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权交易

随着相关法规的完善，水资源使用权和交易权将在中国全面分配。而水权交易一定程度上类似碳交易，随着相关制度的完善，除了目前参与交易的产业资本外，还可能吸引金融资金的进入。此外，通过新建水利设施置换水权的间接交易方式，能够实现工业、农业、环境的三赢，但值得注意的是，纯粹以营利为目的的直接交换水权，可能对区域产业调整产生不利影响，政府应对此进行指导。

　　2002年以来中国GDP连续保持10%以上增长的过程中，煤电油运被认为是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水也逐渐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京津唐经济区的北京、天津，珠三角经济区的深圳等城市均依赖异地供水，水资源的平衡状态相当脆弱，而华北平原地区每年开采地下水超过50亿立方米，掠夺开采形成了30多个地面沉降面积超过5万平方公里的“漏斗”区。
　　水资源日渐捉襟见肘，与自然雨水条件有直接关系，但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缺乏水权制度支撑，水往往根据地方发展需要被任意占有，而没有作为一种具有产权的资源被保护和约束。对此，“十一五规划”提出“完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行用水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制度，健全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建立国家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和水权转让制度”。
　　2007年12月水利部发布了《水量分配暂行办法》，意味着黄河水权成功改革之后，中国将全面建立和推广水权制度。根据《水量分配暂行办法》的要求，水资源将按照一定的比例在全国各个省市之间逐级分配，各个地区可以在分配水量的范围内无偿使用，如果使用水量超过分配水量，则需要向其他地区购买。《水量分配暂行办法》公布之后不久，《永定河干流水量分配方案》随即发布，划定相关山西省、河北省、北京市的取水量（表1），其中具标志意义的是，明确北京在正常情况下可以从永定河取水3亿立方米，解决了河北省和北京市在水量分配上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并为北京市将来的水权交易创造了条件。可以预见的是，包括长江、珠江、黑龙江等中国其他河流的水量配额也将确定，水将作为一种商品在同一流域的上下游进行交易，水的投资价值也将逐渐显现。

　　水权交易可促进节水、实现产业升级
　　黄河曾经是中国水量分配问题最为突出的河流，因为供水形势的倒逼，最早进行了实验性的水权改革。作为中国第二大河流，黄河承担了1.4亿人口、2.4亿亩耕地、50多个大中城市的供水，由于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从1972年到1999年的27年中，黄河下游有21年出现断流。对此，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从1999年开始对黄河实施统一水量调度，并在此基础上于2003年起草《黄河水量调度条例》，实验性地对黄河流域各个省之间进行水量初始分配。随后省级水配额向市、县等基层逐级二次分配，部分地区甚至将水权落实到户。
　　明晰产权的基础上，2004年出台的《黄河水权转换管理实施办法》为水权交易制定了规则。
　　在实践中，农业水权和工业水权之间置换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主要分两步操作，第一步，新建工业企业为了取得新增用水指标，在黄河水利委员会确定的灌区，投资农田节水改造工程，获得节约水量指标；第二步，将灌区节约的水指标置换用于工业项目。
　　十年九旱的内蒙古鄂尔多斯，通过一系列水权交换，不仅置换获得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水资源，而且兴建的水利工程提高了供水效率。黄委会每年分配给鄂尔多斯7亿立方米农业灌溉用水指标，但随着一批煤电、煤化工项目开工建设，2005年之后该市工业用水出现紧缺。其中，鄂绒集团计划新建2×30万千瓦机组每年耗水1880万立方米，需要通过水权置换获得水量配额。为此，按照黄委会和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的规划，鄂绒集团投资1.3亿元在鄂尔多斯杭锦旗沿岸建设干渠节水改造工程。此前，鄂尔多斯和中国多数农村一样，农田分散难以实现规模化耕种，而农田采水主要通过田间沟渠引水，引水过程中流失严重。鄂绒集团投资1.3亿元，一方面改造农田，将小面积、零星分散的畦田平整合成为30万亩、可以进行集中灌溉的标准化田地；另一方面，使用混凝土预制板重新铺设灌渠、排沟，新建水利网络的节水量则满足了新建电厂的用水指标，实现工业、农业、环境的三赢。
　　水权既可以推动工业化发展，也可以避免工业化的危害，随着水权的明晰和交易制度的完善，相关地区的发展思路也面临抉择。以广东省东江流域为例，广东北部山区的河源在东江的上游，其下游流经惠州、东莞、深圳、广州、香港，东江因此成为广东人民的母亲河。除了上游河源工业落后，下游城市均是工业发达城市，因而除了河源水量充沛、水质优良，下游城市均供水紧张、水质恶化。在广东省既定的工业产业转移粤北的战略规划下，河源地区为了经济发展，需要承接粤南地区的产业转移，不可避免的是，工业转移将给河源包括水在内的自然环境造成伤害。但是如果建立东江水权制度，河源的发展将不用依赖粤南的污染性工业，而只需要将水权出售给下游城市，不仅可以保全高质量的自然环境，还可以获得城市发展的资金。事实上，河源已经修建总库容达到139亿立方米、年均进水量61亿立方米的新丰江水库，并积极推动新丰江水库至珠三角地区城市管道直饮水工程，年输水量最大能够达到9亿立方米，以深圳北线饮水工程1.13元/立方米的原水价格计算，直饮水工程的年收入将超过10亿元。

