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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33年阴历6月在常州焦溪镇老家出生，出生时正逢大热天。乡间房子的质量是很差的，屋顶只是一层瓦片，并没有隔热层，在烈日烤晒下，室内闷热无比，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肉体上所受的煎熬可想而知。所以有种说法是“三伏天坐月子，死后不会下地狱”，正因为如此，母亲在产后基本上没有奶，不得不为我另请一位奶妈。谁知道这位奶妈实际上奶也不多，根本不够喂我，为了弥补不足，她就偷偷地喂我吃鸡蛋黄，因为不容易消化，日子一长，我便形成了积食，小肚皮胀得鼓鼓的。祖父十分着急，先后请了多位医生（当时当地也只有中医）诊治，都没有效果，病情已经比较危重，最后请了一位名叫陈怀卿的中医，此人和祖父平时也比较熟悉，可能还有一点亲戚关系，他诊视后说：“如今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他采用了将硝敷在肚脐上的办法，并说，如果这招也不奏效，那就没有其他办法了。果然，这位世家中医真有“妙手回春”之术，用药后不久，小肚子就见松动，接着拉出了不少大便。此时，在楼下由祖父陪着守候的中医闻报，立即向祖父道贺说：“恭喜！有救了”。随后，在这位中医的诊治调理下，我逐步恢复了健康。这便是我出生后第一次的磨难。我的学名里有个“炎”字，是因为我的八字中缺火，而小名叫“长保”，也许就和这次的经历有关。 对幼年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了，只是从父母亲其他人一些言语中，以及自己一些模糊的印象里勾画出大约的轮廓来。比较可靠的时间节点是：四岁（虚岁，下同）在常州上过幼儿园，但是小学是在乡下开始的，八岁在常州唸三年级，并于当年秋天去上海，十三岁小学毕业。由此可以推算出我在五岁以前，是经常住在常州城内外婆家的，有一张老照片是穿着小西装的我手牵着二弟，照片的背景是常州兴隆巷的“明堂”（天井）。照片上的我看起来像四五岁的样子，是符合这个时间段的。至于幼儿园，则除了吃饼干的刻花玻璃碗和铜质喇叭的留声机之外其他都毫无印象了。 我的小学一二年级是在焦溪唸的，对这个小学的印象也只是高大的古银杏树和学校前与农田间空地上的抗击日军时留下的战壕。我们常常在没膝深草的壕沟里捕捉蜢蚱和蜻蜓，其他就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是这一段时间里有几件事却是一直记得的。一件事是被女同学打了一记耳光。事情的起因是我被分配和一位叫李萍的女同学同坐一桌，这是男生最忌讳的事，所以我就用各种办法要赶她走，被逼急了的她，就给了我一记耳光。被女生打耳光，是被认为“触霉头”的事，我也不敢告诉家里，就这样过去了。第二件事是学校配合当时的抗日宣传，举办了一次演讲比赛，级任老师选定要我参加。演讲的内容是通过“一支箭容易折断，而一束箭不容易折断”来说明“团结就是力量”。所谓“演讲”，其实只是上台一边背书，一边做动作而已。那时我不过六七岁（虚岁），上得台去，慌了手脚，背了几句就卡壳了，不得不退下台来。不过最后还是给了我一个名次。第三件印象深的事是和同学一起到因为宣传抗日被汉奸卖国贼砸了家的老师家中去慰问致敬。尽管他家中很多家具被砸坏了，但是整个家的印象还是给人以窗明几净，环境优雅的感觉，和老师为人正直、勇敢一样令我喜欢。 我唸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1937-1939），正值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并沿着沪宁线深入的时期。学校被日军烧了，连老家的大门内也被撤离走过的日本兵扔进一把火，幸好鬼子急着离去，未顾得上阻止救火，才算逃过了一劫。日本人来时，祖父也带着一家老小逃难，其实也就是避到相距几公里以外的芙蓉屿去，既然称“屿”，想必是四面环水吧，反正只记得是坐了小船去的，沿途还要“拔垻”，就是当船行途中遇到有坝（很小的土坝）时，要将小船拖上坝，然后再从坝的另一侧放下去。有一次母亲就是在逃难中上船下船的时候不慎掉入河里。浑身湿透，只能到附近农家换衣服。