绪也随着不停的变换、延伸......
忽地，她的眼前又出现了八年前的那个夏天的情景：那是2005年五月的一个下午，李大娘在小饭馆里刚洗涮完锅碗瓢盆，忙了整整一上午，拖着疲惫的身子，她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了，接通电话，“妈呀，妈妈......妈呀，你......你......你，快来吧，我......我......我不知道咋办呀，妈妈，妈妈......”电话那边，是大儿子连哭带喊的声音。她还没听明白大儿子到底说的是啥，她顿时手忙脚乱，电话断线了，她的脑海霎时间一片空白，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只有呆呆地怅望着屋顶，这时，老头从屋外走进来，看见她呆若木鸡的样子，焦急地问道：“咋啦?啥事情呀？”她才呆望中惊醒过来，她要给儿子打电话问个究竟，颤抖的双手不听使唤，她找不出儿子的电话号码。“叮铃铃......”电话又打来了，“妈妈，妈妈，旺军出事了，他，他，他杀...杀...杀人了......”一听说小儿子杀人了，李大娘顿觉天旋地转，眼前一黑......等她睁开眼时，看见自己躺在床上，屋子里挤满了人，李老头颤抖着给她灌水喝，“天呀，......你杀了我吧......我上辈子造了多少孽呀......”李大娘撕心裂肺的哭喊着，老头子，一手端着水杯，一手在不停地抹着眼泪。“大娘，你要保重身子......”周围的人在纷纷不停的劝。
第二天，她把家里事给老头和儿媳做了交待，匆匆去儿子出事的广州。南下的列车箭一般飞奔着，可她还是觉得列车太慢，时间太慢。她看不清窗外的一切，她只是一遍又一遍重复着一句话：老天爷啊，你咋这么捉弄人啊。是啊，真是天意弄人，李大娘大半生走过的道路，岂是一个“坎坷”了得。
四十多年前，那时的她算不上如花似玉，但也青春年少，朝气勃发，对生活充满各种美好的幻想。她出生在一个山区农村的贫困农民家里，自幼就饱受饥寒。父母抓养他们姐妹弟兄八九个，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寒冬腊月，凛冽的寒风经常从破衣洞里像刀子一样扎进来。十一二岁，她的脚丫子经常露在鞋子外面，手豁口皲裂出许多小口子，经常从里面渗出血来。尽管这样，她也从来不说一声痛，她依旧和所有的农村孩子一样和大人们一起干繁重的农活。那时的她也时刻想着能和别的孩子一样有学上，有书念，看到和她同龄的孩子每天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她只有偷偷地一个人抹眼泪。她知道读书对她来说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她，就是在饥饿的煎熬中，和对读书无时无刻的期盼中长成了大姑娘。后来，经亲朋介绍，她嫁给了邻村的一位英俊小伙。最让她感到幸福的是，她的女婿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并且文静腼腆，老实巴交，况且在公社卫生院当药剂员，尽管他和寡母相依为命，家徒四壁，但这对树芬来说，不算什么。她过惯了贫寒的日子，她不怕苦，不怕累。她有一个强壮的身体，什么样的农活都难不倒她，缝补浆洗，锄田犁地，她都是行家里手。他们夫妻恩爱，夫唱妇随。紧接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相继来到世上，他们的小日子，不算美满，但也幸福。
1975年元旦刚过的一天，天，很晚了，还不见丈夫回来。她焦急的等了很久很久，但这一夜，丈夫终究没有回来。第二天中午时分，公社卫生院的两个同事拉着一辆架子车，上面躺的是她的丈夫，来的人说：你丈夫生病了，院长让他在家休息几天。她想：既然生病了，在家休息几天也好。可当她把病怏怏的丈夫搀扶到炕上躺下来的时候，他一个劲的浑身打颤，脸色发紫，嘴里不停的说胡话。树芬感觉不大对劲儿，她安顿好丈夫躺下，熬了一碗姜汤给他喝下，等他安静地入睡了，她就急匆匆去到公社卫生院，找到院长，院长把丈夫得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她。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公社革委会主任来找院长，说是他的小姨子刚初中毕业，看院长能不能安排在医院工作。院长说：实在抱歉，卫生院现在不缺人，以后如果缺人，我会考虑的。主任拂袖而去。过了几天，主任的小姨子来到医院，说是有病，可是她没让大夫开处方，直接去药房买药，可她要取的药又恰巧是处方药，药剂员小杨，也就是树芬的丈夫杨成业，他虽然是一个性情非常温和的人，但他在工作上非常坚持原则，他从来都没违犯过卫生院的工作制度。这次，他同样得照章办事，他没有取药给她。“你这是啥态度?老百姓生病了，你为啥不给取药?你们卫生院是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我去公社反映。”“你去哪里反映都行，但我不能违犯卫生院的制度。”