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客”的观中国与中国观
——忻剑飞博士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2014年5月31日 解放日报
思想者小传
忻剑飞 旅美学者，曾于复旦大学任教，后赴美国留学，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获博士学位。著有 《世界的中国观——近两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醒客的中国观——近百多年世界思想大师的中国观感概述》、《中国现代哲学原著选》（与方松华合编），MAOZedong’sWorld View：From Youth toYanan等。
在专业研究之外，还有许多关注当代、世界和人类大问题的观中国者。尤其是一些世界级大家的介入，丰富了人们观察中国的视角。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将这些以思考著称、以思想传世的各路 “大咖”称为 “醒客（theThinkers）”。虽然该词的中文首译者已不可考，但由于“醒客”一词音义俱佳、雅俗兼顾，已成为一个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拿来就用的词。
今天的演讲是对我20多年前所做的一项大课题的继续，这项大课题便是“世界的中国观”。如果说，我的前著《世界的中国观》所希望完成的，是一部从古代至19世纪“近两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那么我的新著《醒客的中国观》试图呈现的，是到了纷繁复杂的20世纪，世界思想大师们对中国持有怎样的观感。
“我们即世界”
在中国与世界的互镜中，我们更需要在与人类同行、与世界接轨的同时，认识自己，真正读懂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
We are the world，这是世人皆知的当代流行音乐天才迈克尔·杰克逊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的名字。我很欣赏有人将之直译为“我们即世界”，因为它表达出了我们人类对“世界”这一既日常又哲学的大概念的理解。
但是，20世纪偏偏又是一个 “经验概念”与“学院概念”互通融合的时代。许多世界级的哲学大师，如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等，都曾将“世界”概念纳入他们的思想体系，由此展开了非常深入的思考。他们大概也是哲学史上少数几位对 “世界”概念进行过充分反思，给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恒久意义的思考和意见的重量级哲学家。这些思考和意见都出现在20世纪，显然不是巧合，而是与20世纪人类活动和思维的内在逻辑相契合的——20世纪，是一个世界主义和全球意识最为鲜明并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时代。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世界的中国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得到了更深刻的演绎。
如果对过往百多年的历史做一简单回望，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全球化”的背景主要表现为以航海和殖民为标志的新、旧世界间的贸易，逐渐走向无所不在的全球自由贸易。当“全球意识”从少数精英和先知那里，逐渐走向经济活动和生活领域，悖论重重的世界也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表露无遗。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讲利己主义的合理性，又在《道德情操论》中谈利他主义的伦理观一样，历史表明，当全球贸易在狂热推进的同时，历史也在演绎着西方对于东方的新式殖民和欺凌，而东方只能“被”拖入世界，“被”参加其实对规则并不熟悉且毫无话语权的游戏。
20世纪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的晚期和进入21世纪后，“世界”已经成为人们日常语言中普遍认同的概念，在“生活世界”中被大量地运用，同时，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意涵。这其中的原因无他，只为“属人”。在人类的理性和技术凸显到极致的背景下，人类的生存问题反而变得格外严峻，这促使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思想家跳出以人类为中心，重新思考人的生存问题，重新认识自我。于是，人们记起，19世纪的尼采曾用他那诗化的语言宣告：“我们的永恒判词是：‘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对于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知者’……”；我们读到，20世纪的海德格尔主张的世界是“天、地、神和人类”的“四重整体”，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和护送“终有——死者”是人类栖居其中的基本生存要义，而“栖居”的本质就是对“四重整体”的保护，是让周围世界的“世界化”。
到了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全球化”已经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成为全方位的人类生活方式上的概念。中国俨然成为“全球化”的主角之一。西方与东方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自然成为这一大背景下的关键问题。安东尼·吉登斯2007年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就这样告诉人们：“全球化进程确实是西方处于主导地位，但它不仅仅局限于西方，相反它和西方化完全两样。”于是，我们从变得无比紧密和紧要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看到世界上出现越来越多的“观中国者”以及他们的“中国观”。
