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明 旅游自古以来便是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人们消费意识的进步，旅游在现代人的生活中越发重要起来。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文人作家、轶事传说和诗文小说，这些资源融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魏晋风流以玄学为思想基础，是魏晋士人在挣脱了两汉经学的桎梏后，努力追求的一种独特的人格美，是他们艺术化的人生在外在气度上的流露。由于玄学以老庄思想为根基，如何处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便成为题中之义，这就为我们探讨如何追求超越记忆中知识与典故的束缚，追求纯粹的美的感受和心灵的自由舒展这样深层次的文化旅游提供了天生的便利。 魏晋士人崇尚自然，以原生态和本色为美，并将自身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寄托在山水清音之中，追求主客互融、物我两忘。无论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是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都体现了回归自然与造化冥合为一的审美取向。这种美感和对心灵的净化效果是建立在与自然平等相待的理念之上的。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旅游者和文化产业者才有可能在自然面前放下征服者的姿态，取消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进而重获内在精神的宁静平和，并使文化旅游真正具备人文关怀。 无论是欣赏自然还是品评人物，魏晋士人都力求摆脱名利的束缚，保持内心的纯净，追求纯粹的审美。“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朗朗如日月入怀”、“岩岩若孤松之独立”，从这些人物评点中，我们感受到的是被评点人卓越的神姿和澄净的胸怀。“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从这样的山水审美中流露出的是蓬勃的生机，灵趣盎然。这种纯粹的审美既要求欣赏者具备较高的审美能力和纯净的心灵，同时也要求被审美的事物真正具备“美”的特质。当下，许多地区为发展当地旅游经济，开始了近乎畸形的“历史名人”争夺战，特别是两省三地为给西门庆、潘金莲建故居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不惜开发一些明显带有性暗示的旅游活动，道德防线一再降低，其根源无非是利欲熏心，饥不择食。这不仅谈不上文化旅游，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极大羞辱。 魏晋是一个崇尚个性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一种新的精神，李泽厚认为是“人的觉醒”，余英时认为是“个体意识的自觉”，实际上都承认魏晋人具有特立独行的人格、率真不羁的个性。他们将个性视为生命的自然状态，视为自我的本真，因此十分重视个人的独特感受和真性情。文化旅游同样需要这种真性情和独特的领悟力，因为人们在旅游时总是期盼着“奇遇”，希望发现与众不同的事物和与他人不同的感受。如今的文化旅游业对这一点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我们看到的旅游宣传内容几乎千篇一律，甚至连照片都大同小异。这些只能称作商业广告，缺乏真心的感悟。如此，原本千人千样的文化旅游资源很容易沦落为一成不变的死物。 “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命题之一，主要探讨符号、语言和意义三者之间的关系。王弼主张得意而忘象，他在《周易略例·名象》中说：“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总而言之，目的的真正实现在于抛开手段，不被手段所束缚。这种观念同样可以移植到文化旅游当中。文化旅游的最终目的在于陶冶情操，追求心灵的澄澈和自由舒展，以消除现代生活给我们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不能仅仅停留在“看”和“印证知识”的层次，而要超脱眼前之景，虚心体味眼中景观所传达的生机、精神与纯净，这也许方能称作“技进乎道”。 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充分利用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发展旅游业以带动经济增长，已逐渐为各级政府所重视。将魏晋风流的概念引入文化旅游产业，对旅游者个人和开发者而言，不失为一种双赢的选择。（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博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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