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宾

民国初期忻口是山西境内南北必经的官道，正是依赖于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忻口店铺曾经一度繁荣，南来北往，车水马龙。店铺种类也非常繁多，经营范围甚广。店铺经营者承继传统，经营有道，广纳人才，有着高尚的职业道德。他们诚信经营，义利并重，再加上当时在忻口设置了厘金局，大大方便了客商，节省了他们的时间。但后来由于重农抑商思想根深蒂固，以及没有及时接纳高科技，到后来同蒲铁路的修建，都给忻口店铺致命的打击，再加上战乱等因素使忻口店铺一度落寞。但忻口店铺的繁荣对忻口的经济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研究忻口店铺的兴衰对于推动现代商业发展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忻口店铺发展繁荣的原因

(一)优越的地理位置

忻口向有“晋北锁钥”之称，是内蒙和晋北通往太原的交通要道，此地自古即为军事要地，它地处忻县的北端，在忻定盆地的西北端，南离县城五十华里，北距原平镇三十华里，这里两山相夹，其状如钳，滹沱河经崞县之东北而来，至忻口，向东南而去。忻口，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誉，也可谓扼通衢，连南北之地。忻口这一“交通要冲”长期以来承担物资集散与南北流通的商业重任。据载，明末清初，忻州境内坐贾不多，行商不少，以外出经营者众多，只要他们往北走，那么就必定过忻口。忻州人离邑经商，相对集中的是内蒙古的丰镇、萨县、包头、归绥、集宁等地，随着清王朝对全国的统一，中原和蒙古的贸易较以前更为发展，忻口地处这个地区的关键地带，成为南北物资运输的大通道，也同时决定了忻口店铺的繁荣。忻商贩运的主要货物如粮食、铁器、茶叶、丝绸、木材、煤炭等，一般是从南方和本地贩运到外蒙古、归绥、新疆，其交通工具主要是车队和驼队。明末清初，人们大都使用牛马车、骡子车和骆驼，所谓“明驼千里可以代步，膻肉烙浆以充饥渴”。许多商客走得很累了便要找个歇脚之处，牲口也需要喂养，店铺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而忻口又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店铺的繁荣发展也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由于倚山临河，故镇子成狭长状。一条差不多二里长的南北大街便是全镇的主要街道。在昔日的忻县七大镇中，很难找到这么长的一条街道。这条街道乃是南北往来的官道，在抗战前，它是晋中、太原与内外蒙通商的必经之道。在这条晋商之道上，商旅南北往来，熙熙攘攘，客流量难以计数。总之，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忻口店铺的繁荣。

(二)经营有道，承继传统

忻口店铺的繁荣与忻口人的经营思想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在任人上相当谨慎与严肃，绝对不随便用人。他们遴选人员时，坚持德才兼备而以德为重，以信实笃厚为原则，人情不谙考不用，不地道者不用，手不为贵者不用，自由散漫者不用。其用人步骤是先试用，继伙计，后成员，顶生意。小伙计一般先打扫店铺、提水、侍侯掌柜，经过多年培训历练，道德品质高，精通业务的可熬成伙计或掌柜，这是他们的用人之道。

忻口店铺经营者信奉中国的传统文化，遵循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他们以儒家理念为指导从事店铺经营活动，他们把“儒”的伦理品质和“商”的职业结合起来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同时主张“和为贵”，人与人、店与店、行与行应和睦相处，共济和衷。与此同时他们兼收道家、墨家、法家的各种价值取向，灵活多变。

对于每一个商人来说，他们所追求的第一目标便是“利”，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对于忻口店铺的经营者来说，他们把“义”放到第一位，轻财尚义，义利并重。他们以儒家的义利观来规范自己的行商原则，并没有市井之气。许多商号均把“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作为立店、立铺的总则，同时，还将“黜华崇实，不为习俗所移”作为号规、店规、铺规。

（三）诚实信用的经商作风

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的根基在于诚信，忻口店铺的经营者用儒家的诚信来规范他们的商业行为，以做人的追求来经商，在经商的过程中体现诚实信用的原则。忻口店铺经营者在商贸活动中谨遵诚信原则，恪守诺言，童叟无欺，卖商品从不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很多客商与店铺主人打交道多了，买东西或是住了店没钱支付的可以先赊下，过一年半载再还钱，这种事很常见，不过得加些利钱，这是商家的惯例。做买卖向来以诚信为本，这是重要的经商之道。当然，不讲信用、欺诈行为，什么时候都有，但这些人以后再在这做生意就很难了，即损人又不利己，所以一般也比较少。

（四）高尚的职业道德

忻口店铺经营者非常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这也是儒商和其他商人最本质的区别。儒家道德观念经商的主张也有“以儒商饬商事”的实践，认为“良家何负闳儒”，以亦儒亦商为尚，在商业实践中，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奉为宗旨。

