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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一座大墓进行两次考古发掘，时间还是相隔32年。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座大墓周围还发现了79座墓，而在这些墓葬中，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青铜器，且多为国宝级。 这就是M150汉墓，及在它周边的商墓——一个位于定州市郊北庄子的地方。 很多随葬品从水中“捞”出 这是个看似有些年头的故事，对M150的第一次发掘是在1959年，第二次为1991年。即使后者，距今也有23年了。但它依然保持着一种新鲜，在今日河北省考古系统中，M150汉墓、定州商墓，依然颇具谈资。 M150是河北已发掘的大型有封土汉墓之一。在1959年3月至9月进行第一次发掘时，墓葬封土、盗洞、墓顶、砖室等尚存。而且，“发掘场面很宏大，且出土随葬品非常可观。”当时的考古副领队王会民说。 不过，“由于当时墓内积水很深，约1米多高，使得很多随葬品都是在水中‘捞’出的，所以照片、绘图等资料并不完备。”王会民说，于是，“挖了半拉，又回填了。” 这之后，也分别发表了出土文物简报和发掘报告。 但关于M150汉墓的故事并未到此结束。 北庄子汉墓发掘完毕，墓中出土的器物取走后，残留的大石块就堆积在墓坑周围。 据资料可知，北庄子汉墓构筑墓室所用4000余石块，大都呈方形，长、宽各约1米，厚约25厘米。这些石块多用以砌筑外椁墙和盖顶，难得的是，其中刻字的有634块，还有用墨书题字的，内容多为采石场地名及参与修筑陵墓开采石料的郡国、县邑、工匠名，如：“北平安国石尹伯通”“望都石鲁工柏仲作”“曲逆梁统”等等。 “这些古人的无意之作是汉代石刻资料的大聚会和大展示，无疑也是判定墓葬年代和研究古代地名和历史地理等方面有价值的史料。”王会民说，但在上世纪60年代，这些石块被周围村庄的村民们用以砌墙、修水渠、修猪圈。从北京调到河北省古建所工作的李方岚工程师到定州出差，发现了这个情况，以及定州个别汉墓被盗的问题，一并写信向党中央反映。 后来省委立即组成了调查组，同时，下达通知给定县（后为定州）县委，又发动大道观村民到北庄子附近各村寻找散落的刻石，最后，将把这些刻石集中到一起，再由省里拨款，在另一处传说是“靖王坟”的墓区内建立了一座石刻馆。最后，一共482块带有文字的石板被砌到墙上，本意是供学者、游客及书法爱好者学习、观赏。但可能是由于缺少宣传，所以即使是爱好书法的人，知道这里的也并不多。 小范围内探出十多座墓 M150的第二次发掘，是因为要在这一区域建一处铁路货场。1991年春季，定州市有关部门将这一消息反映给省文研所，大意是，货场正位于省级保护单位——定州汉墓群的保护区内。并且，“M150亦当在货场占地范围内”。 得知这一消息后，由省文研所、地、县专业人员组成的考古队从6月开始，对货场所占的204亩面积，进行重点考古钻探和发掘。王会民有些犹豫：“M150的封土都没了，是平地。和上世纪50年代末第一次考古发掘不同，如今环境变化比较大，不好确认。” 结果却出人意料，居然探出了10多座墓。不过，“当时我们只是探了探，确定下面有墓，但年代不确定，因为还没有挖。”王会民说。这些墓葬，当时王会民觉得：“应该是汉墓——因为去的时候想着M150，带着这个先入为主的思路开始工作，又是在M150汉墓范围内，很自然这么想了。” 转机来自郑绍宗，当时的省文研所所长。 这位专家真“大胆” 王会民印象中，郑绍宗只是到现场看了看，留意到探铲探出的土的信息。随后，回到石家庄，一次开会中他提到，自己到定州看了下，推测这些墓可能到东周、西周甚至商代。 王会民说这句话让他至今难忘，并且当时觉得真“大胆”：“他在考古界那么有名气，做出这么大胆的预判，万一挖出来不是，该怎么办？” 墓葬被打开后，王会民第一时间想到郑绍宗的话：“果然是商代的，因为有了青铜器。”后来，他自己也想明白了，探铲中土层有夯土，这是早期墓葬的特征。