　　借鉴碳交易
　　淘金水权市场
　　由于水权分配和交易制度的滞后，类似鄂绒集团的水权交易案例还屈指可数，但分析表明，水权交易和碳交易制度安排的实质是一致的，金融资本可以借鉴碳交易市场的经验和手法，淘金水权交易市场。
　　以黄河水权交易的相关规定和实践情况看，水权交易和碳交易的操作实际上是一致的，两者均是以保护环境为出发点，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进行“左手倒右手”的交易，并且都以节约能源的工程项目为中介，碳交易的基础是减排项目，而水权交易的基础是节水工程。具体而言，碳交易市场是出于控制全球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所形成的排放配额和减排气体交易的一整套体系。碳交易可以通过直接买卖排放配额或者减排项目实现，其中减排项目和水权置换同样分两步操作，第一步，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减排项目，取得核证减排量；第二步，将核证减排量出售给发达国家具有减排指标的公司（参见本刊2008年4月号《碳市场赚钱方法》）。
　　但是碳市场发展远远比水权市场成熟。从市场参与主体来看，碳市场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政府和产业资本主导了市场的运行，普遍是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达到碳排放要求，直接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减排项目，从而获得排放配额。而配额的买卖在各类碳交易所完成。在第二阶段，股权基金大量进入市场，替代政府和产业资本成为减排项目的投资商，并通过向企业出售减排配额获利。今天的碳交易市场已搭建了区域性和全球性的众多交易所平台，而金融机构、股权基金也已经完成了从配额交易中介商向减排项目投资商的角色变化，超过政府机构成为最大的投资商。
　　黄河水权置换屈指可数的案例表明，水权交易市场的发展程度，只相当于碳交易市场第一阶段的起步期。一方面，在水权置换发展相对迅速的鄂尔多斯，主要是附近水务公司、上马耗水项目的工业企业等产业资本投资节水工程，民间资本也仅仅投资一些小规模的水库、水坝等地表水蓄水工程，鲜有金融资本进入水权交易市场。
　　另一方面，纽约—泛欧交易所（NYSE Euronext）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统股票交易所均挂牌进行碳交易，再加上欧洲、加拿大、新加坡、东京等也有推出碳交易机制，碳交易市场已经形全球性交易平台，而水权交易尚缺乏类似的大规模交易所。事实上，《黄河水权转换管理实施办法》规定，黄河水权只能在同省范围内进行。实践中黄河流域更多在地级市范围建立水权交易市场，比如敦煌市建立了招标、拍卖、水管单位回购等多种交易形式的水权市场，而甘肃省武威市则通过水票将水权分配到流域31万多农户，在武威市范围内建立了以水票为基础的交易制度。
　　随着水量分配和水权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完善，可能会出现更大规模、跨省市的区域性水权交易市场，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水权置换，而具有信息优势的金融机构，可能以居间人的身份撮合交易收取中介费，或者通过股权投资、水利工程项目投资、建立产业基金等多种方式直接参与水权交易。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水的自然属性，水权交易市场相对碳交易存在一定的局限。比如，两者的发展范围有很大的区别，碳交易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任意进行，而水权交易只能在河流流域的上下游进行。

