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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秉笔直书的秘书官——史佚和董狐 梅 军 国家政权出现后的夏、商两代，出现了国家编制内的秘书官职，商代后期还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综合性秘书机构“太史寮”，但是古籍中实有其名的秘书官仅有夏代末年的太史令终古。据《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书记载，太史令终古看到夏桀荒淫残暴，就拿出保管的图法档案哭着进谏,而桀不但不改,反而斥责终古多管闲事,终古知夏桀已不可救药,就带着图法档案投奔了商汤。史书记载的终古的事迹仅限于此。 史书上记载比较详细的较早的古代著名秘书官，当推西周初年的史佚和春秋时期的董狐。他们都以秉笔直书的实事求是精神为后人所称道。 “君言必录,君举必书”的史佚 根据近代学者杨伯峻先生考证，“史佚即《尚书·洛诰》之‘作册逸’，逸、佚古通。”原来史佚就是西周初年周王室的“作册史官”，即以记录国王言行和朝廷重大事件为主要职责的文字秘书(当时称“内史”)。综合《国语·晋语》、《逸周书·世浮解》、《淮南子·道应训》等典籍的记载,史佚先后为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这三代国君当过史官,由于资格老、影响大、威望高,被当时的臣民称为“四圣”之一（其他三圣是周公、召公、姜太公）《逸周书》上说他曾代天子册告皇天后土,《大戴礼记》上说他“博闻强记”, 善于对答,常侍立于天子身后,接受咨询,提示遗忘之事。 作为周王朝立国之初的主要史官，史佚对秘书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对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史佚对汉字的演变发展和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史佚对汉字和书法的贡献在古籍中多有记述，其中元代学者郑杓《衍极·书要篇》刘有定注中有一段完整的描述： 虎书、禽书、鱼书皆史佚所作。佚,文王之史,历事武王、成王。当文王时，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有兽曰驺虞，白质玄章，驯于灵囿，不践生草，于是佚错综其体而作虎书；又鸑鷟(凤凰)鸣于歧，赤爵(雀)入于户，至武王时，火流于王屋，化为乌，佚乃并牧鸟瑞而作禽书；及武王伐纣，师渡孟津,白鱼入于王舟，王取以煮,故佚又作鱼书，体鱼之首为乙，尾为丙，以纪其瑞焉。 这里说史佚模仿老虎身上的花纹创造了“虎书”，模仿凤凰、赤雀等瑞鸟的姿态创造了“禽书”，模仿鱼的形体创造了“鱼书”。这“三书”包括了地上走的、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实际上是说史佚从各种动物的形貌姿态受到启示因而激发了灵感，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书法字体，这就是大篆。明代丰坊的书法专著《书诀》中说：“大篆，周公命史佚同天下之文三体，宜书箴铭，可以出入。”按照这种说法，史佚不但创造了大篆书体，而且受周公之命用大篆统一了当时社会上各不相同的文字(“同天下之文”)。类似的说法还见于古今多种书法著述，可见史佚对古代文字演变和书法艺术的贡献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 对文字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史官，史佚并不是惟一的一位。传说中汉字的发明者就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史佚的后人周宣王的史官史籀也对此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由于大篆又称籀书，过去多有人将大篆的发明者归于史籀，但是《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后班固注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可见该书是贵族孩童的启蒙识字课本，其字为史籀所书，不能据此得出大篆的发明者是史籀的结论（课本编撰者不大会将自己发明的尚未在社会上流行的书体作为儿童识字的规范文本），可信的说法应该是史籀对推广大篆书体和普及文化知识有很大功劳，而大篆发明者则是史佚。 古代典籍中关于仓颉、史佚、史籀的传说和事迹的记载，说明在远古时代秘书曾对古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史佚完成的《史佚之志》对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不少古代典籍中都提到《史佚之志》这本书。志就是文字记录,所以“史佚之志”也就是“史佚留下的文字记录”。民国著名史学家张荫麟著《中国史纲》说：“周初有一位史佚，著过一部书，后人称为《史佚之志》。这大约是夹着论断的历史记载。春秋时有知识的人常常称引之书,可惜后来佚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史佚之志》虽已亡佚，但该书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却留了下来。在现存最早的史书《左传》和《国语》中就有许多引用史佚之言的记录，下面是其中的几条： 子桑曰：“归之而质其大子，必得大成；晋未可灭，而杀其君，只以成恶。且史佚有言曰：‘无(毋)始祸，无怙乱，无重怒’,重怒难任，陵人不祥。”(《左传·僖公15年》) 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左传·成公4年》) 叔向告之曰：“异哉！吾闻之曰：‘一姓不再兴’，今周其兴乎？