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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多元时代需要更强大的民族精神——中国礼乐文化传统的现实意义
天人关系。天地化生万物，人仰赖万物而存。人与自然如何相处?人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还是自然界的一员?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万物为前提，还是应该与万物共存共荣?这类问题，在中国文化中同样属于礼的范畴。《礼记》有《月令》篇，记一年十二个月每月的天象、物候与当行之令等。其中，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禽兽生存的措施，是重要内容之一。如春天不可伐幼树、不得掏鸟窝、不得捕杀怀孕的母兽，等等。这些表达中国人理性处理天人关系的理念，都是以礼的形式被规定下来，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法则。 官民关系。如何处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在西方也属于政治学的基本课题，中国则同样属于礼的范围。儒家反对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治民之道，主张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民之道。儒家经典《周礼》一书全面展开这一理念，官政、吏治、民政、教育、市场、税收、军政、司法、营造，等等，上至官府的管理，下至民众的生计与教化，无一可以逸出于“礼”之外。 人际关系。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人只有结成群体，方能战胜严酷的自然环境，推动社会进步。但人人都有自身的利益，若人人争利，则彼此残杀即随之而起。儒家提倡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要求人们彼此尊重、互相谦让，为此而制定了一整套交际的礼仪规范，人人遵行，则社会和谐。 修身养心。从身与心两大方面不断砥砺、切磋、琢磨，成为内外兼修、身心俱佳的君子，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一个大写的人，甚至成圣成贤，成为中国人的人生目标。《礼记》说“致礼以治躬”，躬就是身，学习与履行“礼”的规范，可以使人的行为举止温文尔雅，彬彬然有君子之风;“致乐以治心”，心是一身之主，常听德音雅乐，润物细无声，可以引导人心走向和顺的境界。礼乐相将，则人人可成为君子。 礼的范围如此广大，所以钱穆先生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须礼。礼之和合范围大，故中国人极重礼。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又说，“中国政治是一个礼治主义的。倘使我们说西方政治是法治主义，最高是法律，那么中国政治最高是‘礼’，中国传统政治理想是礼治。”(《中国史学名著》) 礼乐文明的学理 在《礼记·经解》中，孔子提及用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教化民众的理念，其中说到礼教与乐教。礼与乐为何可以教民，这是一个有着很深理论底蕴，也非常高妙的治国理念。 大凡一位思想家或政治家在推出自己的学说时，总要寻找人类在心理或生理方面的共同特征。这一特征寻找得越是正确，则其学说越具有普世价值，越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儒家认为，万物“莫不有道”。 “[不]由其道，虽尧求之弗得也”(《郭店楚墓竹简·六德》)。 儒家认为，人类最大的共同点，是具有相同的人性，“四海之内，其性一也”。(《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无论地位高下、家庭贫富，人性皆同，荀子说：“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人性来自生命，生命来自天，《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中庸》将两句合并为一句：“天命之谓性”，意思一样，都是说人性与生俱来，不学而有，不教而能，谁都无法排斥，只能因势利导，因而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治理民众，必须从承认并且尊重人性这一前提出发，所以《中庸》说“率性之谓道”，遵循常人之性去治民，则庶几近于道。 “性”深藏于人的体内，一旦受到外物的刺激，便会外露为“喜怒哀乐”，转化为尽人皆知的“情”。人是一种情感极为丰富的动物，人每天从早到晚，甚至终其一生，都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人非圣贤，自己的情绪很难自发地达到处处“中正”的境地，或大喜大悲，或狂躁暴怒，或消极颓废，总之，不是太过，就是不及。如果情绪把握不好，轻则言行失当，重则引发恶性事件。治国的基础是治民，治民的要谛是在身与心两方面，在身而言，则是言谈举止是否有教养;在心而言，则是内在心态是否平和安顺。