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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浅谈乱世背景下“士人美学”精神对后世的启发及影响

 四地闲夫 2020-03-31

本期导读

东汉末年,社会产生巨变。政治上,各种党争、起义频繁发生,这些政治上的高压,残害异己,使得平民士人生命朝不保夕。社会上,由汉朝的察举制转变为九品中正制,以及门阀士族的形成。这对当时的士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是魏晋风度产生的历史前奏。

处于乱世之中的魏晋时期,社会混乱不堪,但思想上却异常活跃,文化空前繁荣,是一个文的自觉和人的自觉的时代,而这一切的发生都与士族阶层的崛起有着重大的联系。

“士”,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传统,其中魏晋名士更是为大家广泛关注的群体。魏晋士人大都出身于名门世族,同时享有经济、政治、文化等特权。并且,受玄学思想的影响,他们开始自觉地作为独特的精神个体,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表现出独特而深刻的美学观念。

魏晋风度:浅谈乱世背景下“士人美学”精神对后世的启发及影响

魏晋时期是中国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并且“士人美学”又构成了魏晋美学的核心部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古代中国关于“士”的界定

古代中国的“士”大致相当于我们现代人所称的“知识分子”,但不完全等同,而是一个具有显著中国文化特色的群体性概念。“士”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自始至终承担着文化思想传承和创新的中心任务,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士”的传统,其内涵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其中魏晋名士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

魏晋风度:浅谈乱世背景下“士人美学”精神对后世的启发及影响

中国“士”的概念在基本精神上与西方的“知识分子”大致相同。余英时认为,西方所谓的“知识分子”除了指从事律师、记者、作家、科学家等类似的专业工作之外,主要还指那些承担着一种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社会责任感的人。中国早期的“士”承担着捍卫国家和从事日常事务管理等多重社会角色。

顾炎武认为,春秋以前的士大都是有职位的人。故“国之大事唯祭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主张“士志于道”——《论语·里仁》;

曾参提出“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

孟子提出“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

可见,先秦时期已经将“士”与超越个体狭隘利益的“道”联系在了一起,规定了“士”这一角色的基本精神,并对后代影响深远。

汉末士人李膺“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世说新语·德行》。

足见其道德感与担当意识。另外,北宋范仲淹心系天下、晚明东林党人的诸事关心精神到现在仍能深深触动中国的知识分子。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担负着传承文化使命的特殊社会阶层,中国的“士”与西方的“知识分子”相类似,其基本精神在于基本价值或社会道义的维护者。


(二)、魏晋士人的独特性

魏晋风度:浅谈乱世背景下“士人美学”精神对后世的启发及影响

东汉末年,随着士大夫集团和外戚宦官矛盾的激化,士人的自觉意识明显增强。他们突破传统礼教的束缚,重视自我价值,张扬个性,形成与汉代以前士风迥然相异的魏晋风度。

从汉代统一帝国的终结到南北分裂的开始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在此期间魏晋士风备受关注。魏晋士人一反汉代以前士人群体在各朝代中砥砺操行,安邦定国,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勇于担当的常态,开始饮酒、服药、清谈,其突出特征是冲破虚伪礼教的束缚,形成任达放诞的社会风气。他们无视礼法,任诞旷达,重视自我,洒脱不羁。总之,魏晋士人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日臻成熟。

魏晋士人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士人,他们的内心开始觉醒,不遵从虚伪的礼教,任诞放达,自觉自主意识增强。长期的社会动荡、权力争斗使其产生明哲保身、远离政治的避世思想,并由此投身于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玄学思想研究中,寻找心灵的慰藉与自由。受玄学的影响,士人更加重视自身的价值,注重个性的解放、精神自由和情感的表达。政治危机、经济背景、玄学思潮以及魏晋士人内心意识的觉醒,对其思想、生活、行为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加上一定的经济基础,使他们开始自觉地追求美,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表现出独特而深刻的美学观念。


(三)、魏晋“士人美学”的提出及其基本精神

魏晋风度:浅谈乱世背景下“士人美学”精神对后世的启发及影响

魏晋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士人美学”又成为魏晋美学的核心构成。“士人美学”其基本精神就包括了自然玄远的审美理想、闲逸淡雅的审美趣味和任情适性的审美价值等三方面。

魏晋时期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士人们不得不远离现实社会,投身到自然世界中去寻找精神的寄托,从而超越现实世界的局限,获得心灵的慰藉。魏晋玄学正好适应了这种需求。因而它为人们普遍所接受,乃至自觉追求。魏晋玄学促成人的觉醒,由此产生了士人自然玄远的审美理想、闲逸淡雅的审美趣味、任情适性的审美价值等基本精神。

