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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刚论学丛稿：砚池滴音 安徽美术出版社 魏晋绘事美学 
中国古代哲学初成春秋战国、美学思想萌芽于奴隶社会，春秋战国这一时期对“乐”的社会功能已有明确的认识。“乐”是艺术的，同时也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工具，被赋予了明确的伦理道德内容，是“礼”的形式和辅佐，也是当时教学的主要内容。中国美学哲思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而“礼，国之干也”（《左传·襄公三十年》）。“礼”所规定的等级、伦理原则，对哲学和美学思想都有很大影响，形成了我国文化和美学思想的初始阶段。从“礼”来看待和衡量艺术的价值，并发挥艺术的社会作用，以“礼”为本，以艺为用，以“礼”别异，以“乐”和同，确认“礼”“乐”相辅相成的社会学的美学思想。而艺术的功能在于它能使社会秩序和谐，提高人的素质，塑造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人的性格。
《游春图》／展子虔 春秋战国是我国奴隶制开始崩溃和封建制逐渐形成的时期。在动荡而又漫长的时间里，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文化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人理性精神的觉醒和无神论思潮的兴起。在哲学上“阴阳五行”思想和“中和”理论为“和谐”为“美”的观念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使人们对美的认识逐渐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如对“五味”“五色”“五声”内在因素的辩证理解。得益于这一时期孔子所创造的“仁学”，其核心的美学思想就是要解决如何培养具有“仁”的心灵、道德高尚的“仁人”。因此，美育在“孔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离开了“仁”，就谈不上审美和艺术，艺术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孔子要求人的完善是相表里的，是具有“仁”的精神的完美形象，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指学识、修养、礼貌、容色、言谈举止等，强调文与质的统一，提倡要学乐、为诗。文与质的辩证统一是孔子关于“美”的构成的基本理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把天地间的大道作为人生的目的，以德作为做人的最高原则，以艺术作为人生的憩息和精神追求。艺术的目的不在自身，艺术只是“据德”“依仁”的“余事”，艺术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自我完善，“为人生而艺术”，不是“为艺术而人生”。孔子的美学思想除了强调“治性”“成人”的社会功用外，还提出美善统一、尽善尽美的思想。他这样评论《韶》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孔子在追求“温柔敦厚”“中庸之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山水比德”的人生境界时，第一次提出艺术评论的两个标准，一个是艺术的“美”，一个是内容的“善”，形成以“和”为美及美善统一的美学思想。这个理论后来被广泛用于审美和艺术评论，是中国美学关于形式和内容关系的重要思想。
《洛神赋图》／顾恺之 春秋战国创造了一个民族思想最为活跃的时代，“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汉室结束了它近四百年的辉煌。自曹丕220年取代汉献帝，至589年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三百余年间的魏晋南北朝再一次将中国哲学推向了一个历史的特殊时期。魏晋是反驳儒家、老庄重新盛行的年代，北方少数民族南迁，经济不振，士人普遍消极，佛教蔓延迅速。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界形成了一个特色—玄学，“玄”指颜色近黑而浅，引申为“幽远”“深奥”之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将“道”的深奥难测形容为“玄”。魏晋人继承了“玄”的引申意义，以“玄”的意义来泛指抽象，是对道家思想的表达，它的重要价值就在于显示人的自觉意识，突出个人存在的价值。这不仅对文学、哲学等领域有深广的影响，而且也深刻影响到魏晋南北朝的绘画艺术，使老庄深微玄远的道家学说与绘画艺术的审美趣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汉代以前，绘画为统治者政统或伦理教化服务，强调政治伦理上的实用功能，以人物为主，几乎没有单纯用以观赏的绘画，这从根本上抑制了绘画审美特性的张扬。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儒家的正统观念日益淡化，人们思想活跃，各家思想观念并存，在辨析“有无”“言意”“声无”“哀乐”“气骨”“神韵”“实有”“虚无”等观念中，深刻影响到人们的审美意识和情趣，更是魏晋时代美学理论形成的重要原因。 
