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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古代社会，主要是中国的古代社会，曾经出现过复都制。即：国家设立多个京城——都城和陪都。中国古代史上曾出现过单京制、两京制、三京制、四京制、五京制、六京制。中国古代采取复都制的时间远远多于采用单京制的时间。可以说，大约从商朝开始，多京制和设立陪都就成为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常态，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陪都现象。 在世界古代史上，中国之外的其他各国也曾有过陪都。如1713年，沙皇一世将俄国首都迁到圣彼得堡，莫斯科成为“陪都”。但陪都在其他各国都不能构成一种历史现象，因为它们不是一种经常性、连续性的设置。而在中国古代，由商到清，这种设置几乎连绵不绝，可以称为一种历史现象。陪都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了一种制度、一种机制。 历史与未来之间，有一种奇妙的联系。而能够建立起这种联系的，是我们的思考。在古代陪都和现代“副中心”之间，我们首先应该思考的，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应该说，在大的历史背景迥异的情况下，两者是具有明显区别的不同的事物。分析和思考这些差异和区别，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清晰、更透彻，甚至可以得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设立陪都与设立“副中心”的原因不同 古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疆域广大、人文鼎盛的大帝国。正是由于我们疆域广大，在古代交通、通讯手段落后的情况下管理国家有一定的困难，即使我们有号称当时全球第一的八百里快递的官驿，也实在是难以承担庞大帝国的管理之重。所以，智慧的祖先有时会采取分而治之、辅而治之的办法。设立陪都，正是这种分而治之、辅而治之方法的具体体现。这种选择，虽然有时有不得以之嫌，但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陪都亦是京城，它也是中央政府权力、意志的体现。京城虽有多个，国家却只有一个，正所谓“鼎足而立，共撑中华”；此外，也正是由于我们人文鼎盛，所以也会因为祭祀祖先、尊重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特点等原因设立陪都。连续性是我们人文鼎盛的又一特点，所以有些朝代也会因为尊重传统的原因设立陪都。 为什么人们会在今天议论中国要设立“副中心”呢？其根本原因在于“大”。这个“大”不是指古代所说的疆域大，因为对于今天的交通、通讯手段而言，我们的疆域正在变“小”，地球也正在变小。这个“大”是指我们的首都北京太“大”了，大到六环套七环，大到地铁日客流量超千万。我们的都城太拥挤了，拥挤使得城市在呻吟、在喘粗气。在此种情形之下，城市病造成都城的国家管理能力在降低。而国家管理能力的降低会使首都价值大大降低。 都城过大带来的问题，古今中外都存在，但问题的焦点不同、病源不同：在中国古代，都城过大造成的困难主要是粮食供应困难，如唐长安、北宋汴梁。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因粮食供应困难皇帝不得不“就食”于陪都（如唐洛阳）的现象；在当代，都城过大首先导致交通拥挤、物价高企等城市病，而城市病又带来效率低下、宜居程度降低的问题。现代都城必须解决城市本体过大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讨论设立“副中心”的根本原因。 名称不同 古代的陪都，绝大多数都有正式的“京城”名号。历史上陪都的名号很多，如：东京、西京、南京、北京、陪都、陪京、留都、留京、上都、上京、行都、行在、盛京等。这与封建帝制有关，也与当时的实际需要有关，正所谓“无名不顺，无号不崇”。而当今的世界，一个国家是否要有几个带有京城名号的城市呢？显然，这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我们今天的中国有叫“南京”的城市，但此京非彼京，“南京”之名是历史延续下来的名称，这里的“京”字已经没有当年作为首都及陪都的京城之意了。 陪都的名号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已经有了制度化的称谓。但今天的“副中心”一词，尚有些不伦不类。若干年前，人们曾把陪都的名号移植到当代，曾经有一些“经济陪都”、“文化陪都”的提法，今天又出现了“副中心”的词汇。称陪都，不太合适；称“副中心”，也未必可取。因为它既不是第二个都城，也不是第二个中心。 类型与功能不同 中国古代的陪都有十大类型。