问题是，当时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挖过商墓。于是，队员之间产生分歧——有人认为墓被盗了，也有人认为没有。王会民是后者的意见。认为“被盗”，是因为棺椁是木头做的，烂掉之后，夯土塌陷汇聚到中间，形成一个像盗洞一样的坑。而王会民认为：“那些夯土呈放射状的，是自然形成的。” 发掘结果证实，墓果然没被盗过。 在货场征地范围内，商墓挖了41座，“能挖的全挖了。”王会民说。专家后来表示，定州商墓是除了安阳商墓外，当时最集中的区域。由于勘探是由西往东，一边挖到东端时，终于找到了M150。但是，“当时觉得能交差了——毕竟找到了商墓，还成为十大考古发现。”王会民说，因此M150的发现仍是意外。 部分墓道被铁路压着 “没有了水的干扰，但也没有了墓顶、完整的墓室和成形的随葬品。有的只是残断的墙垣、高低不平的地面和少量随葬品残片。”这是王会民当时对M150的印象。 王会民回忆道，它是单墓道砖、石混筑多室结构的墓葬。“整座墓由封土、墓道、甬道、耳室、回廊、前室、主室等几部分组成。” 值得一提的是，围绕主室外东西北三面有宽0.68~0.70米、深0.24米的凹沟一道。“应该是用以排水的。”王会民说。此外，考古工作者还注意到，在前室、外回廊以及主室对应的石条之间地面下第4层铺地砖间铺有用以防潮的积炭层。墓道在墓室南部正中，斜坡状，口宽底窄，南北长约60米、上下口分别宽4.5、3.85米。不过，“南部有些地方，被京广铁路压着。”王会民说。 M150早就被盗过，甚至“从盗洞及附近出土了盗墓的工具，有铁锤、斧、锛、凿、灯等”。王会民说，因此，“除耳室内随葬品外，其他皆被破坏和移位。” 不过，在这第二次发掘中，仍然出土了400多件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铁器、玉石器、骨器及金银器。“墓葬虽遭盗掘，仍不失为汉墓中‘厚葬’的典范。”王会民说。让考古工作者感到惊讶的是，“居然出土了5千多个玉衣片”。 谁是墓主人 而就是根据庞大的墓室结构及玉衣，判定了墓主人的大致身份，“其规格应是东汉中山国‘王’一级的墓葬。”王会民说。其实，这个推断早在第一次发掘时就可谓是已经达成共识。那么，他会是谁呢？ 除了以上随葬品，在诸多器物中，有一件铜弩机上刻有“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的字样，这仅有的纪年资料，“可视为该墓上限年代。”王会民说，同时，根据《汉书·地理志》载，汉章帝时曾对中山国部分县名做过更改，如“曲逆”改名“蒲阴”，“苦陉”改名“汉昌”，“安险”改名“安憙”等，但刻铭中并没有发现“安憙”“汉昌”“蒲阴”等新改过的地名，故推定M150年代下限应当在章帝章和末年前后（公元88年）。 东汉时期中山国封“王”的先后有“茂”“辅”“简王焉”“夷王宪”“穆王畅”等，其中“中山简王刘焉”卒年与汉章帝末年（公元88年）较为吻合。 “但M150中并没有确切的纪年资料。”王会民说，“发掘报告所推定的年代大致在公元56~88年之间，而在此期间曾为中山王并故去的只有‘中山王茂’和‘中山王辅’二人，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所反映的年代也被认为大致在东汉稍早阶段。” 此外，据记载刘焉死于公元90年，“前述汉章帝期间（公元76~88年）中山国部分地名曾改动过，按说刘焉死时新地名已不再陌生，而我们看到的诸多石刻铭文中却没有出现一例新改过的地名，所以就有理由认为M150的下葬年代还应该更早一些，应在章帝改中山国部分地名之前。”王会民说，“因此，刘焉（为墓主人）的可能性又不大。” 整个发掘工作从6月初开始到12月初结束。据说，定州商墓的青铜器将于今年夏季在博物馆展出，我们非常期待。可如今，不论M150还是那些出土青铜器的商墓，回填之后成为铁路货场的一部分，可以说，了无踪迹。 ■文/本报记者申晓飞（资料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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