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书法不隐”与司马迁的两难选择司马迁子承父职,而为西汉史官。任职后，面临着两种艰难的选择：一种选择是，要象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一样，对西汉的历史,秉笔直书，既记其长，又记其短；既记其是，又记其非，作一名为孔子所称颂的“书法不隐”的像董狐那样的“良史”；另一种选择是，象孔子撰写《春秋》一样，“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或为西汉刘氏皇帝傅粉施朱、文过饰非，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或者“为免时难”，对西汉皇帝的过失过失有所隐伏，而不要秉笔直书，即所谓“隐而不宣”。看来，司马迁在孔子的作“良史”美丽言辞的的诱惑下，选责了前者。刘向、扬雄等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然而他的这个“良史之才”，却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 众所周知，司马迁是西汉的史官。他不仅是西汉史官，而且是西汉汉武帝时期的一位史官。而千不该万不该，他的《史记》，又不应该写至汉武帝时期。甚至可以说，他根本就不应该写从汉皇刘季时起至汉武帝时止的这段西汉的历史。只写至秦朝，就应该戛然而止。因为《史记》汉史部分，对于西汉刘氏皇帝来说就是现代史。而其所撰写的同汉武帝相关的部分，又简直可以说是当代史，写起来，当然是会困难重重的。 本朝人写本朝人的历史，当代人写当代的历史，本来就是一件难事。它的困难，不在于史料的缺乏，而在于对史料的取舍；它的困难，不在于应该不应该秉笔直书，而在于敢不敢秉笔直书；它的困难，不在于能不能做到客观公正，而在于敢不敢做到客观公正；它的困难，不在于能不能揭示历史真相，而在于敢不敢揭示历史真相。况且，当时的许多历史真相，又往往被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颂声大作，所蒙蔽，所掩盖，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得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说，对于现代史家或当代史家来说，要真正做到全面、准确、客观、公正地反映本朝甚至当朝的历史真相，是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的。因为本朝人写本朝的历史，当代人写当代的历史，如果不为本朝或当朝的帝王将相傅粉施朱，高唱赞歌，而是直言不讳，既记其长，又记其短；既书其是，又书其非，就等于是批其逆鳞，挑动其杀机，必然要为自己招惹祸患。可叹，司马迁竟学习董狐一样的正直史官，其人生的悲剧，可能就发生在这里。 如果我们认真查阅一下《史记》汉史部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刘汉王朝的那些帝王，其政治形象，确实不如被孔子所包装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形象，那么完美，那么冰清玉洁！试看，司马迁笔下的汉皇刘季。他既是一位成就刘汉帝业的了不起的西汉的开国皇帝，而又是一个骗吃骗喝、箕踞骂人、“恶儒生”、“溺儒冠”，并且有时常食言自肥的痞子帝者。试看，司马迁笔下的汉文帝。他既是下诏“除收帑（孥）连坐律令”的圣明的君主，而又是一个当他发现新垣平犯了“伪诈”之罪以后，而却“夷（其）三族”的朝令而夕改的帝者。试看，司马迁笔下的汉景帝。他一方面，听从晁错之计，千方百计地削弱刘氏诸侯王国势力；另一方面，当吴王刘濞等七国诸侯，因其削弱王国势力，而起兵反叛朝廷时，而却又不敢锐身自当，竟以将晁错“斩之东市”，来推卸尽自己的责任，从而酿成千古奇冤。试看，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司马迁其《史记·平准书》中，一方面赋予患武帝“北击匈奴”、“招来东瓯”、“事两越”、“开路西南夷”、“灭朝鲜”等，以正义战争的性质；另一方面，又将汉武帝之“北击匈奴”、“招来东瓯”、“事两越”、“开路西南夷”、“灭朝鲜”，等穷兵黩武、兵连祸结、动辄“费数十百巨万”、“岁费百余巨万”，财政拮据、“县官大空”、“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战士颇不得禄焉”之历史情况，描写得淋漓尽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就难怪汉武帝要处其以宫刑了。这也算是他咎由自取吧。 据太史公自言，他是在汉武帝元封六年，继任其父司马谈太史之位，并且从此开始，以其父司马谈原有的论著为基础，而撰写《史记》的，即所谓“悉论先人所次旧闻”。看来，其间，汉武帝的确是曾经阅读过《史记》汉史部分，尤其是详细阅读过《景帝记》，并对太史公司马迁“极言其短，及武帝过”，甚为不满。于是，其便于天汉四年，便以其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为由，对其处以“下蚕蛋”，即宫刑。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进行辩解，固然有违西汉法规，但是，如果他能在其《史记》中为汉武帝之祖宗父子歌功颂德而廻护其短的话，而汉武帝也完全有可能，对他网开一面。何况，司马迁为李陵辨解，又是出于对汉武帝为李陵之兵败，而睡不安枕、渴不思饮、食不甘味，进行安慰之的目的呢！ 看来，孔子要比司马迁圆滑得多。他一方面，引诱后世史官，学习董狐，“直书而不讳”，做一名真正的“良史”。另一方面，他自己却为“免时难”，而创制了一种所谓的“春秋笔法。班固在撰写《汉书·艺文志》时，不经意间，揭露了这样的一个秘密——孔子撰写《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意思是说，孔子编篡《春秋》时，所要贬低的那些大人先生们，以及那些当世的君臣，都是一些很有权势的人，故而，只能将其不地道性为，隐伏于他的《春秋》传中，而不敢直言不讳。孔子之所以要这样做，据班固的说法，是为了避免给自己招祸惹患。可能孔子深知，那些大人先生、当世君臣们，是惹不起的。孔子如此教唆别人“书法不隐”，而他自己却是“隐而不宣”。看来，他不是一个十分地道的人。可叹！司马迁只记住了孔子的“书法不隐”，而却忘记了孔子的“隐而不宣”。 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赵盾宽宏大量，并未将他治罪，幸矣；孔子作《春秋》，“隐而不宣”，“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齐太史直书“崔杼弑庄公”，兄弟二人，惨遭杀害，惨哉！惨哉；司马迁“书法不隐”，被处宫刑，实在是悲哀呀，实在是悲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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