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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宁  《国语·周语上》载内史过云：“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昭注：“融，祝融也；崇山，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现在研究夏史者经常引用这条资料来证明夏人之旧居或都邑是在今河南的嵩山（崇、嵩古今字）附近或伊洛地区。但笔者认为古今学者对这条材料的理解和使用均有误，由于此条史料牵扯到的上古史中的问题较多，须详加辩证。一、“融”非祝融
这条资料中的“融”，贾逵、韦昭都认为是祝融，但我们看看内史过的原话：“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这其中，除了“融”以外，自“回禄”以下神人或动物名皆为双音词，在古代追求语气和句式整齐统一的年代里，如“融”果真是祝融，为何不直书之？在同书的《郑语》里史伯论兴衰时也提到了祝融，是写全了的，为何此处要单称“融”？我们看看唐、宋以来的类书、传注中引此条，如《北堂书钞》卷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疏、《太平御览》卷三十九等，哪一个不是都写作了“祝融”？这不是说《国语》原书就是作“祝融”，而是他们看了贾逵、韦昭等人的注，为了追求语气和文句的完整而增添的。《国语》原文肯定是只作“融”，否则贾、韦二人就没有再作解释的必要。另外，唐瞿昙悉达编的《开元占经》卷一百十三引《国语》此条和韦注与今本相同，可知唐代留传的《国语》和韦注和今本没有区别，那么宋代就更不用说了。
《国语》原本不写作“祝融”的原因，笔者认为“融”根本就不是祝融，而应是丹朱，《国语》之原文当作“夏之兴也，彤降降于崇山，”据《说文》，古文以“彤”为“丹”字；“降”通“俞”，如《老子》三十二章：“以降甘露”，汉帛书甲本、乙本“降”并作“俞”。“俞”即“朱”，如《山海经·大荒南经》：“离俞”，郭璞注：“即离朱。”又《庄子·达生》：“紫衣朱冠，”《释文》：“朱冠，司马本作‘俞冠’。”是降、俞、朱古本通用，因此《国语》里的这个“彤降”就是“丹朱”，后人以二“降”字相连以为有衍文，遂删其一（另：汉代人抄书遇二字相同时，下一字皆用二短横作重文符号，此在传抄时最易被忽略遗漏）；
“彤”、“融”古文通用，章太炎《小学问答》曰：“融，从虫省声，古无舌上音，彫虫、虫镂皆借为彤，《说文》有赨字，云：‘赤色也。’彤、赨盖本一字。”因此遂又改为“融”。也可能《国语》原本作“赨”，因形近而讹为“融”，后人不察，乃以为“融”就是祝融。
据邹汉勋及童书业研究，丹朱即驩兜，亦即《山海经》中的驩头、欢朱［1］，是也，《书·尧典》把驩兜和丹朱分成二人，是不明古史传说真相之故。驩兜降于崇山之事亦见于《书·舜典》：“放驩兜于崇山”，即谓此事。内史过说这话时是在春秋时鲁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年），而《舜典》是作于战国中后期，故《舜典》之说极有可能是本于内史过之言。盖其时《国语》之文尚无讹误，时人能正读之也。
二、放丹朱者为禹
《舜典》说放驩兜于崇山之事乃舜所为，但内史过为何言“夏之兴也丹朱降于崇山”呢？此中实含有一段因被后人篡改重编历史而弄模糊了的历史事实。
《史记》之《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以为，帝喾之后为唐尧，唐尧之后为虞舜，虞舜之后为夏禹，但据王国维、郭沫若研究，帝喾与帝舜实为一人，亦即《山海经》中的帝俊和卜辞中的高祖夒，亦称为“上帝”［2］笔者以为也就是黄帝［3］，所以喾—尧—舜—禹的帝王传承系统是不可信的。
放逐丹朱的的确是有虞氏，但不是舜，而是禹，有虞氏乃夏之先人，他们以白虎为图腾，白虎即虞，故曰有虞氏，其著名的首领就是禹［4］。有虞氏所建之方国就是土方，恒见诸卜辞，又见《诗·长发》和《楚辞·天问》，郭沫若认为“土方就是夏民族，”［5］是也。后来禹子启在土方的基础上建立了联盟制的国家——夏，始号曰夏后氏，故古有“虞夏同科”之说［6］，殆即此意。《舜典》把此话附会到虞舜身上，其根据就是虞为夏先的说法，因为放驩兜是在夏兴之前，而此时乃有虞氏之时也。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丹朱（驩兜）是尧子，而《山海经》中的世系却是黄帝—昌意—韩流—颛顼—驩头（丹朱）—苗民（即三苗），此世系见《海内经》和《大荒北经》。笔者认为，昌意即帝尧，韩流在《竹书纪年》中称之为“帝乾巟”，丹朱《山海经》称之为“帝丹朱”，《竹书纪年》称之为“帝朱”，可知丹朱也曾为帝，这个系统最近古，最为可信。真正的五帝系统就是帝尧（昌意）传弟帝挚（青阳），帝挚传帝尧子帝韩流（乾巟），帝韩流传子帝颛顼，帝颛顼传子帝丹朱，这就是夏代之前的“陶唐五帝”系统，只有一代是兄终弟及，其余为父传子，这时已经是“家天下”了，夏代建立后也是承袭的这个制度【7】。