分别为：东西或南北平衡型两京制陪都、分区而治与方位设置型多京制陪都、国防主导型军镇制陪都、旧都留根型留都制陪都、祭祀中心型圣都制陪都、巡幸暂住型行都制陪都、母子一体型守望制陪都、实际权力型“霸府”制陪都、商业中心型市集制陪都、因疾而终未就型陪都，这些类型的陪都因不同的社会需要而具有不同的功能。很显然，支撑这诸多类型陪都存在的理由，如军事、祭祀、东西平衡、分区而治等，在今天已不复存在。古代这些类型的陪都多数已不适合今天的社会发展需要。 在某些时候，古代的陪都从功能上可以等同于都城，皇帝和大臣们会长期在陪都办公。如元代的上都，从忽必烈时期开始，元朝皇帝一般每年夏初从大都出发，“北巡”上都，秋天返回大都。皇帝和整个官僚机构每年在上都居留的时间达近半年之久。中原地区的陪都，如唐代的洛阳等也有类似皇帝和中央机构长期居留的情况。 从目前来看，“副中心”的功能定位还有待讨论，但不论它是一种什么功能，类似上述这种等同于都城的陪都功能在今天的“副中心”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 设立方式不同 古代的陪都许多是按照京城设立的，最典型的陪都具有与都城一致的机构设置，如明代的南京六部。即使是一些普通的陪都，多数也设有与皇家和中央政府紧密相连的“留守司”等机构。今天热议的“副中心”是一个什么样子？或者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人们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央政府绝不可能像古代一样搞双套制。不但不会搞双套制，甚至国家核心机构的外移也是不可想象的。 城市建设不同 古代城市建设是有规制的，京城有京城的规制，其他城市有其他城市的规制。陪都因称为“京”，所以享有京城的规制。特别是陪都一般都有宫殿、宫城和宗庙等，甚至还需有大臣们居住和办公的场所。这种做法显然也不适合现代社会，讨论中的“副中心”一旦开始建设，一定能够促进该城市建设的发展，但“副中心”不可能有所谓的京城规制方面的规定，也不可能为中央领导和各部委干部保留大量的居住和办公场所。避免重复建设、避免浪费，应该是未来“副中心”建设中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关于都城观念的反思 都城过大是一种特殊的城市病，我们权且称之为都城病。 都城病倒逼着我们进行反思：什么是都城？都城应该承担什么功能？现在的中国都城其结构和规模是否合理？都城应该或必须承担经济中心的功能吗？都城应该或必须承担文化教育中心的功能吗？答案显然并不一定是肯定的。 什么是都城？首先我们先谈谈何者为都、何者为京的问题。都，在中国古代主要有以下几种含义：大都市，一国最高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美好，总，等等。即：国家权力机构所在的规模巨大、功能齐全、外观靓丽的城市；京，在中国古代主要有以下几种含义：高丘，国都，古代数目名中的最高单位（古代数位序列是：万、亿、兆、京，十兆为京）。所以，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都城除了国家最高权力所在外，还应是城市中的“高大全”，大城为都、高丘为京。 但在今天，现实倒逼着我们进行反思：都城必须是城市中的“高大全”吗？我们在理智上可以迅速、清晰地得出否定的结论。但在情感上则不然，一旦我们的国都真的变成了一个“小城”，恐怕国人心中一时会难以接受。 目前常被人们提及的“政治副中心”的概念不可取。因为都城应该是一个紧密型的政治中心。都城可以不是经济中心，也可以不是文化教育中心，但它既不能不是政治中心，也不能是松散的政治中心。即：都城唯一不能消弱的功能是政治中心的功能。所以，不能出现所谓的“政治副中心”。同样，“副中心”的概念也不可取，中心就是中心，怎么会有正副之分？所谓的“副中心”，很有可能是原有“中心”范畴扩大的组成部分而已，或者可以称为“中心城市群成员城市”“首都扩展城市”等。 解决北京都市病的两个方案 解决北京都城病的方案，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搬出去”，另一个是“请进来”。 所谓“搬出去”，就是将首都搬出北京，模仿美国、巴西等国家，建立单纯的政治中心；所谓“请进来”，不是继续扩大北京的规模，而是把一些周边城市“请进”首都城市圈，建立一个以北京为核心、为主体的首都城市群。在这个城市群中，北京继续扮演政治中心的角色，其他城市则分担一些目前大北京承担的生产、文化教育、传媒等方面的功能。就目前的现实情况和国民的传统心理而言，实施第一方案似乎较为适合。 从总体而言，古代陪都和今天的“副中心”差别是巨大的，但它们之间也有一些相同之处。比如：它们都是为了解决都城管理国家功能的需要而设立或设想的；它们都可以分担都城的一些功能；等等。不论是差异和联系，都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养料。鉴古知今，通过比较分析古代陪都和今天“副中心”的异同，对消除今天的北京都城病和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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