在对待德与利的问题上，立足以德为本，“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就是说一个人心中存在的高尚品质，一定会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加诸别人，这便是德与行的结合意义，更主要的是通过物质，实践自身的“仁义”。崇尚“义者宜也、利物为义”，前者是私心的克制，后者是予人的快慰。“不取无义之财，不收非分之利”，说透了忻口商人奉行的仍然是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也是忻口商人行商的道德规范与行为标准。重德则信念坚，理想明，作风正，事业成。

（五）审时度势，以稳求进

古人言：“识时务者为俊杰”。民初，忻口的商业比较兴盛，许多商帮大多与蒙古、俄罗斯做生意，忻商贩运的主要货物如粮食、铁器、茶叶、丝绸等，一般是从南方和本地贩运到外蒙古、归绥、新疆，其交通工具主要是车队和驼队，许多客商也步行，而忻口是通向蒙古、包头等地的必经之路，忻口人抓住这一重要机遇，观察分析时势，估计情况的变化，果断地经营起了店铺而且越做越大。忻口人不仅重视“学而优则仕”，亦注重“学而优则商”，对从商不存低下心理，不有惆怅负担，轻松经营。在经营中“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能够做到“见人所不见，为人所不为”，稳中求进。先前忻口村并没有设立厘金局，自从设立之后，忻口商人便审时度势，招徕生意，主动揽下代客商打税的活计，可谓识时务者。

（六）政府机构的设置

厘金局之设，始于咸丰年间，后来到了清朝末年，政局混乱，清朝财政紧缺，人民起义不断，尤其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极大威胁。为了筹措军费，以补财政不足，清政府便设立厘金局，也叫税厅子或官店，就是税卡子，专门管理过往商品的课税工作，在交通要道对过往商品视其成本稍加征税。现在忻口村学校所占的院落就是厘金局的旧址。原来有两进院落，门口树立旗杆，旗杆上有小旗，旗上写着“奉旨抽厘”的字样。据载，大同至忻口近五百里的商道上，仅大同和忻口两处设有厘金局。厘金局里除了文职人员外，还驻有一班兵士。厘金局不是州衙或县衙的下属单位，大概直属省里或中央，其级别也不低，用现在的话说，地位相当于独立的县处级单位。据说，凡要打税的货夫或高脚驮子，如拟在忻口住宿的，则不必专门停下来验货交税，可以先住店，住店之后由四合成商号代为办理，也可让店家代办。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客商便多愿意在忻口住宿，既节省了时间，又办了事情。忻口人正是靠着政府机构设置的便利，使店铺一度繁荣。

忻口店铺繁荣所产生的影响

对忻口本地而言，方便了人们日常生活，安置了部分劳动力，促进了忻口经济的发展。忻口店铺经营种类齐全，有干货铺、染坊、木店、纸炮铺、医药店、油盐酱醋铺、当铺、皮铺、面铺、赁铺等等。对于店主来说，虽然当时经营规模有限，利润还是很高的，无论如何都比他们种地强几百倍，足以养家糊口，保证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对于忻口村的其他老百姓来说，店铺方便了他们对日常生活品的需求，他们不必到远处去购买，在本村就能买到需要的东西。另外据李文柱回忆，谁家的粮食谷物如有剩余，随便放到一家店铺都可以转为银两，这样他们的收入也会增加，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还有的人专门割一些骡子等吃的干草，卖给店家，店主再卖给客商。大一些的店铺会雇人，对于被雇者来说，他们只需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如端茶、倒水、扫院、端饭、看管，店家便管吃管住，还能挣点钱，何乐而不为，可谓是安置了部分闲散劳动力。当时店家赚了钱主要是置地，店家买下地自己也种不了，于是就会雇一些人来种地，这也安置了一部分人，德胜店有长工、短工，也就是包年、包月，雇员春天闲时来、秋天忙时回家，也是非常灵活的。来来往往的客商云集，对忻口村百姓了解时事提供了方便，忻口店铺开阔了当地人的视野，促进了忻口经济的发展。

对忻商甚至晋商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忻口店铺与忻州的商业密不可分，而忻商又是晋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末民初，忻州商业可谓盛极一时，特别是到内蒙、包头做生意的人甚多，在忻口这条南北官道上留下了他们坚实的足印。忻口店铺适应了忻州商业的发展，方便了客商的各种需求，在这里有可供休息的各种旅店，他们可以在这里填饱肚子再上路。另外忻口店铺商人诚信经营、重义轻利的经营理念、良好的服务态度、高尚的职业道德、审时度势的眼光为忻州商人提供了示范。忻口店铺深厚的文化积淀，成为忻商甚至晋商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丰富了晋商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系忻州师院历史系学生，指导教师赵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