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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高度概括了中医学的整体观。人类生存的完整性应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与协调，许多疾病的产生，除了生物因素外，还与心理社会因素有密切相关的联系。有谓“七情致病”，既可直接伤及内脏，也可影响到相关脏腑气机，最后影响病情变化。 天人相应，不是空洞的说教，它在中医上有其特定的内涵。“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素问?至真要大论》，这里的“大纪”是自然界的大规律，即天地之道。故天人相应，即天地之大道与人的生存之道的相应。又因“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保命全形论》），故人的生存之道必须主动地顺应自然之大道，这两点是天人相应的基本前提。 自然界之道，有常亦有变。比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说的是其常。“夫人秉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金匮要略?第一》），这里的“害”和“覆”则是其变，即异常。自然界之道的异常，又包括太过和不及两端。如果进一步讨论，则“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金匮要略?第一》）之说。这是张仲景以四时节气为依据，对气候变化太过、不及的具体分析。可见人生于天地自然之中，不仅在正常情况下要与自然界四时气候相应，更要在四时气候出现异常的情况下也能够做到相应。这就要求人必须掌握两方面知识：既懂得自然界四时气候的常、太过和不及之变，也要注意自身变化中的常、太过和不及之变。对于认识和防治外感病来说，人与自然双方的这六个方面是至为重要的。 “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素问?生气通天论》）；“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素问?上古天真论》），均显示了中医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界之间是共生的，而不是对抗的关系。 中医的一把草、一根针以及一套至今魅力不减的理论体系，济世救民，普渡众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是一种文化、一种思想，更是一种主义，“整体观念”、“辨证施治”、“取之有道”等这些理念的推行，是中华文明得以长寿的根本秘籍。 “辨证施治”则是中医数千年锤炼出最亮丽、最辉煌的一章，“八纲辨证”为其详实的内容：就事物的类别，可分为阴证与阳证；就事物的定位，可分为表证与里证；就事物的性质，可分为寒证与热证；就事物的正邪，可分为虚证与实证，其中，阴阳两纲又可以概括其他六纲。于是，错综复杂的事物在中医手中变得有条不紊，纲目分明。 以临床的“见效”为基础，《伤寒论》及《内经》等中医巨著不仅是医学史上的经典，至今仍属科学著作。与早已不具临床指导意义的希波克拉底的著作不同，它们依然是临床实践的有效指导者。张仲景上继《内经》、《难经》等先贤理论和经验，内迫于伤寒时疫流行，外因于两汉天文学之启发，而后补既往古典外感理论之未密，他高于希波克拉底就在这地方。这一点，只有印度医学的《罗迦集》堪与其比肩。 2 从全息论到亚健康 传统中医学从宏观看事情，着重整体观，辨证论治，标本兼顾，强调内外环境平衡和“扶正邪”，侧重唯心和唯物辩证法。 在外感病的发病和预防上，中医与西医的观念相去甚远；主要是中医强调多因素的相关性，西医则强调外来致病因素的决定性。对于外感病，中医固然关注外因，但更重视内因。尽管中医无特异性免疫与非特异性免疫之说，但保持人体阴阳、气血、五脏、六腑的“阴平阳秘”、“正气存内”，又岂是西医免疫之说所能涵盖。 大量身心疾病临床资料证明，心理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加拿大生物学家selye在20世纪30年代便提出了应激学说［1］：个体在客观条件的刺激下，将会产生一系列的应激反应，可使人体内稳态发生改变。 生物全息论的演绎，说明从人体部分投射全身的崭新理论，例如舌头、耳朵、足底乃至眼目，均能反映全身各重要脏腑的功能状况，故舌针、耳针、足底按摩相继发展，既微妙亦难以想象［2］。从一部分看全部，正是见微知著，处身于变化万千、信息爆炸的时代，国际局势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2003年人类基因图谱的完成，树立了人类医学新的里程碑。接着干细胞和克隆技术，器官乃至生命可以再创造，令人叹为观止［3］。无疑，现代医学趋于精微，中西医学各放异彩，互补不足。笔者相信未来医学领域，会是“个体医疗”的新世界：从基因乃至全人，动态地、有机地配合先进诊断，度身订做地治疗［4］。现代全息论带给人类新的启示，从一粒沙子看世界，从微观到宏观。所以先贤强调自然，他们2000多年前，以哲学家的睿智、颖悟，揭示天人、物我，尤其人与人之间的相依统一。本来万事万物，尤其人事，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如果你不存在，我也就失去依赖生存发展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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