那位公社主任的小姨子就骂骂咧咧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院长来找小杨，说：“小杨，你可能惹下麻烦了，公社主任让你到公社来一下。”“我到底咋啦？”小杨不解地问院长。“我也说不清楚，你去了就知道了。不管怎样，你态度要好，要诚恳接受领导的批评。”“嗯，那我去了。”小杨一头雾水走进了公社大院。一走进公社主任的办公室，看见主任满脸怒气，正襟危坐。“小杨，交代一下你的问题吧。”“我，有问题吗？”小杨不解的问道。“你这是啥态度？”“我真不知道我有啥问题。”“不知道？那好，你自己想。啥时候想清楚了再说。”主任愤然站起来向门外走去，随手关上了办公室的门。一时间，小杨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主任出去了，但他不敢离开，他也不敢坐下来，只好站在那里等主任回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直不见主任回来，大概过去了三四个钟头，站的小杨两腿发酸，两眼发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他真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可他有怕主任走进来。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门被推开了，但走进来的不是主任，是他的秘书。“小杨，主任说了，你如果想通了，就把你的问题尽快交代，那里有纸和笔，写出详细的交代材料。如果还没想清楚，就继续站在那里想，直到想清楚为止。写好交代材料，等待公社处理。”“我真的不知道我犯什么错了。”“那我提醒一下吧，你是不是不给老百姓取药呀？”“是，昨天是有这么回事，但是......”“没有但是，只要是有这么回事，那就是有问题，你还装糊涂？”“不是，不是我装糊涂，是她没处方就让我取处方药。”“你要知道，不管是什么原因，事实是你不给老百姓取药，人家反映到公社革委会了，你说卫生院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是，那是。”“这就对了，老百姓得病了，你不给取药，这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哪里去了？这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哪里去了？这不算问题？那还有什么问题比这还严重呢？”“这......”小杨这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可是，他还是想不明白，卫生院明确规定，药剂员不能随意给病人取无处方药，药剂员一旦给病人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取了处方用药，等同于非法行医，一旦发生事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可是现在这件事他给解释不清，但是无论如何他都认为自己没错，他不能认错，他也坚决不写交代材料。“秘书，不管怎么说，我始终认为我是按卫生院的规定办事，我没有错。”“你要明白，不是你说没错就没错。”“如果你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你今天就不能回家。站着想，我只好坐着奉陪。”秘书就不耐烦地坐在主任的位子上。冬季日短，转眼屋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可是小杨还是倔强地站在那里......
夜幕降临，夜，越来越深，屋子里也越来越冷。小杨的浑身在不停地打颤，两腿酥软。加之，因元旦那天参加越野长跑后感冒，身体虚弱，他只好把整个身子紧贴在墙壁上，以减轻身体对两腿的重压。那位秘书也熬不住长夜困乏，爬在桌子上呼呼大睡了。凌晨四点钟，小杨的额头冒出许多汗珠，他感觉到一股喷油的腥味，他的大脑“嗡嗡”轰响，霎时间天旋地转，眼前猛然一黑。再后来发生的一切他全然不知......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自家的土炕上。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看到丈夫这个样子，那时的树芬只有希望自己心爱的丈夫早点好起来。就这样，她的丈夫昏睡了十多天，经常高烧不止，说胡话。树芬每天东奔西走，请大夫，取药，熬药。一个月过去了，她的丈夫才从炕上坐起来。可这时的他与以前以判若两人，脸色发紫，两眼发直。一言不发，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看着丈夫这个样子，她心如刀割。但她只能把这一切往肚里咽。只希望早点治好丈夫的病。打针，吃药，两个月过去了，丈夫的病非但没有好转，却越来越差。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后来连药也不吃，经常摔东西，甚至动手打人。白天蜷缩在墙角，仰着头呆望屋顶，晚上睡着睡着就往外跑，乱喊乱叫。有一天，树芬正蹲在土火炉旁边为丈夫熬药，冷不丁，她的丈夫抡起小板凳向她的头上猛砸下来，嘴里还骂着：叫你给我下毒药......接着他就呆呆地站在那里傻笑。等她婆婆闻声跑来时，树芬已经昏倒在地，鲜血流了一地。婆婆急忙喊来邻居，帮着将她送到卫生院，大夫给她缝了七针，让她住院观察几天，可是倔强的树芬执意要回家，她担心她的疯丈夫会伤害她的儿女。一回到家里，她就连忙将两岁的女儿送到娘家去，她不敢留在自己家里。