就个人修身而言，也不外乎这两者。因此，无论从政府治民的角度，还是从自我的修为而言，都是要求人人向身心双修(或者说内外兼修)的方向努力。而礼乐，正是为消除这两方面的问题提供解决之道。 礼缘情而作，是为了帮助人们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制作的行为规范，“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记·坊记》)，“礼生于情”(《郭店楚简·语丛二》)，《中庸》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一，大旨是在喜怒哀乐“未发”与“已发”之间立意，教导人们喜怒哀乐之情要得到理性的制约，要“发而皆中节”，要正确拿捏住自己的情感。 举例来说，父母亲逝世，子女内心的悲伤势必会表现在情感上，但程度不等，有两种极端的表现：一种是毫不伤心，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照样饮酒吃肉，歌舞娱乐;另一种是过度悲伤，不吃不喝，捶胸顿足，嚎啕痛哭，结果丧事尚未办完，自己就已去世。前者不孝，愧为人子，理当谴责;但后者亦未必就是，子女不能理性控制自己的情感，“以死伤生”，因为死者而伤害生者，这是死者所不希望看到的。前者属于悲情不足，后者则是悲情太过，过犹不及，都不符合礼的要求。为此，丧礼作了许多理性的措施，例如亲人刚去世的三天，子女悲痛欲绝，不吃不喝，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此后再不吃，就有性命之虞，所以丧礼规定，此时邻居一定要强迫孝子喝粥，为了家庭的未来，一定要节哀顺变;又如子女孝心不足，亲死不痛，也有解决之道。丧礼规定，亲人死，孝子要居住在简陋的倚庐(丧棚)中，身穿丧服，不得茹荤饮酒，意在时刻提示子女：自己正在丧期之中!父母生前百般慈爱，此时不应无情无义。以此把他们内心的亲情提升到应有的高度。这些安排的深意在于，降低贤者过度的哀情，提升不孝之子低陷的亲情，使两者都能及于“中“的境地，正如《礼记·丧服四制》所说：“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 人在生活中，每天要与父母、师长、上司、配偶、朋友等不同身份的人交往，人们不应该用对待父母的方式去对待朋友，也不可以用对待朋友的方式去对待尊长，既不能太谄媚，也不能太随便，要把分寸拿捏好。要做到既得体又典雅，就需要通过礼来学习与体会，习之既久，则君子风范宛然而生。 通过礼来规范自身言行，并非困难之事，难点是在对心的涵养与调适。心为一身之主，心不正，外面做的再好，也只是假象，没有实际意义。端正内心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通过读书明理，懂得“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的道理，使心归于中正;二是听德音雅乐，使心灵净化和谐。音乐生于人心。心为外物所感，就会发出感叹之声;如果觉得这样表达还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情感，就会歌咏;如果觉得这样还不足，就会手舞足蹈。人心相同，所以音乐打动人心，最快、最深、最有力，所以儒家十分重视音乐，将它用于教化。 《乐记》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记述儒家音乐理论的专著，内涵极其丰富，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将后世所谓的“音乐”划分成声、音、乐三个层次：“声”，是其中最低的层次，没有旋律、没有审美情趣，是人类生物本能的表现，但凡是有听觉器官的，不管是人还是禽兽，都能感知。“音”，是经过文饰的情感之声，它往往与歌者的言，嗟叹、咏歌、手舞、足蹈等言语、体态相配合，成为一种复杂的表达体系。《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行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但是，音有好有坏，良莠不齐。如靡靡之音，足以让人萎靡不振，沉溺不起，是亡国之音。宣扬暴力的音，则会让人疯狂，于人于国都不利。因此，对“音”要进行汰选，只有那些主题健康中正、节奏庄重舒缓、风格典雅平和、富于道德内涵的音，才配称之为“乐”，所以《乐记》说“德音之谓乐”。乐是音的最高层次，《乐记》说：“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唯有君子真正懂得乐，“故唯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吕氏春秋·大乐》)郭店楚简《语丛三》提出一个命题：“乐，服德者之所乐也。”《五行》也说：“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玉振之。”将乐与德相提并论，认为乐是有德者之乐。乐能够从根本上左右民众的心志的走向，润物细无声，于悄然之中淳化民性。因此《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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