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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通常的理解是，大道无形，故旧形而上，器用之物为有形，是为形而下。 “形而上学”一词与传统用法中的玄学、理学大体相通，现在则通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或人文学科； “形而下学”则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近代中国学人将西文metaphysics翻译为“形而上学”，在学术上精细的理解和分析一直纷争无定论。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易传》中“道”的意义是多样的，把它统一到一起就是“三才之道”即天道、地道、人道。《易传》中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三才之道”的合一。 中国古典哲学谈“天人合一”是先讲统一，后讲对立的。“一阴一阳谓之道”（《易传·系辞》）。前些天，我提到“道”字说中国古典哲学无论是儒道释三家，他们所说的“道”归根到底是一样的，都是天地人等万物如何生成，在运行规律上有分歧，这也是为什么成为不同派别的主要原因。 儒家认为这个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道在于天，这个天我认为有自然之天和主宰之天两种，儒家主要讲主宰之天。有些把这个天神化，有些认为是理，认为是心，认为是气等等。它的统一部分就是道是可知的，可以感悟到的。 《易传》说：“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系辞》）有一定的形状才叫器。在这个问题上，《易传》认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系辞》）象与形是相互对待的。张载认为“象”也是形而上的，“气化”就是道；程颐、朱熹则认为“象”是形而下的，与“器”同类。其实，“象”也是有分类的，“在天成象”，这个象和器一样都是“道”的具体形态而已。我前面说“道”也有分类。朱熹认为天地一理，万物中又各自有各自的理是有道理的。这个象也一样，有微观可见的，也有宏观的可与“道”混淆的。“器”是“象”在人可见的物质的具体形态。 那么，为什么说“形而上”与“形而下”呢？我前些天便开始思考这个“形”字。“形”不能简单的解释为“形状”，从这句话的意义上来讲，一是“道”与“器”的分界，二是接近“器”。这个“形”按我的理解就是物质的具体形态。那么“器”也是物质的具体形态，怎样分哪？我认为“形”只是具体形态中的初步，比如我们说的原意；器就是引申义了。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认识的还不够确切，我以后还会进一步研究的。 孔颖达《周易注疏》提出“形由道而立”，“先道后形”。先秦所谓上下，有时间先后的意思，另外也有高卑之义。孔《疏》中说的“形由道而立”，我是认同的。但“先道后形”我不这样认为，张岱年先生说“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肯定'道’是高于'器’的”。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道与器的先后，我认为不存在时间先后，而存在逻辑上的先后，有道无物和无道有物都是不存在的。 “道”与“器”不是独立的，而是有联系的，谈到“道器问题”就不能不说到“道”与“器”的转化。张载在谈易变思想时，说到三个方面，即动静、变化、神理。这个“道器”的转化，可以从动静、变化两个方面来说明一二。 《易传》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动与静是相互对待的，没有动就没有静，宋明理学家认为“静”是主要的，动是从属于“静”的。张载认为“动”与“静”如闭门与开门一样，“阖户，静密也；辟户，动达也。”（《正蒙·大易篇》）动静又是统一的，这个好理解，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张载的易变思想中还有一个内容就是“动静”的法则，理学家认为“静”的主要性。动静法则中有辨证思想，中国古典哲学中也认同对立统一，但统一是第一位的，理学家的这种认识，与此是一致的。为什么说动静与道器转化有关系哪？因为动静引起变化，变化与道器有很直接的关系。一定数量的“器”的变化可以引起“道”的质变，动静变化可以使事物随之变化。朱熹格物致知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与之一致。“道”的动静变化必然引起“器”的变化，而人们通过“器”来认识“道”也是通过变化来得到的。 “道器问题”是儒家一个重要的命题。宇宙论和人性论钩铸了儒家学说的两大支柱， 其中的天人关系、利义关系、知行关系、体用关系、道器关系等又像经线一样贯穿其中。“道器问题”很关键的是讲求实践精神，朱熹提出了“博学—积累—贯通—推类”的格物致知模式，博学为积累做了准备，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贯通而得到一普遍原理，用得到的这个普遍原理推类就可以知道那些未知的事物之理。经过这样一个步骤就可以达到格物致知。朱熹提倡的先知后行在这里很明显的显示出来了。 这无非就是通过学习实践、行为实践来做到从道向器，从器向道的转化。儒家在体用关系上讲隐微的本质与显露的现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和表示不变的统一的大道与变动的多样的功能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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