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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中国公学的声名并不显赫，却有着其独特的历史地位。许多读书人知道胡适担任民国时期北大的校长职务，却很少有人知晓，胡适曾经担任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缔造了中国公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所重要的私立大学，中国公学有着梁启超“教育救国”理念的大胆实践，有着舒新城推行“新教育运动”，最早在中国采用道尔顿制开辟“自由天地”的尝试，有着胡适倡导民主和自由的办学风气，创造学校历史上显赫的黄金时代。在中国公学的教育史上，涌现出吴晗、罗尔纲、吴健雄、胡颂平等一大批颇有盛名的学生，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一定的成就。在抗战爆发初期，位于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已然随着日军的炮火烟消云散，却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而注定成为一种永恒，正如胡适的评价所说：“中国公学的“校史”，实在可以算作中华民国开国史和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的一部分，它的光荣、它的价值，将是不朽的、崇高的。”回顾中国公学的历史，让我们在风尘仆仆的艰难历程中回味琅琅书声的趣味。
中国公学的创办与清末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风潮密切相关。当时日本官方要加强对于中国留学生的约束管理，遭到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这场风潮直接促成中国公学的诞生。陈天华在日本的蹈海自杀，更促成留日学生决心集体归国。在姚宏业、王敬芳、刘棣英、朱剑等人积极鼓吹和推动下，留日学生纷纷回国，四处奔走，努力筹划办学事宜。郑孝胥是中国公学的“官方代言人”，在中国公学筹备期间，郑孝胥即寄予厚望，每当中国公学遇到经费困难时，他总是伸出援助之手。1906年3月4日，中国公学在上海北川路举行开校典礼。姚宏业始终将办好中国公学看成是救国的手段。姚宏业为中国公学经费困难的困境而蹈江自尽。他的死震惊海内外，社会各界纷纷起而援助中国公学。“中国公学”在创立之初想要持续发展，就必须争取到稳定而厚实的经济资助。王敬芳拜会两江总督端方，积极争取官方高层的支持。在担任中国公学“财政大臣”期间，王敬芳四处求人，募捐侨商的捐款兴办教育事业。
梁启超缘续中国公学，在欧游结束后，梁启超就与张君劢等人洽商，决定回国后创办一所大学，组织学社出版杂志。1920年3月，梁启超从法国抵达上海，在中国公学发表欧游感想的演讲。梁启超接掌中国公学，力图将中国公学办成“一流大学”的目标。对于中国公学升格为大学的梦想，梁启超选择张东荪出任中国公学教务长，主持日常事务，并着手升格大学的具体事物。梁启超坚持以中国公学的名义邀请罗素来华，希望借罗素的声名提高中国公学的影响力，将罗素的思想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1922年秋，教育部令准中国公学商科专门升格为大学。在张东荪主持中国公学校务期间，广延名师、不拘年龄，不分党派及政治背景，聘请好的教授，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自由研究的学风。1922年10月，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舒新城四处约聘新教员，包括叶圣陶、朱自清、吴有训等各地名师闻讯而至。舒新城最早引进教育试验，在中国公学大胆尝试新教育改革，打破年级制而用能力分组制。舒新城在中国公学中学部试行道尔顿制，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行五年的能力分组制及选科制，设分科教室，实行男女同校。学校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自由选择科目自由地学习。中国公学招录女生，请来曾在长沙周南女学任教的陶斯咏女士担任女生指导。在舒新城等一批年轻教员的操持下，中国公学处处激荡着新文化、新思想的热潮。
1928年4月，胡适被推举为中国公学的校长，开创中国公学的黄金时代。早在1906年，胡适就在上海的中国公学求学，主编《竞业学报》的白话报，养成独立思考、大胆发言、自由表达的习惯，胡适一生坚持的民主、自由、自治等思想，发端于在中国公学的求学经历。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基本上是无为而治，校务工作基本交给副校长杨亮功处理。胡适坚持兼任中国公学文理学院的院长，为学生开设“中国文化史”课程。胡适对求学定下两条“戒约”：要小题大做，注重证据，跟着事实走，“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管理中国公学主张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和严谨务实的优良学风。