一、自然玄远的审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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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黑暗的政治背景,朝不保夕的生存环境使文人士大夫从内心深处对社会和人生进行重新思考,同时,受玄学思想的影响,进而将其转变为对哲学的玄思。魏晋玄学以老庄思想为基础,老庄思想主张以自然为美,因此,魏晋士人反对虚伪的礼教,倡导率真自然的人性,追问生命存在的意义,崇尚精神自由。在审美活动中,他们将自然玄远作为一代审美理想,自觉地追求抽象的、形而上的绝俗旷达之美。

“竹林七贤”的代表嵇康提出“越名教而自然”的主张,这里的“自然”就是指万事万物所保持的原有本性。“竹林七贤”等人蔑视虚伪的纲常名教,不拘礼法的束缚,率性而为,狂放不羁。

《世说新语·任诞》篇中所记载:

阮籍喝醉了酒倒头就睡在邻家卖酒的妇人身边,刘伶醉酒后脱掉衣服裸体在屋中等行为。

这些都表现了他们的蔑视礼法,任达放诞,是老庄自然的主张在士族生活中的体现,反映了他们自然率真的本性,正是魏晋审美理想的一种表现。

二、闲逸淡雅的审美趣味

魏晋风度:浅谈乱世背景下“士人美学”精神对后世的启发及影响

魏晋士人不热衷于朝堂之事,生活清闲,而且他们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具备很高的文化教养,同时在自然玄远的审美理想的影响下,人们向往自然适性、无拘无碍的生活方式,极力寻求一种空灵淡泊、超然世表的精神状态,逐渐培养成了一种闲逸淡雅的审美趣味。

魏晋士人的审美趣味体现在他们的思想生活、言谈举止等多个方面。清谈作为魏晋士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士人的风度,是士人身份显贵、品味高雅的象征。魏晋士人清谈不同于一般的辩论,讲究言约旨远之美,要有气势之美和超拔之美,但不苦于论辩,还要有音调、姿态和深情之美。

从《世说新语》所记载的那些玄言、哲理中可以看出魏晋士人们清谈时所体现的审美趣味。

在《文学》篇中记载:尚书令乐广用麈尾柄敲击桌子的方式,来呈现事物的实质难以把握和穷尽这一名理,形成言约旨远的效果。

再如,孙安国到殷浩住所谈论玄理,二人在辩难的过程中,奋力挥动麈尾,以致麈毛都脱落到饭菜之中,到傍晚也没有想起吃饭。以麈尾助清谈不仅可以增美仪容,还有气势,大有领袖群伦之意,给人以潇洒、优雅之美。

魏晋风度:浅谈乱世背景下“士人美学”精神对后世的启发及影响

魏晋士人不仅追求闲逸淡雅的生活方式,他们自身也具有极高文艺素养。魏晋士人同自古以来的文雅之士一样,擅长琴棋书画,崇尚风致雅趣。士人在朝可以雅正,在野亦可飘逸、闲淡。

《世说新语》中有多个篇章记录了魏晋文人逸士的风致和雅举:

在《伤逝》篇中提到,顾彦先平生爱弹琴,去世后,家人就把琴放在灵座上。张季鹰凭吊他时,因忍不住悲痛,便径直坐到灵座上弹起琴来。

弹琴、下棋、作诗、书法、绘画无不彰显出魏晋文人风雅的审美趣味。而且,魏晋士人喜欢竹子,《任诞》篇中记载,竹林七贤经常一起竹林中集会,肆意酣饮;王子猷曾在暂借的宅子里种上竹子,声称不能一日“无此君”。竹子象征一种超凡脱俗的品格,种竹则是雅致之举,种竹之人亦是趣味高雅之人。

士人寄情于山水,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陶渊明一样隐居在山林,而是最终定居在园林之中。中国园林是最能凸显魏晋士人闲情雅致的住所,园林建筑讲求工雅,但其中却律动着士人们自由自在的生命意识。在这幽雅舒适的园林中,士人们恣意地享受着生命的自由和愉悦,一切顺应自然,不为外物所累,任性地寻求一种逍遥自在的生活旨趣,从而达到“神与物游”“物我两忘”的至美之境。

