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妙语
梁启超：“吾爱孔子，但吾更爱真理。”
梁启超：“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胡适：“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王国维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为政治家只能谋求物质利益，而文学家则可创造精神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写道：“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潘光旦在清华时说：“第一流的老师是教人的，第二流是教书的。单是有点学问就来做老师这一行，实在是没什么……”
竺可桢在《常识之重要》中说：“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材，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之富于常识也。”
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说：“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记，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蒋梦麟：“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鲁迅在《隔膜》写道：“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
鲁迅：“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傅斯年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
人多以孔子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愚民政策，梁启超加了两个标点，使其文意大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沈从文：“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溯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
沈从文出国访问，专门研究西南联大的汉学家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那么苦，环境那么差，联大八年出的人才，却超过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沈从文教导黄永玉说：“摔倒了要赶快爬起来，不要欣赏你砸的那个坑；充满了爱去对待一切；死死抱住自己的业务，不要放松。”
沈从文：“……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季羡林：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