21世纪伊始，“世界是平的”一说开始风靡于西方和东方。托马斯·弗里德曼试图借书写“21世纪简史”的话头，总结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晚期人类世界的特征。他将自己的东方（印度）之行，与500多年前哥伦布著名的环球航行进行时空交错般的联想：“哥伦布归国后向国王和王后汇报说，地球是圆的。他也因这一发现而名垂史册。而我回到美国时，只是悄悄地和我太太分享了我的发现。我悄悄地在她的耳边说：‘亲爱的，我发现世界是平的。’”
谁都知道，这句话依托的是全球化大背景。如果在这一大背景下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理解在这一关系中产生的种种“观中国”的故事，以及“中国观”的种种，将可以看到不同时段和不同维度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至于我们，如何正确对待“边缘”与“中心”的定位和转换？如何既扮演“他者”又善待“他者”？会是一个需要哲学智慧、心理气度和处世技巧的问题。
我们在许多“观中国者”那里看到，20世纪的中国几乎将弱者、他者和强者的角色扮演了个遍。在这些中国观的反观下，在中国与世界的互镜中，我们更需要在与人类同行、与世界接轨的同时，认识自己，真正读懂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因为，这是一种兼具优点和缺陷、又常常难以以优劣、正误和真谬作区分的中国特质。这种特质，已经并将继续为世界提供多重色彩，以丰富和验证人类文明的多样和人类文化的多元。
世界的中国观
如果把国外中国学比作一所学校，那么，17、18世纪的中国学初创期，是外文系和新闻系式的；19世纪的中国学职业化、专业化时期，是中文系和历史系式的；到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中国学，则已是一种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哲学系式的
在《世界的中国观》中，我把国外的中国观看作是一种文化交流、文化互识和文化评价的现象，基于人对人、文化对文化的好奇和兴趣、体察和认知、对话和解读。具体而言，这一交流过程主要有三个阶段：18世纪之前的从外国看中国、19世纪由于国外中国学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完成之后从中国看中国；20世纪的从世界看中国。这是一个与东西方文化的兴衰和交流互通同步或互动的过程。
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先秦文明的同步，也许可以认作第一个世界性文化的开放期的开始，前后大约有80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世界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既明确又含混的“东方文化”的概念。穿过古老的、经过欧亚草原的东西方贸易线（最著名的有“丝绸之路”），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观中国者对中国所持有的神秘感。世界对中国的评价方式是直观且理想化的，表现了当时人们对别样文化的热情和向往。这是一个中国与西方共同构建文化交通之路的时期。
第二个800年，借助于拜占庭文明、阿拉伯文明和中国盛唐文明的同步，世人迎来了又一次世界性文化开放、交流和互识的阶段。世界关于中国的知识和观念有了大幅度的发展，对中国疆域的认知超越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狭窄，开始追求深一级的文化氛围，如关注城市文化和宗教文化。这是一个以“非西方”（the Rest，not theWest）为主导的“世界的中国观”时期。
公元15世纪以后，以人类的航海探险为标记，又是一个世界性文化的开放期。这一次是从西方开始的。西方开始引领潮流，东方（包括中国在内）则相对被动和处于弱势地位。透过大量关于中国的著译，翻阅长长的传教士名单，我们看到观中国者从商人、旅行者、传教士，拓展和演变至东方学家、文学家、政论家、哲学家。
到18世纪，“从西方看中国”的阶段走到了极致。一批西方也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和专门家，将关注和思考投向了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成就了“世界的中国观”史上最为壮观的时期之一。当“从西方看中国”走到了极致，“从中国看中国”的努力就愈益明显并富有成果。这一变化和发展，应该也是一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其中，孕育了“从世界看中国”的可能和现实。
“中国一旦觉醒，世界就会震动”。19世纪伊始，当落魄英雄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说这句话时，实际上道出了此时中国已与世界浑然不可分的真谛；道出了19世纪以后，中国的睡与醒对于世界的影响。于是，欺负中国昏睡者凌辱中国，害怕中国觉醒者蒙骗中国，忧虑中国昏睡者呼唤中国，看到中国将醒者研究中国。“西学东渐”和东方学的发展，是19世纪世界中国观的两大背景。它表明，世界走向中国之后，经过了从外国看中国的阶段，开始了从中国看中国的尝试。正如叔本华所说：“我们只得寄希望于将来，既然同中国人的自由交往已经建立，总有一天某位英国人会把我们在这里所论及的至今还非常可怜不完备的东西作一番精确而完整的介绍。”事实是，不是一位英国人，而是不少英国人，不仅仅是英国人，还有各个国家的人，都开始为尽可能客观和专业地观中国和表达中国观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期间，所谓“中国学”（又译作“汉学”，Sinology）的出现和发展就是明证。20世纪后期，有一大批集合在“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名头下的当代中国研究者。这些研究不仅越来越专业，也越来越“世界”，从研究人员、课题、用语到对研究结果的传播、解读，无不如此。
如果把国外中国学比作一所学校，那么，17、18世纪的中国学初创期，是外文系和新闻系式的；19世纪的中国学职业化、专业化时期，是中文系和历史系式的；到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中国学，则已是一种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哲学系式的。当然，历史和逻辑的发展只有先后，没有高下之分。与20世纪世界历史走向一致，人类对于“全球化”、“现代性”和“人”的热情讨论亦反映到了世界的中国观上，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态度和视角。
