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转换与“湖南”成型
2012年10月19日 14: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19日第368期 作者：特约记者 杨理胜 浏览： 108 次 我要评论 字号:大中小
【核心提示】“湖南”首次称省是在1277年到1281年，即“湖广等处行中书省”省治驻潭州（长沙）之时，时段与张虎抗元几相终始。李志勇以为，这一巧合决非偶然，当是张虎领导的此次斗争，在湖湘大地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严重威胁到了元朝的统治，官方才迫不得已为之。
北宋“开梅”以后，峒民以“梅山蛮”的名义与朝廷的对抗在正史当中绝迹，但双方还是经历了一个时间不短的磨合期。史书记载，高宗建炎四年至绍兴二十四年，武冈瑶人杨再兴与其子杨正修、杨正拱两次“起事”；淳熙十年至十一年安化蛮蒙光渐突入内陆“起事”等，即为明证。不过，如果仔细分析梅山峒区的官民冲突，就会发现这都是当地官员苛刻盘剥所致，尚不足以影响峒区与朝廷的和睦大局。
据湖南省民协梅研会副主任李志勇介绍，宋人“开梅”之后，华夏文化的大门向梅山开启，峒民载欣载奔，可是冷酷强大的官吏与朝纲却处处掣肘这批远人，以致他们在愤慨之余难免丧失冷静。但生性淳朴的峒民并没有因为这个磨合与朝廷对抗，当北宋朝廷危急之时，他们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奋起勤王，为扭转时局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据嘉靖年间的《新化县志》记载，靖康之难时，新化令杨勋积极响应李纲号召，亲率民众北上勤王，大家“荷戈裹粮”，誓不与金人俱生。杨勋昼夜疾驰至襄阳后，因困踣卒于军中，乡人怜之，扶柩归葬。新化民众此番勇赴国难、痛失主将的行动把梅山峒民恩怨分明、甘与朝廷同仇敌忾的精神阐发得淋漓尽致，也为宋末元初的张虎抗元事件作足了心理铺垫。
张虎抗元之事，《宋史》、《元史》和清代的方志材料中皆有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为响应文天祥在江西起兵的靖难之役，张虎召集梅山峒民起兵抗元，短时间内连下“新化、安化、湘乡、益阳、宁乡诸县”。至元十六年，张虎兵败被俘，恢复自由后又投入到抗元战场；至元十八年，张虎再遭兵败，被元中书左丞奥鲁赤擒杀。
值得深思的是，“湖南”首次称省是在1277年到1281年，即“湖广等处行中书省”省治驻潭州（长沙）之时，时段与张虎抗元几相终始。李志勇以为，这一巧合决非偶然，当是张虎领导的此次斗争，在湖湘大地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严重威胁到了元朝的统治，官方才迫不得已为之。邓显鹤《宝庆府志》载张虎抗元“环宝庆争应之”，仅此一言，便知端倪。张虎失利之后，元朝朝廷高枕无忧，于1281年迁“湖广等处行中书省”省治回鄂州。
据同治十一年（1872）的《新化县志》记载，张虎抗元一役，梅山苏氏、张氏“男丁几死伤殆尽”。当年的名门望族，如今人才凋零，让人顿生“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慨叹。可是，如果抛却情感因素，回味这场战事，就能发现张虎的抗元，至少有如下三个重大影响。
其一，此战让张虎升格为神，成为梅山峒民顶礼膜拜的“张五（武）郎”，在梅山峒民心中留下了一个遥远而又真实、模糊而又鲜活的神祇形象，沾溉后世无限；其二，此战奠定了“湖南”的建省之基，自此之后，湘人愈加勇武，其知恩重义、勇于担当的精神注入了湖湘文化的基因当中，为后世谱写出更多的惊喜与传奇；其三，此战让周边汉人深刻认识到了梅山峒民的果敢坚毅，自此，这支蜗居一隅的族群得到了周边各族的广泛认同。
朱明王朝建立后，畏于梅山峒民对元朝的反抗与对陈友谅的支持，安插贵胄以资弹压，其中苏宝顶一线“梅山蛮”后裔聚居的武冈州尤为密集，先后分封了11个藩王镇守，对梅山峒民极尽严苛。明代中叶，驻宝庆和武冈的广通王与崇阳王先后卷入朱明皇室的内部纷争，峒民借此机会奋勇起事，遭到残酷镇压，相当部分的梅山峒民不得已向南迁徙，在进入五岭山脉后又向东、南、西方扩散。这群被朝廷称为“苗蛮、猺獠”的人，逐渐流落到广袤的岭南山地，形成今日“岭南无山不有瑶”的满天星斗格局。而他们祖祖辈辈生活过的故土，则演变成为当代瑶胞的“祖山”，在遥远而又朦胧的记忆当中无可奈何地渐行渐远了。
李新吾指出，明代是梅山峒区社会形态转变的关键时期。首先是对外的。随着“藩王叛乱”转变为“寨苗叛乱”，阶级矛盾变成了民族矛盾，“防苗”、“理苗”开始成为官方的主要政务，这直接导致清代乾嘉苗瑶起义过后统治者对民间武器的收缴以及传承千年的“椎牛”大典遭到封禁。
其次是对内的。随着“不服徭役”者的仓惶出走，“编户入籍”者在峒区蒙受了不白之冤，他们为了减轻生存压力，不得已修改族谱，重修方志，以证自己汉人的血统与清白。如安化县的首部县志便极力申明“梅山”得名于“汉长沙王将梅鋗”，“本氏族乃江西汉移民后裔”，甚至连土著巫觋也开始改名为“师公”，与“太上老君”攀上莫须有的亲戚关系，其“漂白”的急迫心情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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