有一天，树芬正在田里除草，邻居急急忙忙跑来喊她：“大嫂，你家着火了，你赶快去看吧。”当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时眼前的一切让她惊呆了。院子中间堆了一大堆柴火，浓烟滚滚，她的丈夫把家里所有的衣服被褥全部丢进了火堆，把仅有的锅碗瓢盆砸碎了往里扔。他们的两个儿子吓得蜷缩在墙角，连哭都不敢哭。看到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有如五雷轰顶。她的丈夫就这样彻底疯了。那时的树芬真不知道日子怎么过下去，她六神无主，瘫倒在地，放声大哭。看到她家浓烟滚滚，乡亲们纷纷赶来救火，当大家扑灭了大火时，她已经昏倒在地。
“娃呀，你要硬气些，你男人现在这个样子，孩子们还都小，你再不鼓劲，那这几个孩子咋长大成人呀？”邻居张大爷劝她。大家看着这一家人的处境，都在偷偷地抹眼泪。有几个好心的大婶拿来自家的破被褥，以供他们的孩子取暖。大家一直陪她到深夜才纷纷离去。那一夜，她拥抱着两个儿子一直坐到天亮。
一个疯丈夫，三个幼小的儿女，一个多病的婆婆，两眼破窑洞，坍塌不堪的小院，一个风雨飘摇的家。树芬看着这一切，真想一死了之。可是，假如她真的一时想不开，那这一家疯的，老的，小的......真叫人不堪想象。
树芬躺到了。十多天后，看着整天哭天抹泪的婆婆，三个可爱的儿女，以及那个一会儿大喊大叫，一会儿又傻傻地蜷缩在墙角的疯丈夫，她终于咬着牙从炕上坐起来，拖着病怏怏的身子，为一家人烧饭，在田里劳作。
一天早晨，树芬拉了一大车子的秸秆，去二里外的街上粉饲料。邻居李大伯气喘吁吁地找来了。“他大嫂，快点回家吧，你家孩子他爸跳进水窖了。”“嗡......”她的耳朵里一阵轰响，眼前一黑，她顿时失去了知觉。好半天，她才醒过来。睁眼一看，周围站了好多人。“他嫂子，你要想开些，我们赶快回去吧。”李大伯将她搀扶起来。
走近村口，她看见路旁的田地里搭起一顶帐篷，那里围了好多人。乡亲们已经把她的丈夫从水窖里打捞上来。“天呀，我的命咋这样呀......”一走进帐篷，看见自己的丈夫直挺挺躺在那里，树芬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出殡那天，天阴沉沉的，不一会儿下起了大雨。风雨声，悲惨凄凉的哭喊声回响在山野间。
丈夫在遭受了十年病魔的折磨后，离开了人世。留给妻子的是三个幼小的儿女，一个年迈的婆婆，两眼窑洞，为丈夫治病欠下的一屁股债，而她就是撑起这个家的顶梁柱。
时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地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这个西北高原的山区农村也弥漫着春天的气息，这股春风给树芬也带来了新的希望。树芬眼看这债台高筑的家，光靠耕种几亩薄田，一时间无法走出困境。她就毅然去街上开了一个小饭馆。凭借她的吃苦耐劳，热情周到，小饭馆的生意也还真是不错。经人介绍，她也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大老李。老李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他也有一段和她十分相似的辛酸的人生经历。非常贫困的家，他的妻子因病魔夺去了幼小的女儿而受到强烈的刺激。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纵身跳进冰冷的水窖，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妻子离他而去后，活泼开朗的老李，从此变得沉默寡言，把自己那颗痛苦的心严严地包裹起来，只是默默地在家里家外辛勤劳作，抓养老婆留给他的唯一的儿子。
这对同病相怜的苦命人走到一起也经受了许多波折。先是树芬婆婆听说她要成新家，寻死觅活不同意，无论如何不允许老李入赘。她在树芬面前骂出许多不堪入耳的话语，眼见树芬意志坚决，她就动员许多亲朋来百般阻拦。万般无奈，树芬只好求助当地法庭做民事调解，他们才终于走到一起，组成一个新家。大老李每天起早贪黑，忙完了田里的农活，又来帮树芬干小饭馆的杂活，就这样，他们终于将孩子抓养大了。