在“屿”里，我们就在寄居农家的堂屋里席地而卧，我的脸部还被农家的大公鸡啄了一口。这种逃难，也不过是一二天的事，日本兵一走，我们也就马上回家了。初期的日本鬼子真是“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母亲曾经看到过一个被日军奸淫致死的妇女，肚子胀得大大的，样子十分可怕。不过侵略者为了达到他们梦想的“长治久安”，也逐渐地改变了“烧杀抢掠”的方式，装出一副“亲善”的嘴脸，甚至有时看见小孩还会发一些糖果，因而逃难也由此而止了。 小学校被烧后，学生无处上学，失业在家的三叔公（祖父的三弟，原来是南京中央大学教师）和姑母（苏州蚕桑专科学校毕业）一起，利用曾祖父原来在三元桥堍下的蒲包（一种包装材料）行旧址，开办了一所混班的学校，各年级的学生都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其实家长们也只是想孩子有一个临时安置的去处罢了。三叔公用的教育方式也如同私塾一般，学生有错，罚其头顶戒尺，好像我的二弟曾经受到过这样的待遇。这个学校给我留下的记忆只是站在三元桥上望去，只见河那边绿油油的的田野和不远处的乌龟山（现在叫鹤山，已辟为公墓，我父母亲等人的墓均在此处）。 因为大舅全家从常州迁往上海，祖父、母亲带着我和二弟便住到了常州城里兴隆巷原来大舅住的房子内，祖母则仍旧留在乡下。这是一栋两进八间另带厨房和园子的房子，那时，房子的大部分已经转租给别人，自己只留下后面一进的最边上一间和中间的厅，祖父就睡在厅里。其他住户有袁、顾、杨三家。袁家和顾家孀居的小姨子分住在前进，后进则除了我们外还住着顾家和杨家。几家人住在一起，关系非常融洽。袁家的小孩是一个女儿，叫如娣，和我同岁，人们总是爱开玩笑说要将她配给我做老婆，使我十分恼火。顾家是一个儿子，是孩子中年龄最大的，其父亲在上海报关行工作，经济条件比较好，所以他的玩具也比较多，最使我羡慕的是满满一大桶五颜六色的玻璃弹子。杨家有两个儿子，年龄都比我大。杨家的孩子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他们家有很多贴在袜子上的漂亮的商标，他们以此作为开设“小银行”的资本，有时以这些漂亮的商标和他们在学校劳作课制作的小玩意当作奖品，组织我们进行赛跑比赛，得到的商标可以存入他们的“银行”。记得我们一群孩子绕着兴隆巷临近的街道（青果巷、周线巷、双桂坊）狂奔，最后回到兴隆巷14号，坐在大门口，边休息，边讲着故事。夏日的晚上，各家都聚集在两进房子之间的“明堂”（天井）里乘凉，说着各种新鲜的事和讲着各种既恐怖又诱人的鬼怪故事。可惜这段时间不过一年左右，之后，我去了上海，后来这几家也先后搬走，各奔东西，不知音讯了。 我到常州以后，即进入附近的交蒲巷小学三年级，那时，五叔婆就住在交蒲巷，推开他们房间的后窗便是小学的校园。我依稀记得学校的主要建筑是一栋很大的两层楼房，我总觉得此处也是我上幼儿园的地方，但这只是我的一种本能的直觉罢了。对学校的教学内容，除了还记得音乐课教唱的流行歌曲“漂洋过海卖杂货”以外，便别无其他了。倒是有几件其他的事记忆颇深，一是去清凉寺远足。清凉寺以藏经楼著名，这对我们只有七八岁的孩子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我只觉得又远又累罢了。只是有一点是一直记在心间的，那就是那次祖父给了我五分钱，我在摊上买了一颗会变颜色的糖，那时祖父的经济已经非常窘迫了，还要他给我远足时的零花钱，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应该。第二件事是学校开同乐会，每人交一角钱，这当然又是增加了祖父的负担。会上每人发了一只桃子和一些其他东西，我还记得我的那只桃子长得裂开了口，很甜。第三件事是随学校去参加在文庙举行的运动会，我们只是摇旗呐喊的拉拉队而已，大家在文庙的空地上席地而坐，那天风沙特别大，我们一起钻在被单下面嬉戏，十分好玩。除了上面这几件事外，当时学校里有一个姓苗的女生，长得很端庄文静，听说是常州伪县长的女儿，每天放学时和我同路经兴隆巷向东而去，这也许是我第一个有好感的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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