三、任情适性的审美价值

魏晋风度:浅谈乱世背景下“士人美学”精神对后世的启发及影响

魏晋是一个充满强烈热情和生命色彩的时代,社会的动乱使魏晋士人在强烈的人生追求和无奈的命运悲剧之间产生矛盾。生命是追求其他一切外在价值的前提,在死亡面前,过去的世俗功名等价值追求都不值一提。他们开始重新思索人生,探求生命本身的价值,炼丹服药,眷恋生命;把握当下,自由地宣泄情感;重视人的个性,顺应自然。魏晋士人不仅发现了外在的自然之美,而且也发现了自己内心的深情。这一切都标志着人的觉醒,也就是审美主体的觉醒。

魏晋士人把审美与人生相结合,用自己的生命和内心来感悟美,追求个体内在灵魂的自由,把任情适性作为最高的审美价值追求。

据《世说新语·任诞》记载:张季鹰放任、不拘礼节,认为死后的名声不如现世的一杯酒更实在。王子猷在下雪之夜想起戴安道,乘兴夜乘小船去拜访他,到了后不进门竟直接原路返回。

魏晋风度:浅谈乱世背景下“士人美学”精神对后世的启发及影响

魏晋士人深感生活易逝,想要抓住生活的瞬间来体认生命意志之美,将美的价值寄于生活过程的本身而不拘泥于外在的目的,希望能有一个瞬间的真正的满足,以反抗这污浊的尘俗。这种感性的生活方式正是魏晋士人任情适性的表现。


(四)、魏晋时期“士人美学”精神对后世的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士人美学”精神对于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风度:浅谈乱世背景下“士人美学”精神对后世的启发及影响

一、魏晋士人身上体现出来的超凡脱俗、自由洒脱、率真任性的人格美对于当代理想人格建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士人们长期生活在既富裕又危险的处境中,处在身不由己的权力斗争之中。人生短促,生命无常。魏晋士人虽然表现出消颓废、放荡不羁的行为举止,但是内心却存在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阮籍、嵇康、刘伶等人用自己的率真、任性、荒诞行为反抗虚伪的名教,为此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饮酒、服药,及时行乐,把握当下,追求限量生命的极大丰富和充实,强烈地执着于人生。魏晋士人们执着的人生态度对当今社会中人们理想信念的树立和坚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学习魏晋士人旷达的性格,同时培养一个从容洒脱的心态。

魏晋风度:浅谈乱世背景下“士人美学”精神对后世的启发及影响

魏晋士人生活的年代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生存压力,这比当今社会人们面对的形式更为严峻。严酷的政治氛围使士人难以保全自己,生命易逝,朝不保夕。

比如陶渊明仕途失意后,果断地远离政治,隐居田园;“竹林七贤”怡情于山水,弹琴赋诗、把酒言欢,依然任性放达,积极地享受生命。因此,当我们在现实社会中无论做什么,都要确定明确的目标,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做最充分的准备,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享受生命的过程,不为外在的目的而患得患失,养成从容洒脱、自然平和、超然豁达的心态。学习魏晋士人旷达的风流,对名利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做到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总之,魏晋士人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美学价值,确立以“人道自然观”为基础的美学思想,肯定了文艺的审美意义和审美价值,并对后世的文学创作、美学观念、范畴的建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五)、结束语

《世说新语》作为魏晋时代精神与士人人生哲学的历史文本,这部书虽不是纯粹的美学著作,却体现出魏晋士人独特的审美趣味和追求。魏晋士人身上体现出来的超凡脱俗、洒脱、率真的独特人格魅力对于后世人们理想人格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同时,“士”作为我国古代具有显著中国文化特色的群体,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他们承担着文化思想传承和创新的使命。他们一反汉代以前士人群体在各朝代中砥砺操行,安邦定国,大义凛然,勇于担当的常态,而采取饮酒、服药、清谈等看似比较极端的行为,选择无视礼法,放达任诞,洒脱不羁,重视自我。这一系列的行为,其特点是冲破传统虚伪礼教的束缚而形成一种“任诞”的风尚,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具有传奇性色彩的群体。

魏晋风度:浅谈乱世背景下“士人美学”精神对后世的启发及影响

魏晋士人自觉地追求美,用审美的眼光审视世界,产生了独特而深刻的美学思想。他们徜徉于自然之美,从中体悟玄理、玄趣和哲思,使精神来往于天地间;推崇率真放达的人格个性之美和挺拔、俊朗的形体之美;把握当下,及时行乐,享受生命的过程,追求诗意的栖居;同时在文学、音乐、绘画、书法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我们可以从魏晋士人对待自然、生活、人生的态度中,领略中国文人所特有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追求。身处现代社会中的人类,生命徘徊在纷乱、喧嚣、冷漠、异化的边缘,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生存的困境。在漫长而坎坷的人生中如何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把握住自我,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保持精神的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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