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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濂 自古以来，都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在那“君为臣纲”，“乾纲独断”的封建专制体制下，皇帝真是老子天下第一。皇权高高在上，生死大权独断，唯所欲为，皇上哪有不快意之事？可是，历史上有些皇上，却被身边的大臣们弄得做不成快意事 ，甚至大臣们还被置于皇权之上， 皇上无时无刻不看大臣们的眼色行事。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崔抒就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而在晋国，也发生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宰相）赵盾是个正直的大臣，经常谏劝晋灵公。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只得出走，不过在尚未逃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便起兵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赵盾对董狐说：“我并未弑君。”董狐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境，国君被杀了，你回来后又并未法办弑君的人，当然就等于是你弑君了。”赵盾毫无办法，只好叹口气，听任董狐写自己弑君了。 唐太宗时著名的大臣魏征，有一次魏征从外面回来，见皇帝车驾已备，像是要外出巡幸的样子，但不知为什么又停了下来。原来，太宗见到魏征，怕他不高兴，索性不去了。还有一次，太宗弄到一只罕见的繇鹰，正在兴致勃勃地把玩，一见魏征过来，忙将它藏在怀里，等他谈完事走开以后，可怜的鸟儿已经被闷死。 唐代名相杨炎，连他死后皇帝还愤愤不平对人言:“杨炎视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论奏，可则退，不许则辞官。”这简直是用辞官来挟皇帝。安史之乱后，国家的财政经费与君主的私人经费合而为一，“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杨炎为相，首先要求皇帝从私囊中把公赋交出来，划分为国家公赋和君主的个人私藏，保证公赋收支系统的独立。要让皇帝交出侵占近二十余年的国家经费当然是难。杨炎跟皇帝摊牌，不许则辞官。皇帝只好答应。 贞观十三年（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褚遂良坚持原则，不让皇帝观看史官所记的内容。 宋太祖一日罢朝，俯首不言，久之，内侍王继恩问故。上曰：“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堂堂一位开国皇帝“偶有误失”，竟然怕“史官书之”。 有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坐朝归来，闷坐深宫，面有忧色。大太监王继恩问他不高兴的原因。赵匡胤说：“清早上朝时，有言前殿指挥一事的处理，‘偶有误失’，史官一定要记下来，我怎么会高兴呢？”又一天，赵匡胤在御花园游戏，持挟弹弓打小雀子。玩得正高兴，忽然有黄门官奏报，说有人猛击景阳钟，当有急事面奏。赵匡胤丢下弹弓，匆匆忙忙整冠束带出殿。岂知奏折却是一般的例行公事，他顿时面孔变了色，愤然地说：“这种小事急什么？”回答说：“总比打鸟来得要紧吧？”赵匡胤听罢，暴跳如雷，走下座位，抢了侍卫持着的黄钺柄碰撞过去，恰好击中此人的嘴唇，把两颗门牙打下来了。这个人弯着腰慢慢地捡起牙齿，放在怀里。赵匡胤盛怒未息，说，你拿两颗牙齿做啥？留着告我的状吗？回答说：“我哪儿有胆子敢告陛下；不过，这件事自然会有史官直笔的。”赵匡胤感到不对头，惭渐消失了怒气。最后还夸奖他说得有理，送了他一笔银子，表示慰问。 宋仁宗最宠幸的是张贵妃，她的大伯张尧佐是掌管全国财政要职的三司使，号称“计相”。但这位大伯却觊觎着副相的位置。包拯知道后就和其他台谏官纷纷上疏，仁宗只得免去其三司使，出于安慰，任命他同时兼任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见此，包拯怒斥仁宗是“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而且直接抨击仁宗“失道败德”。说一个皇帝“失道败德”，这可是最大的恶评。朝会之日，包拯联合了其他大臣，率领百官面谏仁宗，这是大臣监督的强硬手段。仁宗先是勃然大怒，但迫于舆论，最后还是做出了让步，免去张尧佐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保留了其他两使。 过了不久，张贵妃见舆论平息，仁宗重新任命尧佐为宣徽使。包拯得知，不依不饶，领衔与其他大臣上殿争辩。一天，张贵妃还想为大伯子说情，仁宗抢白道：“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的脸上。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包拯跑到宫里大吵大闹，溅了宋仁宗一脸的唾沫。直到宋仁宗妥协了，包拯才善罢甘休。 夏竦死后，宋仁宗打算给他一个谥号“文正”，夏竦曾两度担任枢密使（国防部长），并有文集行世，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帝管干部”。