明史大家吴晗曾就学于中国公学，受到胡适的指导，后来又向清华大学蒋廷黻举荐吴晗，建议其吴晗专攻明史。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大家罗尔纲在胡适身边，耳濡目染，学到不少治学的方法与途径。罗尔纲撰写《师门五年记》，胡适对此大感欣慰，曾说“这本小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6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中国的居里夫人”吴健雄女士曾在中国公学“插班”就读，虽然读的是理科，她却花大量的时间阅读文科的书，成绩超群。胡适对吴健雄也栽培有加，当年对吴健雄评价为“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对清朝三百年思想史懂得那么透彻”。1929年的“人权论战”，胡适对国民党政府的尖锐批评，提出“我们要一个规定人民权利义务与政府的统治权的约法。”国民党对胡适的“制裁”，随着胡适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迅速恶化，为不牵累中国公学，胡适提出辞职，中国公学的学生极力挽留胡适。（中国公学在当时仍然是私立大学，按照政府规定，凡是私立大学不立案的，政府不承认，学生毕业后，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不能作为资格的凭证，这势必影响毕业生的出路）。在1930年5月，蔡元培代表中国公学的校董会接受胡适辞职，马君武就任校长之职。
在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期间，杨亮功甘当幕后功臣，辅佐胡适，为中国公学的中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教育救国一直是杨亮功的梦想，对待薪金问题，他并未特别在意，而是更多地考虑中国公学的重整、聘请教授、整顿校风。即使中国公学再穷，也要出高薪聘请名师。在胡适、杨亮功的努力延聘下，中国公学云集大量教育界的精英，社会科学方面的高一涵、张慰慈、杨鸿烈、陈顾远、刘英士等人，中国文学系的陆侃如、冯沅君主持，聘请沈从文、白薇等人，英文系则有着梁实秋、叶公超、谢子尧等人。在杨亮功“铁腕”正校风的禁令下，中国公学的学风培育，想方设法为学生提供阳光健康的学习习惯、生活方式。
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同在中国公学期间胡适的相助有关。在徐志摩的推荐下，沈从文进入中国公学任教，第一次走上讲台上课，见到学生人太多，怕了。在中国公学，沈从文对“校花”张兆和展开爱情的情书攻势（“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你”）。张兆和拿着沈从文写的信去寻求校长胡适的帮助。胡适出于爱怜，认真的劝慰张兆和“沈从文是天才啊，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我知道他顽固地爱着你，我劝你还是嫁给他吧！”后来，在沈从文痴狂的爱情攻势下，终于娶到苏州九如巷的这位三姑娘（张兆和，正如叶圣陶曾说过“苏州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1933年9月9日，北平中央公园水榭里举行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礼，主婚人正是差一点成为他们“红媒”的胡适。
在胡适辞职后，马君武就任中国公学校长，努力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务管理，支持新生的革命力量发展。他曾两度为中国公学谱写校歌，激励学生自强不息，担负救国责任。对于国民党势力对校政的干涉，马君武开除国民党籍学生，为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攻击马君武“包庇反动，压迫党员”列举其罪状。中国公学内的学生也分化为“拥马”“倒马”两派。1931年1月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教育部，切实查办中国公学校长马君武“袒护反动、污蔑本党”一事。国民党以及政府势力对中国公学的介入，“此校以后成了一个党员吃饭机关”。
1931年的“一二八事变”之后，中国公学吴淞校区遭兵隳之灾，人心涣散、风雨飘零，独立大学的决策被政府掌控。1932年8月，劫后余生的中国公学校董会决定停办学校。后来，虽经朱经农、邵力子、潘公展、蔡元培等人的复校努力，均告失败。弦歌已远，梦犹飘零，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中国公学已随历史逝去，但中国近代学人关注中国早期高等教育的梦想，对中国大学的实践与追寻仍然激励着后人努力前行的方向。中国公学的命运，作为那个时代的生动写照，寄寓着一座大学的梦想，寄寓着一群学人的梦想，历久弥新，永恒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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