老李的儿子和杨家的大儿子都考上了大学。树芬的小儿子旺军读书也很用功，他从小就很懂事，他看着母亲几十年如一日，起早贪黑，不辍劳作，他暗下决心，要刻苦读书，一定要考上大学，找到一份好工作，然后孝敬他的父母。可是，天不作美。那年，他就因2分之差，未能实现他梦寐以求的大学梦，高考落榜，理想破灭，在他的心灵上投下一片阴影。本来母亲让他再复读一年，去圆他的大学梦。可他见母亲不分白天黑夜的劳碌，他还是决定不再去复读，减轻家庭负担，帮着父母操持家务，以供两个哥哥安心去上大学。从此，他把自己深深的遗憾埋藏在心底，一心一意帮爸爸干农活，帮妈妈打理小饭馆的生意，一家人辛勤劳作，其乐融融。家境也慢慢走出困境。更让他高兴的是，他的梦中人也闯入了他的生活，邻村的淑芳，一个清纯靓丽的农村姑娘，对他心仪已久，有情人终成眷属。随之，他们的儿女也降生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能走到今天，树芬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两个儿子上大学，小儿子成了家，孙子孙女有相继来到世上，她这半生的辛劳总算得到回报，尽管她的身体不比以前壮实，但她却比以前更勤快，她的脸上露出从未有过的笑容。旺军有了自己的儿女，他更加体贴父母，他更能深刻地感受到父母的养育之恩比山高，比水长。他不忍心让年迈的父母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再这样劳作下去，况且，现在一大家人，两个哥哥上大学，一切开销，仅凭一个小饭馆和几亩薄田，实在难以维系，他决定外出打工，以减轻父母的负担。就这样，2005年4月，他来到广州一家建筑工地打工。远离家乡，远离亲人，来到这样一个繁华而陌生的都市，他一时间无法适应这种喧嚣和吵杂，他更多的是一种压抑和思念，他思念父母，思念妻子，思念幼小的儿女。为了和千里之外的家里联系方便，他咬牙用半月的工资买了一部手机，他把这部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手机视若珍宝，每当他想家的时候，他就给家里打电话，让妈妈不要太劳累，让妻子多帮父母干活，他还答应给刚会叫爸爸的儿子买玩具......
回想这大半生的坎坷经历，一切有如昨天，一切是那么清晰浮现在树芬的眼前。慢慢的她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她向车窗外望去，远处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血红的山坳，纵横交错的山峦，皑皑雪峰，云雾缭绕的天空，这是她从未见过的景象，看到这一切，她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颤动。
这次去千里之外探望在狱中服刑的小儿子，她的心中有许许多多说不出的酸楚。她的小儿子就因为自己心爱的手机被偷，心情郁闷，晚上下班后独自一人喝了许多闷酒，旁边一个小混混在他面前耍酒疯，酒后失控的他，竟犯下无法弥补的过失。八年来，她日日夜夜牵挂着她的儿子，多少回在梦里看见儿子憔悴的脸，看见儿子哭喊着向她跑来，多少个夜晚她被儿子的哭喊声惊醒。最让她揪心的是，她临行前，躺在病床上输液的小孙女说：“奶奶，照张我的像吧，去了让我爸爸看，让他好好改造，我会好好念书，等他早点回家。”再让她放心不下的是九十岁的婆婆卧病在床，多亏有儿媳不离左右伺候着，端屎端尿。
列车终于驶进乌鲁木齐站，杨警官的朋友已经在站台等候多时了。他们并且已经安排好住处。他们要去的马拉斯监狱距离乌市还有八百里的路程，第二天，杨警官的朋友亲自送他们去马拉斯。
马拉斯监狱，探视室里，李大娘看到八年未见的儿子，放声痛哭，“妈......”憔悴的儿子，看到自己年迈的母亲出现在自己面前，再也无法抑制悔恨的泪水，“妈妈，我对不起你啊......”“儿啊，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隔着铁窗，母子两个只有痛哭。“妈妈，你还好吗？”“我很好，家里都很好，你不要牵挂，好好改造，好好赎罪吧。”“嗯，妈妈，我听您的话。”“你的女人等着你早点回家。”“这是几个孩子的照片，都很好。”李大娘隔着窗把孙子孙女的照片让儿子看。时间过得很快，探视时间到了，李大娘怅惘地离开了马拉斯监狱。
李大娘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现在她希望自己健健康康，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她都要将孙子孙女抓养成人，使他们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再就是在有生之年希望儿子早日回到自己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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