不料，负责官员考核的刘原父说：“给谥号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你怎能侵犯我们的权利？再说，夏竦也不够格。”司马光也上书，说：“文正”的称号太高。于是，仁宗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献”。皇帝想给“帝管干部”一个“荣誉称号”，要是搁在其他朝代，大臣都会争夸“皇上圣明”，没准儿还会年年纪念圣谕发表多少周年呢。 宋仁宗刚刚上台，体味到了皇帝的妙处，新婚燕尔，沉湎女色不能拔，不但采皇妃贵妃这类“家花”，而且采臣子们的“野花”。一日，京都开封某一富豪之儿媳妇不见了，听说被召进了皇宫。开封府的“市长”范讽得知此事，二话不说，直闯皇宫，含讽带刺地说：“陛下不贪女色，朝野共知，若将民女强纳入宫，将何以示天下？”搞得宋仁宗脸红一阵白一阵，讪讪地说：“朕听皇后说，是有这么一个女子，但朕还没有看见的。”范讽依然不放过：“若果如此，请容臣将其带出。”宋仁宗只得老老实实把这女子当场交给“范市长”，眼睁睁地看着美女被带走。此事了却不久，皇上又犯老毛病了，仁宗纳了新美人，谏官王素闻知，又上金銮殿来了。这个王素是前朝宰相王旦之子，王家与赵家是“世交”， 于是，仁宗就向王素拉起关系来了：“朕乃真宗之子，卿乃王旦之后，世有相交。后宫实有新人，已随朕左右，可否让朕留下？”但王素毫不徇私，坚决“不准”，没有通融余地，仁宗无奈，只能泪眼花花地把美人送出宫殿。 那时，女子相扑是最热门、最吸引眼球的运动项目，每当有赛关索、黑四姐等相扑明星出场演出，东京城里常常是万人空巷。相扑比赛时身体仅用布条遮羞，女子相扑比赛就露出那白花花的胴体。新年里的北宋东京城一片欢腾，宋仁宗带着近臣和众美女来到宣武门，魔术表演歌舞表演之后，赛关索、黑四姐赤膊上阵，身法迅疾，赢得一阵阵喝彩，宋仁宗看得出神，眼睛都直了。可是第二天一上班，宋仁宗一眼就看到了司马光的奏章《论上元妇女相扑状》。严厉指责仁宗贵为天子如此轻浮成何体统云云。“严加禁约，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最后强烈要求禁止女子相扑运动。“裸戏门”之后，宋仁宗没有再敢动看女子相扑这个念头。 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居然连任命一个大臣、宫里多几个女官、看个相扑、授个封号、享受一个女子的“自由”都没有，而剥夺他权力的竟然是他的奴才，是他一手可以提拔一脚可以踩死的臣子。这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他可是天下第一把手啊！一把手居然也有人敢管他？臣子们都是普天之下的王臣，敢向皇帝叫板？以下可以凌上？下属居然监督上级，皇帝也要向臣子臣服？而且监督到皇帝“八小时之外”去了？管到“床上”去了？而且皇帝非但没嫉恨，没给王素们穿小鞋，反而像犯了错的孩子，老实服罪。真不敢相信历史上有这样的事。莫说是在封建王朝，即便是在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今天，上级领导只要一句批示、一个电话，甚至一个眼色，有关部门就会忙不迭地认真领会、坚决执行。 北宋乾德二年{964年}，范质等三位宰相同日辞职，宋太祖任命赵普为相。但在颁发任命诏书没有宰相副署不具法律效力，太祖想签署，赵普说：“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 最后还是由同平章事衔的开封府尹赵匡义副署才签发诏书。 宋孝宗想给自己的围棋好友赵鄂戴个官帽，也得向外廷官员同意，赵鄂拿着孝宗降旨，葛中书不客气地说：“伎术官向无奏荐之理。纵降者来，定当缴了。” 孝宗自好作罢。同样，宋光宗时，想提拔身边的人也忌讳，给事谢深甫对不合法度的私旨，缴奏无所回避，光宗遇到禁中私情，只能推掉，说“朕也惮也，不如且己。” 宋神宗时，一次因陕西用兵失利，神宗震怒，批示将一名转运使斩了，次日，宰相蔡确奏事，神宗问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蔡硧说：“方欲奏知，皇上要杀他，臣以为不妥。” 神宗说此人何疑？蔡确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 神宗说那就刺面配远恶处吧。这时，门下侍郎章惇说：“如此，不若杀之。” 神宗问何故？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 神宗声色俱厉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章惇毫不客气地回敬皇上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上述可以看出皇上也无法由着性子“做快意事”，皇权也要受到士大夫的监督和制约。皇帝一旦露出滥权专断的苗头，立即会受到大臣们的抗议和抵制，所以宋神宗也只能感叹一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皇上权力再大，他也无法仅凭个人意志为所欲为。我们常说群众监督，事实上群众是不能够监督权力者的，你连皇宫的大门都进不去，遑论监督！只有权势者身边的官员们才能监督权力者。只有把皇帝关在笼子里，他才不能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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