“醒客”们的中国观感
回顾2000多年来世界的中国观之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少外国人眼中，中国大体上尚属于一种“潜在的力量”。而把这种潜在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正是我们中国人的使命，是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旋律，也是我们在21世纪未竟的事业
回看这100多年，伴随着世界级别和世界范围的思潮、思想和思考经历着一次又一次大的潮起潮落或转折转向，“醒客”们的观中国和中国观都颇有推波助澜的功效。如果我们将20世纪的这些世界级“醒客”的观中国和中国观按特点、志趣大体作一分类，似乎可以从“同、异、问、题、风、流”六大块观之——
“人心同”。这一类“醒客”特别看重哲学层面的思想、存在、心理、关系等属于“人”和“人类”的终极问题。经过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荣格和马丁·布伯等的考究，中国古代的哲学和哲人们的教言成为他们站在世界范围和人类高度审视人类精神活动和心智旅程的源头，被视作建构人类思维之范式的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异”。这指的是马克斯·韦伯、施宾格勒、罗素以及一些历史学和文化学大家，以自己的方式，发掘中国之根及其蕴含的中国天然禀赋，诠释中国之教及其背后的中国式理性，解读中国之史及其透露的中国式秩序，描画中国之人及其表现出的中国文化的秉性。
“世纪问”。这一类“醒客”指向了近百多年来最具广度和深度的世纪大问题，而他们在发问和作答时，将各自的观中国和中国观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思考路径。譬如，汤因比的文明问题之东与西，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之左与右，福柯、德里达的现代性问题之前与后，哈贝马斯、吉登斯和莱斯特·布朗的生存环境问题之进与退。尽管多是郢书燕说，却绝不肤浅和牵强。
“中国题”。这一类“醒客”以弗兰克对于千年中国（前现代中国状态）的关注、杜威对百年来中国如何“育人”的纵深、萨特与波伏娃对中国发展如何“择路”的实地观察和思考为代表，包括一批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学大家对当代中国的见解和建言，纷纷回应了各种中国问题（其中，“育人”和“择路”无疑是现当代中国的最大课题），颇有当下感和在场感。他们的思考成果既是“心有灵犀”的结果，又有“他山之攻”的效用。
“中国风”。这一类“醒客”以“门外谈”的姿态，进入了一些文学艺术领域（主要是小说、诗歌和戏剧）。这些世界级大师不仅玩得转文字、讲得好故事，且懂得借风使力，拿中国说事，进而将读者引入世间的“真际”、“美域”、“德界”。
“中国流”。这一类“醒客”介绍和预期了一些曾经、正在、未来仍将被世界潮流追随、追逐和追寻的中国流风、流行和流派，如阿尔都塞、马尔罗、马斯洛等。
综览这些大师的观中国和中国观，他们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和高度，将各自释读后的中国思想和文化，与他们对于世界、时代、人类、文化的思考捏合在了一起。这种思考和捏合，难免有时代和个人的印痕，却是超越时空和国族的；它们多少有些偏颇，却常常是一种深刻的片面；其间存在不少误读，却一定不乏“想象的精彩”。如何解释这种“片面”与“深刻”、“想象”与“精彩”的同在？或许，这是对“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之信念的一种证明；或许，这体现了异质异类文化之间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一种交流；或许，这是文化传播、交流和互识的规律和功用之一。
总之，我们大可不必将这些“醒客”们的中国观感，拘谨地看作一种关于中国的学问和研究。借用维特根斯坦的概念，我们关注的不是“知识”，而是“常识”，是基于“世界图景”的常识。再借用周有光先生的一句话，“从世界看中国，而非从中国看世界。”回顾2000多年来世界的中国观之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少外国人眼中，中国大体上尚属于一种“潜在的力量”。而把这种潜在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正是我们中国人的使命，是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旋律，也是我们在21世纪未竟的事业。在这一历史任务面前，回顾和研究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国外中国观，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于世界中国观的研究，从深层的意义上来看，也是一种文化研究。东西方文化怎样互相撞击、吸引、评说、估量？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如何、作用如何？中国文化怎样与世界各类文化交互作用，并在这种交互作用下建构自身？这些文化研究中的重大课题，都可以在关于世界中国观的考查和研究中，获得一种新的视角。
现代化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概念，富国和强国也离不开软硬实力兼备。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把对世界中国观的研究，提到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的高度来认识。况且，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界上，时间与空间已远不是那么僵硬和绝对了。从当下看未来，无论是中国研究外国、外国研究中国，还是中国再研究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都已变得十分自然而迫切，又不可避免地需要更多的历史和文化自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