　　水权直接转换需要政府指导
　　水权完成分配之后，水权拥有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将水权转让给其他需要方，在类似鄂绒集团的水权置换案例中，通过兴建水利设施等间接水权转换方式，在耗水总量控制的情况下，提高农灌效率并实现产业升级，实现了农业、工业和水资源的三赢。但是，在将来可能实现的直接水权买卖过程中，尽管转让者拥有水权，但政府仍应该进行指导，让水资源向节能环保、农工平衡的方向流转，避免水权转让沦为一般的商品交换，甚至因为转让混乱导致产业失调。
　　澳大利亚最近就在反思水权分配制度和交易制度。首先，澳大利亚水权分配不均，1990年建立水权交易制度之前，农业在澳大利亚的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因此水权主要分配给农业，在全球日益变暖、澳大利亚持续干旱的情况下，其城市用水难以保障，为此，政府不得不于2008年5月宣布，将在未来十年内出资29亿美元从农民手中收购水权，以补充城市居民供水。
　　其次，澳大利亚在水权分配完成之后，没有对水权转让进行一定的规范，结果导致水资源向耗水高的非基础产业转移，从而影响了基础农业的生产。对于2007年底开始的全球粮食价格上涨的原因，分析普遍认为是中国、印度饮食结构变化和美国乙醇燃料计划的共同作用，但实际上还有一个难以察觉、貌似没有关联的因素—1990年以后澳大利亚水权交易制度的建立。
　　澳大利亚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后，农民将水的使用权出售给蓬勃发展的澳大利亚葡萄酒企业。数据显示，澳大利亚葡萄酒产量由1994年的5.87亿升提高到2005年的14.3亿升（图1），是同期全球葡萄酒产量增长最快的国家，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耗水量也急剧走高。为了满足葡萄酒的“饮水”，葡萄酒制造商从农民手中收购水权。在水资源向葡萄酒产业持续转移的情况下，澳洲小麦、水稻等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降低，再加上澳大利亚连续六年干旱，小麦、水稻最终在2007年大幅减产，出口减少打破了全球粮食供应平衡，推动国际粮价走高。

　　排污权交易方兴未艾
　　由于工业污水影响，太湖连续爆发大型蓝藻事故，江苏省从2008年1月1日起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此前的2007年11月，浙江嘉兴也建立了排污权交易平台。虽然都是以市场化的方式控制排污，但江苏和嘉兴实际上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交易模式。在江苏模式下，以COD（化学需氧量）为标准，排污企业需要以不同的价格（表2）向环保部门购买排污权，而嘉兴的原有企业可以无偿取得排污权，而在新建、扩建排污项目时，则需要向环保部分购买排污权。

　　对于刚刚起步的排污权交易而言，能否对排污量进行精确检测将直接决定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成败。据相关报道，江苏主要对太湖流域内无锡、常州、苏州、镇江、江苏的266家重点排污公司进行监控，而嘉兴的监控范围也仅仅为450家公司左右，不论江苏还是嘉兴，大部分中小企业并没有纳入监控范围，因此排污交易权在执行阶段还面临一定困难。■全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