河南邓县学庄出土 南朝《贵妇出游画像砖》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玄学开始盛行，许多文人都力图摆脱现实伦理道德的束缚，寻求独立人格，发现自我价值。这些表现在绘画艺术上，则是审美意识的提升，人物画与山水画出现了非功能化的倾向，人们开始注重绘画自身的审美价值。绘画创作也不仅仅限于过去的题材和主题，此时出现了以爱情为主题的《洛神赋图》、体现文士阶层才情性貌的《竹林七贤图》等作品，山水画也开始以自然景物为主要描绘对象。这些作品无不体现出对人的情感、气质、风度等个性因素的重视，绘画艺术在精神文化中的独立性日益明晰地显示出来。此时玄学代表人物何晏的《言志》诗云：“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从“顺流唼浮萍”的心态，可看出他对政治的厌倦，希望有一种平和的生活。而王弼的艺术理想也表现出较浓厚的艺术化、审美化倾向。他强调性情和谐，喜欢游山玩水、宴集娱乐，在士人和权贵中出现了一批名士，深入地研究美与艺术本应具有的特征，不求仕禄，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以不拘一格、任性适意、炼丹、纵酒、不营世务、清谈、飘逸自得、潇洒不群、高迈超俗为人生理想境界，这种魏晋名士风度，标志着中国士人共同的价值理想的确立，表现在绘画审美趣味上，形成了区别于以往的独特艺术风格。
南京西善桥 东晋墓室壁画《七贤画像砖》 在魏晋玄学的基础上开创了魏晋美学，此时的绘画将“神气”“意境”与“神韵”的表现视为最高境界。艺术家敢于按自己对艺术的认识来驾驭艺术，最大限度地释放内在的精神。王弼的玄学思想对文人画兴起有着重大的影响。在清玄之风气尚未形成之前，绘画多追求逼真，以形似为能。晋初卫协、张墨等人的作品确立了重传达内在风神气韵、不拘泥于形似的画风，追求超越现实的“传神写照”，达到了精神境界、生命本体完美合一的高度，尊重自然之美与造化之工。顾恺之崇尚“传神”，成为遵循绘画审美原则的伟大画家。其“传神论”认为画人主要表现的是人物内在精神，他的“以形传神”论，首先把“神”的范围浓缩到人物表情上，将眼睛视为人物美的关键所在—“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中”。其次，将“神”的范围扩充到全图各局部相互关系的表现上，使“形”产生了质的飞跃，完成了人物画成熟的标志。卫协、张墨追求“传神写照”，顾恺之“以形写神”论艺术创作之“迁想妙得”，都是受王弼“以无为本，崇本息末，以象尽意，得意忘象”论影响的体现。“神”与“形”本是一对哲学概念，“神”指人的意识和精神，它在魏晋时演化成为一个审美范畴。谢赫《古画品录》说：“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此亦谓画中蕴含的风神气韵。对于人物画而言，“神”乃处于本体地位。“重神轻形”是魏晋清谈品评人物的基本准则，并由此推及画评，成为魏晋时代审美精神的核心。可以说，庄子的“妙”“神”在这里都化为具体的艺术审美境界。继顾恺之的“传神论”之后，南朝的谢赫强化对客观对象的表现，吸收顾恺之的言论及魏晋以来人们对于人物鉴赏所论及的人的精神气质，提出了中国绘画史上的“六法”。“六法”中以“气韵”“传神”最为重要，“气韵”则是自然景物所蕴含的一种生气、活力，这种生气和活力既是自然生命力的表现，又是人们对这种生命力的感受。谢赫的气韵、神韵等，既不是绝对的客观存在，也不是绝对主观生成的，而是主客体相互扭结的一种状态，是一种非心非物、非有非无的存在过程，这都是玄学风气下的人物鉴赏观念的显现。宗炳、王微等人的山水画理论也是这一时期绘画理论的重大成果，“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追求可游可览的自然美，不事雕饰而求心理的真实，认为山水画的功能在于“媚道”和“畅神”，体现出新的艺术风尚。人物画出现“秀骨清像”“形神兼备”的作品以及“密体”“疏体”之分。“春蚕吐丝”“曹衣出水”的艺术追求，奠定了中国人美学的新境界—“余晖芙蓉国，柳絮浪微风”。这种美学思想体现在绘画方面的追求—“天真野逸”，成为后世画家、批评家及鉴赏家遵循的标准和重要美学原则。
晋 王献之 《洛神赋 十三行》 
· END · 编辑 | 叶婉荣
1966年生，字慎之、号知行，辽宁师范大学毕业，师从杨仁恺先生三十年。集目鉴、比较、分析、考订、心性学等综合学科，建立“书画鉴定与心性学”学理。古书画鉴定家，书画家、学者，当代文人画家之代表，倡导“文人画之士人精神”。涉猎文、史、哲、诗、词等，创建“云庐艺社”学术机构。出版著作发表论文，作品被耶鲁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陕西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海南博物馆、三峡博物馆等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并应邀个展。中国人民大学文献书画保护与鉴定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中国古书画鉴定修复与保护国际学术委员会主任、云庐艺社社长，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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