其有单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动莫若静，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国语·周语》) 史佚距春秋有好几百年,他的这些名言警句被人们广泛引用,恐非“口头相传”可以解释。所以虽然以上记载中“史佚之志”只出现一次，但近代学者杨伯俊先生推测，“史佚之言恐当时人均据史佚之志也”。 古代史书上留下的“史佚之言”，内容均为精辟的治国谋政之道和为人处事之理，人们引用它们都是用来论证某种观点或说服他人接受某种主张，这些都说明史佚其人其言其书在其身后数百年时间内的巨大影响。 第三，史佚坚持“君言必录,君举必书”,为古代秘书实事求是职业道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信息服务是秘书工作的重点内容，而真实性和准确性又是信息的生命，因此秘书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作为秘书职业道德的形成,有确切事迹记载的就始于史佚。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晋世家》中记载了一个“削桐封弟”的故事: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这个故事是说：武王驾崩，成王即位，这时唐国发生了叛乱，于是周公率军灭掉了唐国。不久后的一天，成王与小弟弟叔虞在院子里做游戏，成王随手从地上捡起一片梧桐树叶，把它剪成珪（古代诸侯举行典礼时用的一种玉器）的形状，并且对叔虞说：“给你这个珪，我封你做唐国的诸侯。”站在一边的史佚听到了，就把这件事记录在案，并恭请成王选择吉日为叔虞举行封侯典礼。成王听了感到奇怪，说：“我当时是和弟弟在开玩笑呀，怎么能当真呢？”史佚严肃地说：“天子哪能随便开玩笑？大王既然说了封叔虞为唐侯，作为史官的我就要把它如实记录下来，按照规定应该举行仪式完成它，并用歌舞来庆贺这件事。”叔虞就这样被封为唐国的诸侯。 这个生动的故事反映了史佚作为朝廷史官忠于职守、一丝不苟的尽职态度，他奉行的“君言必录、君举必书”的原则，一直为后人所称道。但对他的具体做法则应做具体分析，不能盲目学习。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曾专门写了一篇《桐叶封弟辨》，文中问道：“假如成王拿了桐叶与妃嫔、太监开同样的玩笑，难道也要按这种玩笑封他们为侯吗？”我们对待古代秘书留下的文化遗产，应该学习柳宗元的批判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这样才能从古人那里汲取有益的精神营养。 “古之良史”董狐 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他是周太史辛有的后裔，因董督典籍，所以以官为姓氏。据说今山西翼城县东50里的良狐村即其故里。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当时的朝廷史官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录此事,并“示之于朝”,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灵公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说赵盾作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是未尽到职责,更何况国君是被他的族人所杀,他回来后又未法办弑君的人,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担，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当时的史官与后世大有不同。他们既典史策，又充秘书，即协助君臣执行治国的法令条文。传宣王命,记功司过是他们的具体职责，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实际就是具有褒贬臧否大权的文职大臣。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这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以礼义违合为核心的书法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抒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直笔，自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孔子赞扬他，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被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之一。文天祥在《正气歌》里也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笔的含义逐渐摆脱了以礼义违合为内容的书法局限,从董狐开始，《左传》《史记》均继承了求实的史学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具备了唯物史观的实质。这一传统为后代进步史学家弘扬发展,编著出许多堪称信史的著作，是我国史著中的精华。其开启之功，实源于晋太史董狐不畏强权、坚持原则的直书精神。 无论是史佚“削桐封弟”的故事，还是董狐的事迹，都反映了古代秘书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这一点无疑值得我们当今的秘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 （作者单位 (作者提供文本时附信说明：以上文本中关于史佚的部分,发表时有删减,而关于董狐的部分,编辑做了一点补充。如需引用,请以杂志正式发表的文本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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