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 人
有的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可就是因为口才不好，表达能力有欠，所以吃亏不小，就像茶壶里装饺子——倒不出来，说了半天不知所云，听他说话的人往往比他还急。
一代大哲冯友兰，学贯中西，博大精深，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不过，他的口才却很差，一口浓重的河南南阳口音本就难懂，加之又有些口吃，往往词不达意，他的讲课效果就大打折扣，很是影响他学术成就的传播。1948年，冯友兰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清华开“古代哲人的人生修养方法”课，首次听讲者达五百人，第二周锐减至百把人，第三周只余二三十人，四五周后竟只剩四五人听讲，内容没问题，他吃亏是在口才上。
顾颉刚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本来还应再给他加块招牌：著名教育家，可因为他的口才实在不咋样，虽然他曾是北大和燕大教授，一提他上课，许多人直摇头，这个头衔也就免了。他虽然旅居北京多年，却始终操一口不好懂的苏州口音，还略口吃，所以上课时一般学生都不易听懂。他对此也有自知之明，上课时便扬长避短，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对这种情形，钱穆曾回忆：“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词。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
不知道这是不是规律，凡是笔下十分了得的大家，口才一般都不敢恭维，这也许是上帝的意思，不能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一个人，给你打开了一扇窗户，就给你关闭了另一扇窗户。就说沈从文吧，文学奇才，笔下锦绣文章如滔滔江河，还差一点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要听他说话，那可就费劲了。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第一次授课时，慕名前来的学生很多，竟然让他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先在讲堂上呆站了十分钟，才径自念起讲稿来，仅用十分钟便“讲”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然后望着大家，又一次陷入沉默，最后只好在黑板上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学生因此大笑不已。据其学生汪曾祺回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讲课时，毫无系统，多是类似于聊天的即兴漫谈，经常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作业讲一些问题。他讲课的声音很低，湘西口音很重，因此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不知道听了些什么。
因口才而吃亏的还有王国维，他是国学大师，著作等身，但“拙于言辞，尤其不善于讲书”，口才差为他减色不少。一次，他去北京历史学会演讲，慕名而来的人很多，但他开讲不久，人们便纷纷退席，即便勉强留下的，也多在打盹。周作人的口才也在平均水平之下，有地方口音且不说，还反应迟钝，走上讲台常手足无措，结结巴巴。冰心晚年曾回忆：“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远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因口才而吃亏的，再扯远一点，有秦时的韩非、汉时的司马相如、老外的尼采等，都各有其吃亏的惨痛教训。
学问好口才又好的，梁启超算是一个，胡适、鲁迅、钱穆、徐志摩、闻一多、钱钟书也都可跻身其中。尤其是胡适，其学问远不及王国维、冯友兰，甚至不及周作人，可他得益于善于演讲，口才是一流的，反而在国内外爆得大名，现在流传的胡适的名言，基本上都来自他的演讲而不是著作。凡此种种，就足以说明，一个口才好的人会占多大便宜，反之，一个口才差的人，吃亏则是必然的，即便你是不世出的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