汉代以前一直认为洪水是尧时发生的，但实际上应是颛顼之时，《淮南子·本经训》言“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言“舜之时”不可信，当为颛顼之时，空桑乃颛顼所居，见《吕氏春秋·古乐》和《帝王世纪》。《史记·律书》明确地说“颛顼有共工之阵以平水害”，《淮南子·天文训》则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帝”，可知颛顼时是遭受了“水害”的。当是颛顼命鲧治水不成，令孙子祝融杀鲧于羽郊（见《海内经》），又命禹治水，禹始伐逐共工，治水成功，《荀子·成相》言“禹有功，抑下洪，避除民害逐共工”，又《议兵》和《战国策·秦策一》苏秦皆言“禹伐共工”，即谓此事。
帝颛顼传帝位于儿子丹朱，禹不服，乃用武力放逐了丹朱以夺权，《竹书纪年》言“后稷放帝朱于丹水，”而后稷实为禹臣，《国语·周语上》祭公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是也。因禹放逐了丹朱（欢兜）而夺取了天下，夏人之先世有虞氏于是兴起，接着禹子启因之建立了夏王朝，故曰“夏之兴也，丹朱降于崇山”。
实际上，《舜典》所载“四罪”之中，除了殛鲧为祝融所为之外，其他三者皆禹所为。共工、驩兜之事已见上，禹伐有苗之事见《墨子·兼爱下》与《非攻下》，载其事甚详。盖有苗为帝丹朱之后，并且也曾称王的。《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曰：“王无亦鉴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亦云三苗“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可见苗民确乎曾称王并且一度主政。
综上所述，《国语·周语上》中载内史过所说的降于崇山的“融”当是丹朱，因为禹放逐丹朱于崇山而夺取了方国盟主的地位，夏人由此兴旺起来，故曰“夏之兴也，融（丹朱）降于崇山”，这个崇山不是今天河南的嵩山，也不是在南裔，而是在东裔，就是今天山东潍坊市临朐县的嵩山［8］，关于这个问题详细论述，可参见拙文《“夏居河南说”之文献考辨》［9］。
注释：
［1］见邹汉勋《读书偶识》二和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10－11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
［2］参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华书局1959年6月411－413页；《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82年223－227页。
［3］详见王宁《狮子座之谜：夏商周三代的至上神观念与星辰崇拜》 载《郭沫若学刊》1995年第3期；又《〈海经〉新笺（上）》 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2期
［4］说详见王宁《原始天文学与夏商文化的起源》 载《郭沫若学刊》1993年第2期
［5］《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夏禹的问题》307－309页
［6］《尚书正义》云：“案：马融、郑玄、王肃、《别录》题皆曰《虞夏书》，以虞夏同科，虽虞事亦连夏。……《赞》云：‘三科之条，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
［7］王宁《五帝新考》载《东方研究》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 151－153页
［8］温玉春、张进良《夏民族起于山东考》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9］王宁《“夏居河南说”之文献考辨》载《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
（原发布于智识学术网2006年0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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