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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最尊重历史的，中国关于历史的文字记录之悠久、全面和真实性，也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比的。 “这从考古发现上就可以得到证实：凡是地下发现的墓藏、文物，都可以在历史书中找记载；只要书上有记载的，也往往可以在现实中寻到蛛丝马迹。这种奇迹，在世界上也只有中国才会有。而能创造这种奇迹，我国历代史家可说是功不可没。 远古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汉字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记录历史。孔子编定的《春秋》，不仅被视为中国第一部权威史书，更成为儒家思想的经典。体现了对历史事实的尊重，更表现为一种对历史自身的反省和批判。治史就是治道，明史就是明道，'史'与'道'在孔子观念中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要完全尊重已发生的历史事实和记录，一方面要通过对真实历史的呈现来完成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这一直是儒家所秉持的历史观，所以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然而，当人们在这座巨大的历史文化宝库中吸取丰富营养的时候，你可知道，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留下一部真实的历史，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遭受多少厄难？ 春秋时，齐庄公与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崔杼知道后，气愤难抑，便设计杀了庄公，改立庄公的异母弟杵臼为君，就是齐景公。崔杼也自封为相国，并且独断专行、目空一切。但他心里始终有一块心病，就是特别是担心自己弑君的罪行被史官记录在史册上，留下千古骂名。 于是他就将专管记载史事的太史找来，很和气地说道：'昏君已死，你准备怎么记录啊？我希望你写他是患病而亡。如果你按我说的意思写，以后我一定厚待你。如若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说罢，崔杼拔剑在手，杀气逼人。 齐太史抬头看了看崔杼，不慌不忙地拿起竹简，提笔而写。写罢，将竹简递给崔杼。崔杼接过竹简一看，上面竟然写着'崔杼弑其君！' 崔杼大怒，挥剑杀就死了这个不知抬举的太史，并让身边人销毁了竹简。 按当时的制度，史官是世袭的。接着，崔杼又召来太史的二弟，对他说道：'刚才你哥哥不听我的话，我已杀了他。今后，由你来接任太史之职。现在我命令你写庄公是病死的，不然，那就是你的下场。'他指着太史的尸体，面目狰狞地说。 他以为太史的二弟看见哥哥的尸体，会屈服他的淫威而听从他的命令的。可是太史二弟平静地摊开竹简，也提笔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怒不可遏，又拔剑杀了太史二弟。 之后，他又将太史的三弟召来，凶狠地说：'你两个哥哥都已经死了，难道你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如果改变写法，不但能有一活路，还可以荣华富贵。' 太史的三弟也是非常平静地回答：'按照事实秉笔直书，是史家的天职。如果我失职，还不如让我去死。杀人只能表明你的残暴，并不能达到你的目的。我不写，天下人也会写，你杀再多的人，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最后，太史的三弟依旧在竹简上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接过一看，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把太史的三弟碎尸万段，但已经杀了两个哥哥了，再杀太史家就绝户了。最终怕惹起众怒，不可收拾，只好强压怒火放了太史的三弟，并任命他为新太史。 在回家的路上，这位新任太史遇到了正抱着竹简急匆匆赶来的南史氏，就问：你这么慌张干什么去？南史氏说：'我听说你们兄弟都被杀死了，担心没人如实记载这件事，所以赶紧拿着书简赶来准备接替你们写这事儿呢。'新太史淡然一笑，说已经写了。南史氏还不放心，非让这位第三任太史把记录的竹简打开给他看，上面果然写着：'周灵王二十四年，齐庄公六年，春三月乙亥，崔杼弑齐庄公光于其府……'南史氏这才放心离去。 史官们不畏强暴，前仆后继，秉笔直书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终于将崔杼的恶行真实地记录下来，为后世留下了确凿可信的历史资料。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的传统一直流传下来，这也被历代的统治者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记录下来自己的丰功伟绩自然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但把自己不光彩的事被记录下来，'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让后人耻笑，心里就不那么是滋味了。 《史记·廉颇传》记载，在'完璧归赵'以后，秦王又与赵王在渑池相会。酒酣耳热之际，秦王故意羞辱赵王说：'我听说赵王很精通音乐，能否露一手，为大家演奏瑟呢？'赵王摄于秦国的强大，只好照办。鼓瑟之后，秦御史立刻记入史册：'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 蔺相如看了，心里不是滋味，便上前对秦王说：'我们赵王也听说秦王很喜欢秦地土乐，现在我捧上盆缶，请大王击缶，让大家也乐一乐吧！'秦王十分恼火，脸色铁青。但蔺相如始终坚持跪在地上请他击缶。看秦王仍然不肯击缶，蔺相如便怒目园睁地大声威胁说：'如果不击，在这五步之内，我蔺相如要把脖颈里的血溅在大王身上了！'秦王虽然不愿意，可被蔺相如的气势所慑，只好敲了一下缶。蔺相如立刻要赵御史记录在案：'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自古外交无小事，本来只是一场宴会，却充着刀光剑影，满尔诈我虞。看来帝王们虽然无耻，有时也很要面子的。 春秋时期，晋灵公年纪很轻就继位为国君，他不但幼稚，而且残暴，可谓乏善可陈。比如他经常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行人，以此取乐；还曾因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就把厨子杀了。 当时的国相赵盾是个忠臣，他屡次谏诤，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要杀赵盾。赵盾只得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难。这时，赵盾的留在城里的同族人赵穿就领人杀死了晋灵公，然后把赵盾请回都城，另立晋成公为国君，让赵盾继续担任国相，主持国政。 可当时的晋国的史官董狐却认为，杀死灵公的真正责任者应该是赵盾，所以就直言不讳地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见了，大吃一惊，连忙解释自己并无动手弑君啊！董狐义正言辞地说：'你身居相位，既没有走出国境，回来后也没有惩办凶手，这弑君的罪名，不是你是谁呢？' 赵盾无可奈何，长叹曰：'呜呼！《诗》中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意思是，原来《诗经》中那句：”我心里怀念祖国，反而给自己留下忧伤”，说的就是我吧？ 当权者是想留下英名，掩盖丑态，而史官们就不同了。他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好传统， '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真实地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刀架在脖子上，也要敢于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对于董狐直书一事，孔子就十分称赞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不过，孔子也称赞赵盾，说：'赵宣子(即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后来人们把直书其事的文笔，赞为'董狐之笔'。 司马迁就是这样的史学家，他作的《史记》就秉承了孔子《春秋》的精神。司马迁因替李陵被匈奴所俘说了几句好话，让汉武帝大怒，被送进监狱处以宫刑。但他并没因遭此奇耻大辱便说假话，在《史记》中司马迁对李陵事迹的记录仍是非常客观的，并没因为担心再次触怒君王，而躲避了这段史实。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史记》才成为人们研究历史的可靠依据，而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成为史家们所尊崇的历史观。 '晋之董狐，书法不隐'；'齐之南史，直书崔弑'。这是我国几千年来传为美谈的两个故事，也是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两位先驱者。 面对权势和屠刀，史官们宁可杀身成仁也不肯歪曲史实的献身精神，几千年来一直像灯塔一样，指引着后人们勇敢地去探索、追求、坚持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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