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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尺巷”中俩宰相的故事

 虹72 2014-06-02
 
 
 
 

“六尺巷”中俩宰相的故事

 

1.安徽桐城“六尺巷”的故事

故事的第一位主人公名叫张英,祖籍江西,其先祖后来迁居到了安徽桐城。张英于1667年中二甲四名进士(全国第七名),是清康熙年间的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大学士是内阁长官,从唐朝到清朝都有此官职,任务是起草诏令与批阅奏章(有相当大的权利)。直到雍正皇帝为当时的西北战事而设立“军机处”,大学士的实际职权才有所削弱。

清朝的大学士有“三殿”和“三阁”之分。“三殿”是指:“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和“武英殿”大学士。张英是文华殿大学士,人们也称其为“宰相”,正一品。

“六尺巷”位于桐城文庙西南不远的西后街,巷南原为张英府(旧称宰相府),巷北为吴氏宅。巷子长100米,宽2米(六尺)。张英在京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时候,邻居吴氏欲侵占他家的宅边之地,家人驰书北京,要张英凭官威压一压吴氏的气焰。谁知张英却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意思很明白:退让。

家人得诗,主动退让三尺。吴氏闻之,受到震动也后退三尺,于是形成了今天著名的“六尺巷”。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此诗即是最好的证明,六尺巷的故事至今传为美谈。

据说1956年中苏两党出现分歧,毛泽东同志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还曾吟咏此诗。如今,在六尺巷立有两座刻有“礼让”和“懿德流芳”的牌坊。行走于六尺巷间,感觉有一种别样的清凉雅静,仿佛灵魂也受到了一次洗礼。

2.张英及其家族

张英治学以朱子(“程朱理学”中的朱熹)本义为宗,立论“坦易明白”,著述颇多。他为官清正廉洁,被康熙皇帝誉为“始终敬慎,有古大臣之风”;他为人又极其谦和,待同僚“善气导迎,未尝有迕”。张英在自己的书房门口题写盈联“俭勤自是持家本,和顺端为受福基”,同时,他也以言传身教来教育自己的后人。

在张英的长期熏陶之下,他的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和五儿子先后考中进士,并在朝为官。次子张廷玉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官位和业绩上都超过了乃父张英,其子弟在雍正年间曾出现一门同科三人高中的“科举未有之盛事”。因此,在桐城当地,几百年来就有“父子宰相府”、“五里四进士”、“隔河两状元”的说法。

3.张廷玉为相

张廷玉10岁能诵《尚书》、《毛诗》,28岁考中进士。他在为官、为人、治学、治事上均秉承了其父张英的思想和方法,宦海一帆风顺。54岁入阁为相,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加少保衔,兼理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的部长)、吏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和人事部的部长),充任军机大臣,并“配享太庙”。清史专家纪连海先生对他评价如下:

文思敏捷,主事干练。他聪明,富有才华,在处理事务上英名果断。

清廉谨慎,乐善好施。他身居要职数十年,始终保持了“清、忠、和、厚”的品质,侍君忠诚可靠,对待同僚及下级平易近人,并多次将皇帝赐与的金银用于资助贫困的读书人和老百姓。

正直勤勉,缄默持重。他为官正直,坚决摒除“请托行贿”之风;他的处世格言是“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因此他从不夸夸其谈,而是始终真抓实干。

此外,作为“钦命”的总裁官,张廷玉自1723年至1739年主持了《明史》的修纂工作。尽管此项工作是在黄宗羲、顾炎武、万斯同等众多前辈大家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完成的,但张廷玉主持的是最后一次修纂,并最终定稿。此次修纂史实详尽,且有许多创新和超越前人的地方,为后代的历史学家所推崇。

 

参考评析

 

中国的清代,准确地说是康乾时期的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辉煌顶点,是封建制度最成功的集大成者[2]。经过三代皇帝100多年的励精图治和修养生息(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他们始终试图通过整顿吏治、降低税赋等方式来促进“士农工商”等各行各业的发展),中国的封建社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尽管仍然潜伏着许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但人民基本能够实现安居乐业的梦想(与之前的封建王朝相比),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这个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以民生和社稷为重(孟子《离娄章句上》:“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典型人物。如此案例中的张英与张廷玉父子,此外还有山东的刘统勋和刘墉父子等人。他们对上忠于朝庭,鞠躬尽瘁;在家孝顺长辈,和睦邻里;在工作中基本做到了清正廉洁,以民为本;在生活中不断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及其子女,并时时以“君子慎独”和“格物致知”的方式来检视自己的言行,力求以自己对中国传统美德的身体力行来名垂青史,并为后人树起道德规范的楷模。应该说,如果没有他们这样一大批精英分子的共同努力,就不会有“康乾盛世”的空前辉煌。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似乎都难以避免“月满则亏”的宿命。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封建社会在康乾时期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为后来的“百年屈辱”埋下了伏笔。

公元十五世纪(当时中国的明王朝后期),葡萄牙和西班牙对海洋的探索把世界的版图联系在了一起,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拉开了帷幕。在随后的500年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等世界性大国先后崛起,各领风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大国辉煌。在大国发展的道路上,他们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侵略做法定为我们所不齿,但他们那些合理的做法又给我们以深深的启迪。

摘自:周施恩著《企业文化理论与实务》(修订第二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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